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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伦理本位”的自由观(4)

四、一点启示
    严复对西方个体本位文化的认识,有一个与时俱进的过程。一是随着他比较西方各种自由民权理论而不断深化并有所选择,正如黄克武所言:“严复对于天赋自由的批判大约是1902年左右他阅读赫胥黎对卢骚‘民生而自由’的驳斥之后才确立的。”[2](P286,注释60)二是随着他观察西方文明的进程而不断深思并有所取舍,比如他通过“一战”进一步认识西方文明自由贸易、掠夺、殖民与扩张的本质。三是反观西方文化引入中国之后的各种迹象,反思西方文化对中华文明的实践作用,比如他在1895年的《救亡决论》中,谈的是必须向西方学习格致之学:“富强之基,本诸格致。不本格致,将无所往而不荒虚,所谓‘蒸砂千载,成饭无期’者矣!”[4](P43)然在1920年写给熊纯如的信中,他却又针对辛亥后盲目引进西方政治体制所造成的中国政局混乱,再次引用了“蒸砂”之典:“自靳阁成立,报端日说之事,不是南北统一,便是国民大会、废督、裁兵各等语,其实细而观之,皆成戏论,徒借政客与不用功学生,腾口叫嚣而已。所谓蒸砂作饭,救饥无日者也。”[4](P711)四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经验与阅历的丰富,不断反思自己在包括自由在内的中西文化比较与抉择上的问题,扬弃了许多为一般学人所抱定的新的观念或西方的结论,既不唯西,也不唯中,更不唯己。用他自己的话说:“不得立为死法”[4](P1296),“惟自历史中求之而已”[4](P1282)。所以在人们尚不了解西方文化之时,他踏踏实实译出《严译世界名著八种》,其数量特别是质量,为今人所莫及;在人们将他推举为“引介西方文化第一人”时,他却开始反思西方文明中“为恶”的一面,寻找包括“尽作禽兽看”的“一战”在内的“恶行”的历史文化根源;在人们把他当成复古的典型,以为他“回归到群体本位文化之中”时,他实际上却过起了“惟有坐视迁流,任其所之而已”[4](P712)的幽闭生活,道出“成毁相因果,贤愚孰判分?立诚斯感物,执象总迷真”[4](P384)的困惑,发出“天意高难问,吾身藐自孤”[4](P399)的悲叹。在一般人看来,一个曾经热烈拥抱西方个人自由的人,却向本土伦理文化回归了;而当他回归到伦理文化本位之后,却又实际上成为一个孤独的人——这就是东西文化剧烈撞击过程中,带给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痛苦而又奇特的遭际,不仅是古未有之,恐怕也是世界少有的。
    个人与群,真是东西方文化的千古之谜。(作者:汪 丹)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