走出历史的玩偶化（3）
http://www.newdu.com 2024/10/11 04:10:59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 佚名 参加讨论
古人对百家争鸣的评价，与我们今人的评价完全相反。作为事实描述，今人用“百家争鸣”这个概念来描述百家纷争的状况，与《汉书·艺文志》等的描述是一致的，是符合当时实际的。[13]但是，作为价值评价，古今对百家争鸣的价值评价完全相反。“好恶殊方”，“处士横议”（孟子）；“是非之涂，樊然殽乱”，“皆以其有为不可加”，“多得一察焉以自好”，“以自为方”（庄子）；“好恶殊方……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班固），等等，这些评价都是贬抑的，有些评论者贬抑的程度还很重，近乎否定（如庄子、荀子、李斯、韩非）。而今人认为，百家争鸣值得称道与提倡。 让人觉得诧异的是，古今对百家争鸣的相反评价，都来自一个“争”字。在今人看来，百家争鸣是褒义的，并且这褒义落实在“争”上；但是，在古人看来，百家争鸣应该是贬义的，并且这贬义也是落实在“争”上。如果古人使用百家争鸣，那么，他们是在批评百家争鸣。是故，“百家争鸣”作为事实描述是妥贴的，但作为价值评价，对古人来说，则是贬抑的；对于今人来说，则是褒扬的。 为什么今人对百家争鸣的评价与古人如此不同呢？这得从近代学术思想的变迁中考察。 三、今人对百家争鸣的评论 晚清以前，诸子学就有兴盛的倾向，但是，这与晚清以降的诸子学复兴是不一样的。晚清以前诸子学之兴，研究者的价值观念仍是传统的，其范式也是在传统学术框架内的注疏考据，以子证经的倾向很明显；并且，儒学仍然独尊。直到张之洞时代，还有许多人仅仅把诸子学当作儒家的一个补充。张之洞就说：“读子为通经……子有益于经者三：一证佐事实；一证补诸经伪文、佚文；一兼通古训古音韵。”[14]俞樾也说：“圣人之道具在于经，而周秦两汉诸子之书，亦各有所得。虽以申韩之刻薄，庄列之怪诞，要各本其心之所独得者，而著之书，非如后人剽窃陈言，一倡百和者也。且其书往往可以考证经义，不必称引其文，而古言古义居然可见。”[15]俞樾对诸子虽有肯定，但仍将之视作经学之补充。 晚清以降，诸子学有两个巨变：一是新价值观念的树立，二是扬诸子抑儒学。前者直接影响后者。正是这两个巨变引发了对百家争鸣的重评。 （一）新价值观念的树立 今人是如何评价百家争鸣的呢？讨论这个问题，需要首先考察一个前提性的问题：今人为什么要重评百家争鸣？这是因为近代以降，国人树立了新价值观念，再以此种观念为标准，重估百家争鸣。关于新价值观念的树立，这里不作详细讨论，只作宏观叙述。 对百家争鸣评价的翻转，与国家情势的变化以及时人对国势衰微原因的认识密切相关。 本文第一节已经概述了，近代以降，国人对国家衰败原因的追问分了三个阶段，从经济（尤其是科技）进展到政治，最终落实在文化上，形成“反古逻辑”，并掀起了反古思潮。 中国文化落后表现在方方面面，其中，国人认为，西方社会强调自由、平等等，这些价值观念有利于开启民智，实现富强，而中国自强秦以来，系专制制度，言论不自由、地位不平等（等级制）、人性不解放（禁锢人性），致使民智愚钝而国家贫弱。此如梁启超所言：“平等与自由，为近世欧洲政论界最有价值之两大产物。中国在数千年专制政体之下，宜若与此两义者绝相远。”[16]确立了这些价值观念，人们就以之重新审视历史，导致的一个结果是对秦汉以来历史的贬抑。但是，国人又不愿意完全否定历史，希望在历史中寻找复兴中华民族的思想资源。人们发现，百家争鸣时期的状况很有点“自由”、“平等”与“民主”，很利于开启民智，于是，人们开始为百家争鸣翻案，重新评价百家争鸣。 因此，在重评历史之前，人们树立了自由、平等等新的也即来自于西方的现代价值观念，而这些观念就构成历史的目的，符合这些目的（即向这些目的演进）的历史片段就受到表彰，就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支持当下生活的思想资源；反之，则受到批评。在时间上，新观念的确立与对百家争鸣的重评是相应的。十九世纪前期、中期的学者（如魏源、陈澧、曾国藩等），对诸子学的研究，汉学宋学方法并用，不仅有考据，也重视发掘其义理，但他们对义理的发掘，不是以西学为参照的。而十九世纪后期的学者（如俞樾、孙诒让等），沿袭乾嘉学派的做法，对诸子学的研究，更注重考据，而弱于义理。刘师培说：“近世巨儒稍稍治诸子书，大抵甄明诂故，掇拾丛残，乃诸子之考证学而非诸子之义理学也。”[17]这种诸子学研究介于传统与近代之间。[18]而对百家争鸣的评价的真正转向是在甲午战争之后，因为此时新观念才得以确立。 不过，有一疑问值得探讨：为什么不能把秦汉之后受儒学主导的历史以及学术状况视作自由、平等的呢？答曰：因为如果把此段历史讲得太好，无法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建立协调的关系。如果秦汉后中国社会就是自由的、平等的，并且自由、平等等价值观念可以促进富强，那么，中国为什么仍然贫弱呢？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把现实责任归咎于秦汉以来的主流历史与主流思想，贬抑之（此即反传统），同时表彰非主流历史（或异端思想）。于是，诸子学（不含孔孟）就在新观念之下勃兴。与诸子学之兴相伴的，则是儒学地位之跌落。[19]这种跌落主要不是研究儒学的人少了，而是人们对儒学的评价降低了。 （二）甲午战后至新文化运动之前对百家争鸣的评价 甲午战争后，国难益加深重，在寻找解决危机的思想资源时，国人对主流学术日渐失望，于是，他们把目光逐步投向了诸子百家。 梁启超非常欣赏墨子。他说：“墨子之政术，民约论派之政术也。泰西民约主义，起于霍布士，盛于 陆克 ，而大成于卢梭，墨子之说，则视霍布士为优，而精密不逮陆、卢二氏。”从梁启超的评论中，我们可以看出，他首先确立的是民约主义的价值标准，然后认为墨子符合此标准，于是表彰墨子。梁启超说：“今欲救亡，厥惟墨学，惟无学别墨而学真墨”，[20]这显然是把墨学视作救国良方。从古代经典中寻找思想资源以救国，是近代以降的常见做法。但是，国人需要的思想资源并非直接来自古代，而是来自西方，然后在古典中寻找与西方观念相似的思想。“梁启超最先采用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治墨学”，[21]这就是以西方观念为价值标准来研究、衡量古典。其实，在梁启超以前，孙诒让就开始用西方观念研究墨子了，他把《墨子》的《经上》与《经下》的某些内容比附成西方的光学、重学，并产生了“‘端’即西法所谓点也。‘体之无序’即西法所谓线也”这类说法。[22]但是，这是将墨子与西方科学相比附，而不是与西方的社会科学相比附。这种比附对象的变化很有意思。当国人认为中国只是在科学上逊于西方时，就用古典与科学相比附；当国人认为中国在政治、文化方面也逊于西方时，就用古典与西方政治、文化理论相比附。其实，这些做法都是用古典与国人所认可的西方先进文化相比附。这种比附的前提是，首先确立西方观念的合法性与先进性（或优越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