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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与科学关系的再审视(一)


    文·曹树明
    

    摘要:本文分别探讨了《周易》与三种科学模式的关系。首先,从中医学这一个侧面说明《周易》与中国古代科学关系不大。其次,指出作为国学经典的《周易》对外来的近代科学无所谓阻碍或促进。最后,认为现代科学的整体性、动态性的宇宙观在现代科学体系里本身就已经存在,反过来从《周易》寻找启示的意义不大。反思《周易》与三者的关系,本文主张,《周易》哲学的“为什么”是本体界的探究,而科学的“怎么样”是现象界的描述,二者各有自己的界限和范围,不应把哲学看作科学的指导者。
    关键词:《周易》;中国古代科学;近代科学;现代科学;关系 

    《周易》与科学的关系是一个古老而又常新的话题。说其古老,是因为自《易传》开始,中国人就把《周易》与科学联系起来,如《系辞传》认为罔罟、耒耜、舟楫、臼杵、弧矢等科学工具取自《易经》的离、益、涣、小过、睽等卦。说其常新,是因为历史上《周易》与科学的牵扯从未中断过。尤其是到了17世纪,乾嘉学派的几位易学大家如方以智、江永和焦循等已经具有了某种“以科学治易学”和“以易学治科学”的意识。[1](p235)20世纪初至30年代,国内开始出版易学与医学、易学与数学以及易学与物理学等方面的专著。80年代以来,随着易学热的升温,加之自然科学的发展,兴起了易学科学热。关于易学与科学关系的会议连续召开,论文和专著更是数不胜数,文学界、哲学界和科学界都展开了科学易的研究。本文则专就《周易》是阻碍还是促进了科学的发展进行探讨。弄清这个问题,并非易事。因为连这个问题本身的意义也受到了一些学者的质疑。本文认为,即使是最后得出讨论这个问题并没有意义的结论,也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它至少会告诉后人不要再去讨论这个问题,这样也算是对学术的一种推动。 
    一、《周易》与科学的界定 
    分析《周易》是阻碍还是促进了科学的发展,一个当然的理论前提是了解“什么是周易”和“什么是科学”。因为在明了二者的本质之前,任何讨论都是缺乏根基的。
    《周易》包括《易经》和《易传》两个部分,不是出于一时一人之手。《汉书·艺文志》有“人更三圣,世历三古”的说法。对于这句话,学界有不同的解释:一种解释是伏羲画卦、文王作辞、孔子作传;另一种解释是文王画卦、周公作辞、孔子作传。事实上,《周易》不会仅仅是几位圣人就能够完成的,它是先人集体智慧的结晶,从画卦、重卦、作卦辞、爻辞到《易传》,都经历了很多学者的筛选、整理和加工。2002年,周原齐家村出土了残断的卜骨,上有甲骨文,共6行37字,三行数位卦与三行卜辞交错排列。这些甲骨文可以看作易卦的起源。《周礼·春官宗伯第三》载:“凡卜筮,既事,则系币(帛),以比其命。岁终,则计其占之中否。筮人掌三易,以辨九筮之名,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于此也可知,《周易》是经过了多年岁终的检测,把“占中”的筮辞保留下来逐渐形成的。《易传》则在《易经》的基础上进行了哲理的提升,它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把“道”“器”概括为一对范畴。“道”“器”本来是道家的两个概念,《易传》则明确把二者对偶并举,而且作了新的内涵规定,即“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有了这种“形而上”的追求,是从卜筮到哲学的一种飞跃。
    与《周易》相比,“科学”更不易说清。因为它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科学事实的发展不断丰富、充实其内容的。“科学”一词最早由日本学者西周从英文“science”翻译而来(1874年),中国则是康有为首次使用。现代西方科学哲学家对“科学”从两个层面加以理解:一是“科学”的基本知识,包括科学的概念、定律、定理等。也就是对于客观现象的科学解释或说明,是关于客观世界的理论;二是指科学的理论,即关于理论的理论,是人们对客观世界进行科学说明的“概念框架”。这二者共同构成完整意义上的“科学”。缺乏任何一方,都没有“科学”的存在,也不会产生“科学的”事实。[2](P10-11)可以看出,他们头脑中的科学是一种理论,它要求超越技术层面进行原理阐述。在他们看来,科学不是简单的累加已有的观察实例,而是要对这些实例进行理论总结。事实上,这种理解忽略了科学的发展性和历史性的特点,只是按照近代以来的科学史实进行规划,从而在界定“科学”时犯了“以部分代替整体”的错误,否定了多元化的科学模式。定义“科学”要有历史意识,不能把西方近代科学看作科学的惟一标准。因此,我们讨论《周易》对科学的阻碍或促进作用时,有必要区分古代科学、近代科学和现代科学。
    学界分析《周易》与科学的关系时,倾向于把《周易》中的哲学思想作为二者发生关系的内在机制,并进而探讨其与几种科学形态的相通性或相似性。而哲学是对事物的究根穷底的研究,它力图揭示事物和现象的本质和基础,以期求得形而上学的满足,它所追求的是一个“为什么”(丹皮尔语)。科学则不然,它限于对经验中的事物和事件进行描述,并对这些事物和事件做出解释和说明,以期形成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它追求的是一个“怎么样”(丹皮尔语)。由此可以说,《周易》与科学的关系就是“为什么”和“怎么样”的关系。那么,《周易》的“为什么”对科学的“怎么样”究竟有没有起作用,起了多大作用?本文从《周易》与三种科学模式的关系进行研究。 
    二、《周易》与中国古代科学 
    中国古代科学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具有极强的实用性,偏重于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技术创造,而对有长期功效的事物内在原理的阐发用力不多。金观涛等学者的研究表明,我国古代科学技术成果中80%属于技术成果,理论研究成果积分仅占13%,实验成果积分仅占7%。 [3](P329)鉴于此,有人称中国古代没有科学。这种说法其实是不公允的。因为即使在西方,也不是只存在一种近代科学模式,古希腊科学和现代科学都与近代科学不同,将来也必然会出现新的科学模式。因而,本文从广义上理解科学,认为它包括技术操作和原理阐述两个层次。中国古代科学只不过是对技术操作层面有所偏重而已,它的发展多是靠个人的经验积累和心灵感悟进行的。因此,中国古代科学是一种偏于实际操作层面的“怎么样”。
    中国古代科学范围很广,探究《周易》与它的关系不可能涵摄所有领域,而且从宏观上去把握这个问题也很难得出或是或非的结论。因此本文从《周易》与中医学的关系这一个角度入手,从一个侧面阐述其与中国古代科学的关系。
    学界主流观点认为,《周易》与中医都讲阴阳五行理论,且《周易》在中医学理论著作《内经》之前,所以“医源于易”。本文则试图厘清《周易》与中医在阴阳五行理论方面的差异,从而对“医源于易”的结论提出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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