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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体与达用:二程实学思想刍议(3)

注释:
    [1] 其中有代表性的中文著作有:陈鼓应、辛冠洁、葛荣晋主编,《明清实学思潮史》(三卷本),齐鲁书社,1989;葛荣晋主编:《中日实学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葛荣晋主编:《中国实学思想史》(三卷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李苏平等著:《中国、日本、朝鲜实学比较》,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等等。
    [2] 葛荣晋:《中国实学导论》,载葛荣晋主编:《中日实学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第3页。
    [3] 如《中日实学史研究》中所收的一篇日本学者远籐正治之《日本本草学研究之发展》一文(页301),显然属于自然科学领域里的东西。如果将诸如此类实用的或有实际对象的学问都冠之以儒学中的“实学”之名,那么凡涉及科技史上的一切成就也当为“实学”之一部分,如果是这样的话,恐怕中国实学史必须从头写过。
    [4] 《论语•宪问》。
    [5] “实学”一词见诸典籍最早的是东汉王充的《论衡》。该书《非韩》篇中有一句:“以儒名而俗行,以实学而伪说。”此王充述韩非对俗儒之批评语。在这里“实学”一词虽只是泛说,从学术史的角度来说并无特定内涵,但值得注意的是:这里以“伪说”与“实学”对举,它既意味着一种批评,即批评一种非“实”的、“虚”的、“伪”的学问,同时以己之“实”来证明自己的正当性。也就是说,“实学”这一概念的提出,它内在的即预设了一个“虚”的、“伪”的学问作为参照系,而这一特点可以说是后来所有标榜为“实学”者的共同特征。
    [6] 朱汉民:《宋学的文化诠释》,载《经学今诠三编》(《中国哲学》第二十四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第546页。
    [7] 《二程遗书》(后引此均简称《遗书》),卷十八。
    [8] 《上仁宗皇帝书》,《二程文集》(后引此均简称《文集》),卷五。
    [9] 《遗书》,卷二上。
    [10] 《遗书》,卷一。
    [11] 《为家君作试汉州学策问三首》,《文集》卷八。
    [12] 《遗书》,卷六。
    [13] 《二程外书》(后引此均简称《外书》),卷十二。
    [14] 清代考据学兴,遂专有谓考据实证之学为“实学”者,但对于二程而言,这恰恰由于迷失在烦琐的考证之中而不能把握圣人之道,反而是“空言无用”之学而不能称为“实学”。
    [15] 《遗书》卷十五。
    [16] 明清之际“实学”的著名代表人物顾炎武曾提出一个著名的命题:“理学,经学也”。(《与施愚山书》,《亭林文集》卷三)有学者即认为顾氏之说源于二程“由经明理”之说,见蔡方鹿:《程颢程颐与中国文化》,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页158。但在笔者看来,这两大命题所侧重的其实有着重大区别,二程试图把经学纳入理学系统中,而顾氏则试图将理学还原为经学。
    [17] 《上蔡语录》卷一记载明道语说:“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外书》卷十二)
    [18] 如明道说:“其理则谓之道”,(《遗书》卷一)又说,“有道有理,天人一也,更不分别。”(《遗书》二上)道和理在理学的传统中基本上说是可以互相替代的,对于理学来说,基本上是以理来训道,不过二者也略有区别,如南宋陈北溪对“道”与“理”两词曾作过如下分疏:“道与理大概只是一件物,然析为二字亦须有分别……道字较宽,理字较实,理有确然不易底意。故万古通行者,道也;万古不易者,理也。”(《北溪字义》)
    [19] 《遗书》,卷二上。
    [20] 《遗书》,卷四。
    [21] 《遗书》,卷二上。
    [22] 《遗书》,卷十三。
    [23] 《遗书》,卷十一。
    [24] 《遗书》,卷二上。
    [25] 《遗书》,卷二上。
    [26] 《遗书》,卷一。
    [27] 《遗书》,卷十八。
    [28] 朱汉民先生亦曾注意到了理学家心性工夫的“实学”特征,参见氏著:《宋学的文化诠释》,载《经学今诠三编》,第554-555页。
    [29] 朱汉民:《宋学的文化诠释》,载《经学今诠三编》,第547页。
    [30] 如《遗书》多记二程对西夏用兵之评论(卷二下),对王安石新法及新旧两党之争的评论等(卷二上),而《遗书》卷十中犹多对时政之议论。
    [31] 《遗书》卷十。
    [32]《文集》卷一。
    [33] 《文集》卷五。其中《上仁宗皇帝书》是以伊川本人名义写的,另外上英宗、神宗诸书均是代其父程珦及代吕公著、彭思永及富弼等人作。
    [34] 二程兄弟中,小程伊川除了短暂担任皇帝的待讲外,并没有机会实现其政治抱负。大程明道亦不能为时君所用,只曾担任过一些低级的地方官吏。但明道为官,治民有方,政声卓著,俱见于伊川所著的《明道先生行状》(《文集》卷十一)与《遗书》附录的《门人朋友叙述并序》中。其为政,“必使境内之民,凶年饥岁免一死亡,饱食逸居有礼义之训,然后为尽”。(《外书》卷十二)这完全是与孔孟的社会政治主张一脉相承的,而他又能将之付诸于现实的政治实践,故清代杨希闵在其《程纯公年谱》的序中说明道“上元、晋城、扶沟之治,不愧古之循吏”,这一评价是相当高的。
    [35] 《遗书》,卷十四。
    [36] 《下山偶成》,《文集》卷三。
    [37] 《和邵尧夫打乖诗》,《文集》卷三。
    [38] 《遗书》卷二二。
    [39] 《遗书》卷四。
    [40] 《遗书》卷十八。
    [41] 《遗书》卷二上。
    [42] 《遗书》卷十八。
    [43] 《遗书》卷二五。
    [44] 《诗•小序》称:“《关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风”。《关雎》者,《风》之始,“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成风俗”。(《诗序•关雎》)“《麟之趾》,《关雎》之应也”。(《诗序•麟之趾》)故《关雎》、《麟趾》之意,即以王者之风教化天下。
    [45] 《论王霸劄子》,《文集》卷一。
    [46]《论王霸劄子》,《文集》卷一。
    [47]《外书》卷七(胡氏本拾遗),
    [48] 《再上疏》,《文集》卷一(明道先生文一)。
    [49] 诸如陈傅良“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之说可为其代表。(此陈傅良述陈亮之学语,见《宋元学案•龙川学案》)。
    [50] 从伊川对董仲舒的评价中也可看出这一点:“董仲舒曰:‘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此董子所以度越诸子。”(《遗书》卷二五)。
    [51] 如朱子《中庸章句》的开篇即称《中庸》一书,“‘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其味无穷,皆实学也。”《朱子文集》、《语类》中“实学”之词屡有出现,此不一一列举。又如张拭说:“圣门实学,贵于践履”。(《论语解》,《南轩全集》卷四)。陆象山弟子包恢作《三陆先生祠堂记》中,亦称象山之学为“孟子之实学”。(《象山全集》,卷三六)
    [52] 对此何柄松先生《浙东学派溯源》一书考之甚详。见何柄松:《浙东学派溯源》,商务印书馆,1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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