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初“子学没落、儒学独尊”的思想史底蕴（三）
http://www.newdu.com 2024/10/12 04:10:21 孔子2000 佚名 参加讨论
二、哲学思维与史学思维：义理·事理 当代治中国思想史或哲学史者对汉代思想的偏见，根源是传统学术上宋学和汉学的对立。当代中国思想家批评汉儒思想为庸俗、混乱，与汉儒批评子学为徒托空言，和清儒批评义理之学为空疏一样，都有其历史发展的缘由和其时代的局限。近百年来，中国接受了西方分科的教育和学术系统。这些分科西学，如何与中华学术传统衔接，成为困扰问题。过去汉、宋、考据之学、义理之学之分虽严，但只是门户之分，其研究讨论之客体对象，仍是中华文化整体。现代学术把这种分别定位为哲学和历史两种不同的学科；哲学系不必理会历史，而历史系不必理会哲学。中国历史与中国思想史（目前国内号称哲学史的大都是思想史）变成了互不相干的两种客体。历史和思想过去的发展有很密切的关系，绝不会是互不相干的。但由于国人对西方传来的科学分科专化框框的迷信与执著，此通识却为许多精研中华哲学和历史（尤其是号称科学的历史）者所忽视或排拒。尖端科技本以分类专精而脱离原来文化母体见长。属于人文学术的历史学和哲学，其使命是共同体认、理解和诠释人类此文化母体，本来不应该发生这种发生在尖端科技中的支离破碎的弊病，但在目前国内的人文学术情况中，这种支离破碎、不能整合的弊病却远较自然科学及尖端技术为严重。 先秦诸子和宋明理学所注重的义理之学和西方哲学的传统，的确有可以互通和对比之处。相比之下，和义理之学处在对抗性质的事理之学（汉学），便显得与西方哲学的传统，格格不入。在中国传统中能够和西方哲学模拟互通的命题、观念、词汇，多源自宋学义理传统。在约定俗成的学术惯例中，要完全不采用这些命题、观念、词汇，便很难释述汉代思想文化的哲理意义和价值；但如果完全依靠这些命题、观念、辞语，便会曲解了汉代思想文化的基本属性和立场。这是一个很大的学术困扰。胡适在20世纪初写完《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先秦诸子，写到汉代便难以为继，主要原因在此[12]。从基本学理而言，这宋学·哲学约定俗成的框框，并不是不可逾越的。西方哲学有一套以认识论和理念分析（包括逻辑论理）为基准的法式。如果严格遵照这套基准法式，则中国传统思想（包括义理之学与事理之学）都不能算是哲学，而只是思想。是以汉代思想与先秦诸子或宋明理学思想的哲学意义与价值，只是五十步和百步之差而已。 如果我们认为世界上各个不同民族都有其本身独特的哲学，不必依照西方哲学的法式，则汉代的事理思想与宋明之义理思想同为中国本身独特哲学的两大主流，应当各有其独特之重要哲学意义和价值。关于这两种哲学法式的讨论，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原版中的《金岳霖审查报告》[13]。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1930, 1944）把中国哲学史的发展分为子学和经学两个时期。他对先秦诸子之间所产生的那种类似西方哲学的辩难论争，十分称赞；但对于中古（汉以来）经学家承先启后的学术文化工作的价值，并不轻视或忽略；认为“上古子学的思想，以横的发展为比较显著；中古、近古经学时代之思想，以纵的发展为比较显著”，并认为这是“中国哲学之进步”。这是摆脱了上述宋学·哲学框框的成见和偏见，而关注中华文化的整体发展。冯著的主要观点在当时被认为是正统派的，这正是其很大的优点[14]。不过冯著虽然把由古代子学变为中古经学的演变标榜为划时代的进步，但在诠释中古经学时代的思想时，仍然沿用了依附于西方哲学的宋学义理思想的命题、观念和词汇，因此未能阐发汉代经学思想和宋学义理思想不同的义涵。 （一）“思想文化史”观念 汉、宋门户之见和历史、哲学的分科框框，对当代中国人文学术，尤其是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正确理解、评价和新诠释，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如何面对此问题，值得大家努力研究和讨论。本文在此提出两个有关键性的观念以供参考：一是思想文化或思想文化史观念；一是事理思想或事理之学观念。思想文化或思想文化史是贯通西方人文学由古到今发展的一新理念。在西方古典希腊学术中，哲学与历史虽分途主从，但未分裂。在中世纪欧洲宗教神学笼罩之下，哲学与历史虽仍然主从有别，但却同归于神学之主导。近代西方科学分科日盛，严重地打击了哲学作为“众学之母”的地位；相形之下，历史反而有逐渐形成人文众学之汇的趋势。在当今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理论中，历史主义和新历史主义是有很大影响力的理念；在新历史主义的号召下，西方后现代主义的文学研究、文学批评趋向于文化研究、文化批评，在思想文化史中几乎有别子为宗之势，而思想文化研究亦渐有沟通人文众学科的地位[15]。思想文化史或思想史此二名之辨正，见陈启云（1995），和 (2001), 1-22页，两篇拙著。思想文化史顾名思义是兼综哲学和历史二义。事理亦兼综史事事实和义理理论二理念。汉初司马迁在《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中引：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索隐:案孔子之言见《春秋纬》，太史公引之以成说也。）这是事理思想之所本。唐代盛行佛教华严宗，倡言“事理无碍”，而唐代恰好是由汉代事理之学至宋代义理之学之间的中介或过渡时期。中国过去两千多年思想文化的发展演变，以事理思想为主导者，占了一千三百多年。即使是先秦诸子和北宋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的思想，亦大多属于事理思想。准此，可以说事理思想为中华传统思想的主流和独特的形式[16]。 （二）“历史主义”思维 西方研究中国科学史的宗师李约瑟（Joseph Needham）说：“在中华文化中，历史是众学之母。[17]”在西方文化传统中，哲学是万学之母。古希腊重视的是永恒普遍的真理，而人生则是变动不居和个别特殊的现象，因此认为从历史中不能得到真理知识。柏拉图以洞穴为喻（原典见《理想共和国》Republic，VII），把认知者比喻为处身黑暗洞穴中的人，自小被枷锁束缚，只面对洞底，无法转身朝外。人背向的洞口，是光线（理）的来源。在洞中的人只能看见光源在洞底所投射的各种影子——现象。人对这些影子习惯了，对这些现象有相当可靠的认识（经验知识）。这些知识使人们可以有效地在所处的洞穴中生活运作。但一旦被束缚于洞中的人，能摆脱束缚，超身洞穴之外，看到真正的光明世界——真理，这与他们原来在洞中的经验，是何等强烈的对比！因此西方传统哲学认为人亲身经历的所见所闻的知识——历史——是幽暗的、不完整、不清晰的；而人的感官接触不到而只能用理性去推断的知识——哲学——是超越人生局限的真理。所以古典希腊是从哲理观念而不是从历史去理解人生和人的一切（文化）。不过西方哲理传统，自笛卡尔（Rene Descartes, 1596-1650）、康德（Immanuel Kant, 1770-1831）、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以来，不断修改其超越性的绝对理念范畴，一步步增强对人文世界（历史经验）的关注。 在近代，西方思想文化经过两千多年的历史验证，人们觉悟到属于上帝的永恒、终极的真理，不是人类理性所能达到的；人所能做到的，只是不断地在追求真理的经验过程中继续改进其探索真理的态度和方法（历史经验）。借用柏拉图的洞穴喻言：洞穴之外的光明世界不是人的世界；人类如果忠实地面对自己的存在本质和处境，他便应该了解和承认人的认知只能在幽暗的洞穴中进行，这是人（生）文（化）·历史的真实本相。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兴起的历史主义的基本想法是：人类文化的一切内容（人文），包括人的思想、行为的本质、目的、意义、效应、价值和限度，等等，都是人在人的特定时间和空间中产生而存在的——历史的产品和历史的存在。因此都要在历史中去理解。 这种想法，看起来简单，却是西方现代文化中兴起的现代文化意识。这是William Dilthey （1833-1911）, Ernst Troeltsh （1865-1947）, Benedetto Croce （1866-1952）, Friedrich Meinecke （1862-1954）, Karl Mannheim （1893-1947）的共同观点[18]。这种变化，在西方现代语言分析哲学大师维特根斯坦（L. J. J. Wittgenstein, 1889-1951）前后两大著作《逻辑哲理规范》（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 1919, 1921, 1961）和《哲学探究》（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1956）之间显得更为突出。在前书，维特根斯坦认为人的语言是真理的工具，必须符合逻辑文法实证的客观规范；在后书，则认为人的语言是人在多种多样人生境况中的活动（人文、游戏）；任何语文，必有其内在意义和特殊意境，不受教条式逻辑文法的规范[19]。在20世纪中晚期兴起的后现代主义，索性否定客观、超越、普遍性真理的存在，而认定一切都只是以特定的人为主体在特殊的情境中（亦即柏拉图称为“洞穴中的人世”：历史处境）的运作与构思。近年新兴的“建构实在论”，则把柏拉图所推崇为大光明超越世界的哲理境界（哲学·科学），界定为“微世界”（Microworld），只是人在生命世界（Lifeworld）里的游戏运作[20]。这些观念和古代中国的文化理念（人本精神、行为经验、文化关怀、事理思维、历史认知）相当接近。 三、历史思维：古学与诸子 章学诚在《文史通义》首篇《易教上》开章明义提出其“六经皆史也”、“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的名句，指的是汉儒的经学本旨。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记壶遂问：“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史公作答时，引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事之深切著明也。”并借题发挥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故有国者，不可不知《春秋》……为人臣者不可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其实皆以为盖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这是汉儒以事理之学为核心的历史思维的重要宣言，和晚近在西方兴起的历史主义前后呼应。文中提示守经、空言与宜、变、权的对比，和上述维特根斯坦第一部名著（Tractatus Logico philosophicus）注重语言的名理规范和第二部名著（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注重在现实人生中多样多变的语言的对比，以及近年出现的“建构实在论”把微世界和生命世界对比，前后异曲同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