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文化民族性命题之意蕴(3)
http://www.newdu.com 2024/10/12 08:10:10 文化中国 佚名 参加讨论
三、思想的前驱：有关民族文化 建设的观点和争论 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文化问题并没有真正进入共产党人的视野。国民革命失败后，共产党人集中精力于革命斗争，马克思主义者忙于争论中国社会和革命的性质，这些都与文化领域有一定距离。中共此时的文化工作，主要是进行政治宣传和政治动员，还没有进入自觉的文化建设层次。但国民党和学术界、文化界却对文化建设兴趣日隆，中国文化往何处走，如何开展文化建设，成为各方争议的一个重大问题。这些观点和争论，成为中共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中文化民族性命题的思想前驱。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思想界对民族文化的重要讨论及其对中共文化理论的影响主要有以下诸方面： （一）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论 1935年1月，王新命、何炳松等十位知名教授在《文化建设》月刊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主要观点是：1、中国文化的生存处于严峻状态：“在文化的领域中，我们看不见现在的中国了”；“中国政治的形态、社会的组织形态和思想的内容与形式，已经失去它的特征”。2、复古和西化都不是中国文化建设正确的方法和态度，是走不通的。复古派“拼命想钻进古人的坟墓，想向骷髅分一点余光，乞一点余热”，结果却是被骷髅从“黑暗的边缘带到黑暗的深渊”；西化派包括英美派、德意派和苏俄派，他们“抱着欧美传教士的脚，希望传教士放下一根超度的绳”，结果却是“在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虚无境界中漂泊流浪”。3、对中国文化建设应有正确的认识。要注重中国的特殊性和时代性；对中国传统文化不能全盘肯定或否定，而应当“存其所当存，去其所当去”；吸收欧美的文化是必要的、应当的，“但须吸收其所当吸收”；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是创造性的，其目的是要找回中国文化和中国人失去的特征，为世界文化作出珍贵的贡献。4、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的方针是“不守旧；不盲从；根据中国本位，采取批评态度，应用科学方法来检讨过去、把握现在、创造将来”。文化建设月刊社编《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讨论集》，文化建设月刊社1936年版，第9—15页。 《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像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弹，立即引来各方讨论。1936年，《文化建设》月刊广泛收集讨论文章，编辑出版《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讨论集》。到达延安后的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是否阅读和参考过这本讨论集，还不敢断言。但鉴于兹事体大，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应该对各方的观点有所了解。这场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讨论，虽有“围剿”马克思主义的嫌疑（马克思主义被称为苏俄西化派），但与马克思主义也有共同的目标指向，就是批判文化保守主义、文化复古主义和自由主义（英美西化派），其中的一些理论观点，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提出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新启蒙运动 1936年9月10日，陈伯达在《读书生活》第1卷第9期上发表《哲学的国防动员——新哲学的自我批判和关于新启蒙运动的建议》一文，提出了“新启蒙运动”的概念，新启蒙运动正式发起。在一定意义上，新启蒙运动可以看作是事隔一年后马克思主义学者对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论的间接回应。这两场争论虽然直接的关注点不同，但都对中国的文化建设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论不同的是，新启蒙运动主要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新启蒙（新理性）的角度切入，以继承和超越“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口号，讨论中国的文化建设问题。按照陈伯达的说法，新启蒙运动“是当前文化上的救亡运动，也即是继续戊戌以来启蒙运动的事业……是‘五四’以来更广阔，而又更深的第二次新文化运动”陈伯达：《论新启蒙运动》，《新世纪》第1卷第2期，1936年10月。。张申府认为，新启蒙运动是“文化上的救亡运动”，是“民族主义的自由民主的思想文化运动”张申府：《什么是新启蒙运动》，生活书店1939年版，第1页。。新启蒙运动涉及的内容很多，这里只简要分析其有关中国文化的基本主张。 1、对文化的功能进行重新定位，肯定文化相对独立的地位和作用。张申府认为：“文化固是所谓上层构造，固需要较下层的基础。但是这个上层构造却又可为其下层基础的指导”张申府：《什么是新启蒙运动》，第199页。；“文化在社会一切活动中居于领导的地位”张申府：《什么是新启蒙运动》，第107页。。文化虽然属于上层建筑，但又与政治法制有所不同，张申府将其命名为“上层建筑二”，文化对经济基础和作为“上层建筑一”的政治法律都有重要的作用。 2、从非整体论的角度和辩证的立场来看待中国文化。新启蒙运动将文化视为由可以拆解和作出不同评价的各个部分构成。陈伯达将文化区分为精华和糟粕、内容和形式，主张“对于过去中国最好的文化传统，应该接受而光大之”，“为保卫中国自豪的文化传统而奋斗”。陈伯达：《在文化阵线上》，生活书店1939年版，第74页。张申府提出新文化要适应自己的民族传统，不能简单地固守或毁弃中国文化，也不能简单地接受或拒斥外来的西洋文化，而“应该是各种现有文化的一种辩证的或有机的综合”《张申府文集》第1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92页。。 3、从民族自信和文化救亡的角度提出中国新文化建设的路径。艾思奇主张救国是衡量文化建设的唯一标准：“爱国主义的中心立场只是救国，只在于保障民族的生存，不论国渣国粹，凡是有害于民族生存者，都要一脚踢倒的。”《艾思奇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82页。陈伯达强调“立”的重要性：“对于文化，不只要能‘破’，而且要能立。我们的启蒙运动，和先前启蒙运动不同的历史本质，就是我们已有在批判中来具体地从事指出中国历史现实的合理法则，合理地扬弃中国的旧文化，创造中国的新文化。”陈伯达：《在文化阵线上》，第33页。 陈伯达、艾思奇、何干之等新启蒙运动的主要发起人和参与者，很快来到延安，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贡献，新启蒙运动对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也产生了积极影响。 （三）蒋介石的文化复古主义 蒋介石的文化复古主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理论上，对三民主义进行复古主义的解释；二是在实践上，推行以复古思想为指导的新生活运动。 1939年5月，蒋介石在中央训练团发表题为《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的演讲。在演讲中，蒋介石以复古的姿态诠释三民主义，认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渊源于中国正统的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继承了中国的“道统”，而他又以继承孙中山的“道统”自居。参见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三，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刊印，1984年版，第142页。蒋介石特别强调文化建设，即心理建设和伦理建设，主张以“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为精神，以昌明我国固有的人伦关系”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三，第152页。。 新生活运动发起于1934年。它有两个特点：一是对中国古老传统文化的尊崇和利用；二是对中国人现实思想和道德的批判和否定，这是新生活运动的现实依据。蒋介石在其手订的《新生活运动纲要》中，对中国社会作了严厉批判：“今日吾国社会，一般心理，苟且萎靡，其发现于行为者，不分善恶，不辨公私，不知本末。善恶不分，故是非混淆；公私不辨，故取予不当；本末不明，故先后倒置。于是官吏则虚伪贪污，人民则散漫麻木；青年则堕落放纵，成人则腐败昏庸；富者则繁琐浮华，贫者则卑污混乱。”《新生活运动》，国民政府行政院新闻局印行，1947年12月，第59页。可见，蒋介石的文化复古主义实际上有两层含义：一是文化复古；一是文化虚无，对中国人现实的精神和道德进行否定。 蒋介石的文化复古主义，远远超出理论争论的层面，直接关系到国共两党的合法性。蒋介石以复古姿态对三民主义的诠释和实践，具有一定的诱惑力和迷惑性。蒋介石实际上向中共提出了问题：中共如何看待和对待中国固有的社会文化传统？如何恢复民族的文化自信？文化建设的纲领是什么？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回答和反驳蒋介石，即反驳“顽固派”。 （四）梁漱溟的文化保守主义及其与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文化的争论 梁漱溟是我国近代以来著名的文化保守主义者。1938年1月，时任国民参政会参议员的梁漱溟到访延安。作为乡村建设运动领袖，他访问延安是要“对于中国共产党作一考察”，“对于中共负责人有意见要交换”。梁漱溟：《梁漱溟自述·我的努力与反省》，漓江出版社1987年版，第138页。梁漱溟向毛泽东赠送了他的《乡村建设理论》等著作，并进行了长谈。作为秉性刚直的儒者，梁漱溟对中国共产党的农民革命理论进行了直言不讳的批评；毛泽东则对梁漱溟的观点作了针锋相对的反批评。 1、关于中国社会文化的特殊性问题。梁漱溟认为，中国社会是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社会，与以个人为本位、阶级分化显著的西方国家有本质的不同，这主要源于中西文化、伦理的差异。毛泽东则认为，中国和西方社会确实存在差异，但不应被夸大，也不能从文化、伦理来推断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因为“伦理关系是上层建筑，它的下层基础是农业经济，西洋中古也有这种伦理关系”，现实中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的差异，“是封建制度与资本制度不同之结果”，而不是文化、伦理不同造成的。参见陈晋：《一九三八年毛泽东与梁漱溟的一次争论》，《中共党史研究》1990年第6期。 2、关于阶级斗争在中国的适用性问题。梁漱溟认为中国社会是伦理社会，社会各阶层是“情谊关系,亦即表示相互间的一种义务关系”，中国不存在阶级斗争的现实基础，故此，梁漱溟不同意中共以阶级斗争的暴力方式实现中国社会根本改造的主张。毛泽东则认为，“地主与农民不共财、不相恤、不互相负责，贫民生计问题绝无保障，仅有残酷的剥削关系存在”，所谓“伦理本位的经济”，实质是一种“封建经济”。在中国，“地主对农民无情谊，并不尊重对方”，这正可以说明阶级斗争存在的必然性。参见陈晋：《一九三八年毛泽东与梁漱溟的一次争论》，《中共党史研究》1990年第6期。 3、关于文化在社会改造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梁漱溟认为，中国社会的问题根源在于文化，即文化失调；毛泽东不同意梁漱溟的这一论断，认为文化背后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中国问题的根源在腐朽落后的封建半封建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解决中国的危机必须通过政治革命。参见陈晋：《一九三八年毛泽东与梁漱溟的一次争论》，《中共党史研究》1990年第6期。 毛泽东和梁漱溟在延安窑洞的争论，是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与文化保守主义代表人物的一次直接对话和正面交锋。与其说是毛泽东以历史唯物主义批判了文化保守主义，不如说是以梁漱溟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向毛泽东提出了问题：如何合理地理解中国的社会文化？中国社会文化有没有特殊性？如何看待中国社会文化的特殊性？如何论证来自欧洲的阶级革命理论对中国社会改造的正当性和适用性，并对中国革命进行系统的理论解释？可以说，与梁漱溟的窑洞争论，直接激发了毛泽东对新文化建设问题的思考。毛泽东不同意梁漱溟的理论观点，但并不意味着与梁漱溟之间没有思想交集，也并不妨碍他吸收借鉴梁漱溟理论中的合理因素。 按照对待中国文化态度和文化建设取向的不同，以上四派可分为理性阵营和保守阵营。理性阵营包括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论和新启蒙运动，它们的共同点是：主张理性对待中国文化，肯定民族文化仍然具有价值，肯定传统文化对救亡的重大意义，但不否认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消极因素。保守阵营又有极端的文化复古主义（以蒋介石为代表）和相对温和的文化保守主义（以梁漱溟等为代表），它们的共同点是：高度强调文化的民族性和地域性，主张文化的优先性和决定性，坚持文化与民族特性的一体性，相信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越性，认为中国复兴首先是文化复兴。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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