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精神、新启蒙与文学(6)
http://www.newdu.com 2024/10/11 08:10:35 国学文化 佚名 参加讨论
| 近两年来不少作品重新闪射出批判的光芒，在各类品种中以写商海与宦海的“二海”小说相当突出。前者如周大新的《向上的台阶》，写了一个叫寥怀宝的人从乡文书竟然登上副专员的高台阶，在一个不算长的中篇小说里，将“官本位”社会的登龙术揭露得如此淋漓尽致。作者的“创作谈”令人深思，谈他在泰山冯玉祥将军墓前看到一个小孩吃力地爬向陵前一级级台阶，“我忽然意识到，这幅图景就是人生的绝妙象征：人艰难地爬完长长的一溜台阶之后，见到的却是一座坟墓，是死亡”。这就是作者所以写《向上的台阶》的最初“灵感”与“契机”，小说从批判中寓示，凭借“女人”、“裙带”之类关系与手腕，即使他的官阶爬得更高，等待的不是辉煌而是“坟墓”。至于表现商海的小说那就举不胜举了，笔者去年发表的《走出地平线的新经济小说》曾谈到，这类小说不再眷恋改革与保守的政治模式，而是从日常经济活动展示故事；描写人物也不多是政治观念与权势相争的冲突，而是从经济关系从金钱利益揭示人际关系的亲疏、恩怨与离合，甚至血缘家族以至性爱关系也都浸泡在经济利益冰水之中，动机、行为，这一切无不围绕着金钱这个魔方而旋转。正如恩格斯所说的从这些作品所写的“经济细节方面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如《商界》《单身贵族》《梦醒时分》《落魂天》等，在那经济细节那人物故事批判中含纳着人文的几许蕴味。又如《龙山吟》，作者李肇正是文学新手，但描述的香港董老板在困苦的龙山乡兴办水泥厂时，他与当年插队的知青朋友初恋情人之间，金钱物欲与道德人格之间的冲突，折射出一种相当强烈的震撼力。再如张欣的近作《岁月无敌》所叙述的千姿与晓菲两个年轻女演员人生与艺术截然相反的道路，很有启示性。它凝聚着近些年商品经济与文化艺术、物欲与精神操守种种冲突的一个缩影。张欣长于写新都市市民与弄潮商海的形形色色，《伴你到黎明》《首席》等小说真切地绘制了商潮泛浮而起的众生相，在咀嚼人生苦涩与命运无常中给予几许真诚几许无奈。《岁月无敌》不同了，它写了母女情长与人间温馨，但透出更多的冷峻。晓菲唱歌名日艺术，不如说是傍大款的一种消闲，肉体与灵魂全卖给了金钱。千姿是张欣过去小说所没有的形象，这是一个在商海冲荡之中懂得拒绝诱惑拒绝媚俗，用真诚与良知追求艺术的人。千姿与晓菲在双双对比中强化了批判力，小说展示的不仅仅是一个演员也是人之为人的生存价值。 第三，人与自然关系，原是人文主义要旨之一，可是在这场人文讨论中却完全忽略了人之赖以生存的、日趋恶化的自然生态环境问题。文学作为人学是由两大方面结构而成的，一方面揭示人际关系；一方面还要探求人与大自然的关系。对于后者，由于长期“阶级斗争为纲”控制文学而被忽略了。即使有的作品写人与自然的关系，但在与天斗、与地斗其乐无穷之中，人与自然理应相互依存、彼此和谐的关系却被扭曲了。随同世界与中国生态环境的险象环生，有些作家开始注意环境文学，运用各种艺术样式表达了对自然环境的忧虑，蒋子龙的《水中的黄昏》、张扬的《消息不宜披露》、陈建功的《放生》以及哲夫的《黑雪》等，都是近几年出现的好作品。像《黑雪》发生的那样极端事件，意在警示人类对大自然无节制的残酷掠夺，必遭大自然的残酷报复。传统哲学以“人类中心论”散播“人是自然的法则”，人类任意摆布自然而作为自我的恣肆享乐。然而在土地、大气与水严重污染面前，不得不认识到中国古人早已道出的“天人合一”的真谛。人与自然如此重要的命题未能进入人文精神讨论的视野，在强调终极关怀时却对当下生存环境不屑一顾，不能不说是一大失误，也表明环境意识的启蒙如此迫不及待。强化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与环境文学，关键在于思维的变革。环境文学不是简单的一种题材、一个品种的问题，它是文学思维的一场深刻的革命。现代哲学的使命是研究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我的三大关系，环境文学必须上升到哲学层次而绝非某一特定空间或行当(如乡土文学、明星文学之类)所能框定的。它审视的对象是整个人类与大自然，作家所拥抱的对象是整个地球与人间寰宇。环境文学不仅仅面对当下，而是关怀人类生死存亡的命运。自然观是人类根本性的价值观，如果说文学的历史上对社会制度、宗教、人的尊严与权力有过这样与那样的启蒙，那么，面对生态环境危机，当代中国文学需要承担人与自然关系的启蒙，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环境文学则属于未来的文学。 文章写到结尾时又想起一点意思。人文主义本是吸纳多元、兼容并包、博大宏放的精神，但这场讨论似陷于某种褊狭。由于市场经济社会的多元复杂性与文学的多样范式，这次人文启蒙再也不可能像新时期第一个文学启蒙潮那样有“拨乱反正”的一统性。这次文学启蒙将在人生价值、创作意识与艺术样式的多元多样中互补与提升。从创作意识说，人文精神反对庸俗追求崇高，但如何抵抗庸俗表达崇高不是单一而应允许多元的价值取向，不必强求划一。精英所理想的崇高固然美好，但也要容纳平民务实的崇高、宗教虔诚的崇高、“少共情结”的崇高、仰奉回归自然的崇高，等等，它的某一侧面或许偏激与偏颇，但都是以崇高对抗轻义重利与腐败铜臭味。又如，在当下生存状态与终极关怀两个端极下，思索物欲与精神、生与死、灵与肉的关系时，既有彼岸的文化关怀又可此岸生存境域的透示，既以人文理想观照当下生存，又应允许透示生存的迷惘、失落、无奈与焦灼。在这眼花缭乱的新旧蜕变时刻，不能苛求文学家的世界观、人生态度与审美追求全部真理在握，他们也在反思与调整中行进，所以不必非此即彼而排斥多元。况且，从外国的托尔斯泰、卡夫卡到中国当今文坛的巴金等，他们都在信仰、理想、追求的多种冲突中喷射爱与憎、批判与赞美的火焰，作家“想的只是一个问题：怎样让人生活得更美好”(巴金语)。 当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已经看到了《上海文学》最近发表的“编者的话”。两年前是他们提出人文精神的话题，现在又明白表示对这一话题的“告别”。两年之久的大讨论中，自知对此无知与浅陋，不敢答应编辑朋友的约稿。像我这样置身事外的人，对于“告别”应该说并无留恋或固执的意思。可是不知为什么，却有“功亏一篑”的一种惋惜感。现在尽管对这场讨论颇有尖锐的批评，但讨论自身问题归讨论，不必因此而否定人文精神这一时代性的话题，所以冒昧写下自己近期阅读的几点想法。米兰•昆德拉说过，文学探索的“基本问题：人类的生存是什么？”文学倘若丢掉人类生存意义的质疑，我真要怀疑，文学存在的意义是什么。而我相信弗兰克尔的一句话，良心是人的“意义器官”，只有人才有追求“意义的意志”。作为人学的文学，为人的生存意义上下而求索，难道不是题中之义吗?作为一场讨论，总有一天会结束的，但是弘扬人文精神与新启蒙这一时代使命却是任重而道远的。在这大转折的时代，文学尤为需要人文精神的“守望者”与殉道者。18世纪末到19世纪的德国，在专制政治下到处是粗俗与利己主义，被认为是一个“在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都烂透了”，可是在人文领域屹立起既有马克思恩格斯，又有康德、费希特、黑格尔、歌德、席勒、贝多芬等这一大批杰出学者与文化巨人，唤起德意志民族精神，从坡谷中超拔出来。何况我们中华民族在今天，经济强盛民族崛起，在人文启蒙涌动中，这，正是一个铸造巨人诞生巨著的时代。(张韧)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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