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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和“新儒学”(5)


    四、“新儒学”非原儒学
    人们将“董学”称为“新儒学”,盖与班固所言董仲舒“推明孔氏”有关,但是,当某种学说一旦被冠之于“新”的桂冠时,那只能意味着这种学说已经不便归属于原有的相关学说了。只要回看一番中外古今的学术文化史,就不难看清楚这一点。且不说其它,即以当今世界标榜“新马克思主义”的各种理论、学说而言,就很难从其中找到有一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有的实不过为列宁说的是“被逼得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的“马克思主义的敌人”而已。
    董仲舒所精心炮制的一套以“天人感应”、阴阳五行和“三统”(黑统、白统、赤统)循环等学说为其理论基础,以“君权神授”和“三纲五常”为核心的,驳杂而又系统化、理论化的“君学”体系,由于毕竟迎合了统治者维护和加强君王专制的需要,所以,尽管两千多年时有沉浮,但总起来说成为维护和加强君王家天下专制的重要的理论基础。
    尽管“新儒学”的称谓对“董学”并不确切,也并非原来的儒学,但既然已经成为史实,矫正也难,所以愚认为没有必要再在这方面作文章,而关键的倒是弄清它的本质:“新儒学”“新”就新在,不仅与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学根本不同,而且与以荀子等为代表的儒学也大相径庭;“新”就新在完全失去了先秦儒学先立论,然后游说统治者实行的探疑求真的学术指向,而蜕变成为迎合统治者的政治需要,绞尽脑汁地编造理论的所谓“君学”。董仲舒不愧为“杰出的理论家”,不过他的理论只是为专制君王服务而已。而中国的专制统治在他之后之所以得以一直延续两千多年,正是得益于董仲舒这样的“杰出的理论家”地不断涌现。
    五、围绕“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疑案重重
    围绕“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说,疑案重重。上面所涉及的董仲舒的学说是否属于“儒术”?董仲舒的“儒术”与“儒学”是否可以等量齐观?董仲舒到底属于何“家”?长期以来把董仲舒称为“新儒家”是否妥当等等问题,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至今都在争论。鉴于董仲舒的主要著作《春秋繁露》被学界公认为后人敷衍、修改过,而对《汉书?董仲舒传》也存在争议。因此,愚认为,在相关的史料和文献尚未厘定前,各持己见的争论不可能解决根本问题,摆在学界的关键任务是,先弄清和厘定相关的史料和文献。
    至于其它问题,诸如把用以诠释《五经》的今、古文经学,统统纳入“新儒学”之列,譬如《史记》、《汉书》和《后汉书》的《儒林传》就都是这样的,就更经不起推敲了。所以,愚认为,从董仲舒肇始的“新儒学”实际上不过是囊括所有学术的整个国学的代名词而已。也许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翻阅董仲舒以后的中国学术文化史时,“新”字渐渐被取消,剩下的“儒学”二字,可以说囊括百学,简直像个盛杂货的筐子一样,任凭人们随便装入和称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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