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观 (4)
http://www.newdu.com 2024/10/11 10:10:17 哲学网 佚名 参加讨论
| 人类的这种选择能力支持着伯林的自由概念，伯林把这种自由叫做“基本自由”（康德将之称为“任意”），并认为它构成了“否定的自由”和“肯定的自由”的共同基础。在这里，伯林的意思是，否定的自由——在经验主义传统中，通常把它理解为在一个人根据自己实际的或潜在的愿望进行活动时没有受到别人的干涉——以在两者不可兼得只能从中择一的情势下的选择能力为先决条件。动物在干它想干的某件事情时也会由于它天性中的某种强制因素而受到阻碍，或受到（人的）有意识的阻碍，但除非动物能够设想这种只能在不可兼得的两者中择一的情势并进行某种有意义的选择，就不能说它具有或缺乏伯林所意味的这种否定的自由。所以，否定的自由不是霍布斯的那种“免受妨碍的动机”，也不是边沁（Benthanm）设想的那种不受阻碍地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而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在对伯林的批评中，就把否定的自由与上述情况当作是一回事。否定的自由就是在两者不可兼得的情势下的选择或不受别人妨碍的选择权利。动物不具有这种自由，至少在关于动物能力的传统看法的意义上说动物不具有这种自由，就是对于在两者不可兼得的情势下进行活动但是并没有认识到这种情势也没有理解自己的选择权的人来说，比如《勇敢的新世界》中的大多数居民，他们也是不具有这种自由的。这就是说，伯林的“基本自由”的概念作为一种有效的选择权并不是经验主义所理解的那种根据自己实际或潜在的愿望进行活动而不受别人干涉的自由概念。按照伯林的意见，如果一个人既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愿望，也不能评价这些愿望或考虑这些愿望，他必然缺乏这种基本自由。如果这个人缺乏在两者不可兼得的情势下进行选择的能力，他也不具备否定的自由；他甚至不配享受这种否定的自由。 显而易见的是，如果伯林所理解的这种否定的自由以两者不可兼得的情势下的选择能力为前提，它与肯定的自由就具有共同的基础。与否定的自由是免于别人干涉的自由不同，肯定的自由是自主的自由，是理性地控制自己生活的自由。如同否定的自由一样，随着选择能力的减小或削弱，肯定的自由也被减小或削弱了，不过是在不同的方面被减小或削弱。一个人在两者不可兼得的情势下的选择可能受到其他的妨碍而不能按自己的意愿去行动，这可能是由于某种否定的因素，比如缺乏知识、金钱或别的资源，也可能是由于这个人自身的某种因素使他不能如实地认识或理解这种选择情势，或者，虽然如实地认识了这种选择情势但却不能进行选择。像恐惧或神经质的压抑这种条件就可能终止一个人的选择自由，甚至使他无法意识到自己的这种处境，或者一个人被某种荒谬的但又十分强烈的焦虑所控制以至无法进行选择活动。在这些情况下，一个人的选择能力就从他自身内部被破坏或遭到损坏。一个人可能拥有相当的否定的自由，然而，由于他缺乏在两者只能择一的情势下的选择能力（并不是别人剥夺了他的这种能力），因此他就处于极端的肯定的不自由状态。这两种形式的不自由，即否定的不自由和肯定的不自由的共同之处，就是选择能力的受到限制或遭到剥夺。 这里必须指出，对于伯林的观点有一些普遍的误解，这是应该予以消除的。伯林并没有追随五十年代牛津语言哲学的传统，对自由这个词提出语言学分析、语义学分析或概念的分析。他的哲学方法论观点使他根本就反对那种认为通过对词的用法的分析能够解决哲学难题的看法；在伯林看来，哲学的问题主要不是一个语言学问题。在论证存在一些真正的哲学问题但它们既不是经验的也不是形式的这个论题的时候，伯林曾对他的观点作过经典的表述，他写道：“显然，在对价值概念的分析中所出现的不同意见，不是像通常认为的那样是语言用法上的歧义性，而是具有着深刻的根源，因为对于一些概念，比如说正义、公平或自由，有神论者和无神论者，基督教徒和机械决定论者，黑格尔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浪漫的非理性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的理解就是根本不同的。同样显然的是，这些差别，至少从直接印象上说，既不是逻辑的差别也不是经验的差别，而常常是不可调和的哲学之间的差别。”伯林在《政治理论还能继续存在吗？》这篇具有创新性的论文中提出的这个论断，使他的哲学方法论不仅与实证主义者而且与语言哲学家如奥斯汀（J．L·Austin）区别了开来。伯林还有一些其他的论述，这些都表明，在伯林看来，老是关注词的意义的哲学并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 伯林的意思并不是说自由只是“否定的自由”，即一个人在实际的和可能的选择活动中不受别人的干涉，也不是说只有否定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或只有否定的自由才是有价值的自由。他的意思是，这两种自由——也可以说，按照罗尔斯的说法，这两个概念——指的是同一件事情。伯林强调指出：“肯定的自由和否定的自由都是完全正确的概念”，“肯定的自由……是公平的生活方式的一个必要条件”。”在他早期的观点中，他就相信，这两个概念“在逻辑上并不是彼此排斥的，即只能用否定的自由或者只能用肯定的自由来说明同一件事情”。然而，他继续说道：“肯定的自由概念和否定的自由概念在历史上的发展并不总是按照逻辑规范的步骤沿着背道而驰的方向进行，直到最后出现彼此间的直接冲突”。“相应地，按照伯林的观点，否定的不自由和肯定的不自由也具有相同的基础，这就是选择能力的削弱。这两个概念都体现了有效的自由概念，或者，换句话说，体现了康德所说的“任意”即基本自由的不同方面或不同维度。从历史的观点看，这两种自由的观念都得到了如此程度的发展，以至它们代表着不同的价值、不同的善或不同的条件；这些价值不仅是不同的，事实上它们还经常是相互竞争的。 由于伯林坚持这是两种有区别的经常冲突的自由概念，这就拆穿了下述的批评的虚假性：有人批评说，伯林是根据人们谈话中对自由这个词的概念分析才区分出肯定的自由和否定的自由的，因此肯定的自由和否定的自由的区别只是语义学上的区别。迈克卡伦（McCallum）就持这种观点，在他看来，自由是一种三位一体的关系，所以无论是肯定的自由概念还是否定的自由概念都能适合这种关系；而费恩伯格（Feinberg）则把自由看作是一个四位一体的概念，并指出存在四种对行动的强制因素：外在的，内在的，肯定的和否定的。伯林明确反对迈克卡伦的观点，认为自由的基本含义只能是二分体的而不是三位一体的，因为一个人可以希望不要任何强制但同时却没有实际采取任何具体的行动；所以，迈克卡伦为了分析对自由的用法而提出的规范的先验图式——主体a是自由的是因为他排除了强制力量大实施了行动C——就没有抓住自由观念的最基本的根据即拒绝任何别的强加的约束。伯林更反对费恩伯格四位一体的先验图式，认为它太冗长太浮泛，以至把一些并非是导致不自由的因素如头痛和残废都当作是对自由的限制。换句话说，费恩伯格图式的问题在于它把对人的行为有限制作用的任何善和恶都纳入到对自由用法的分析中。这是一个太过随意的图式，同时也违反了比斯浩坡·巴特勒（Bishop Butler）的名言（这名言是伯林经常引用的）“事物和行为就是其本来所是的那个样子，它们的结果将是其会是的那个样子，那么，为什么我们还会被欺骗呢？”费恩伯格的图式连同他的分析的实际结果，就是把作为一种独特的政治价值的自由给消解了。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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