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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道论与中国轴心时代之哲学的突破(3)


    ——克服了神性,超越了具体性,这便是老子在轴心时代完成的“哲学的突破”。
    三、老子论道的目的究竟何在
    如上所述,为了超越西周天命论中的上帝主宰论,克服春秋时期天道自然观的局限性,老子描述了一个无名、无形、无为、无欲的“道”,作为“象帝之先”、“可以为天地母”的本原。但这是否就是老子道论的最终目的呢?
    向来的老子研究,都比较重视揭示道论的生成论及本体论等形上性特征。老子的道论中的确表现出了鲜明的宇宙生成论特征,也反映出了一定的本体论思想。如:
    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第一章)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第四章)
    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第四十章,依通行本)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四十二章)
    道者,万物之奥。(第六十二章)
    ……
    这些言论,表明老子对于本原的问题,是有所自觉的。本原问题,是古希腊哲学的核心问题,古希腊哲学就是由于泰勒斯提出了“水是万物本原”这一命题,而开始了她的求知历程。老子道论也讨论了“本原”问题,而且他提出的“道”比泰勒斯提出的“水”抽象程度更高。但两种本原论又有本质的不同,泰勒斯的本原论同时就是其哲学的全部内容,且其提出本原问题,恰如亚里斯多德所说:“不是为了任何别的利益,而只是因为人是自由的。”[8](转引自P56)然而,老子则不然,通读其书不难发现,本原问题不过是他为完成上述两种超越而建构的哲学基础而已,其真正的目的乃在于谋求人和社会的根本利益:即以“道”为根据,寻找人和社会存在的合理样式。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第二十五章)。“道法自然”即道以自然为法,是说道作为宇宙的最高原则,本质特征是自然而然。由于“天地之根”的本质属性是自然而然,所以天地的本质属性也是自然而然。老子又说:“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同上),所以,在老子看来,人道也应该体现自然而然的特征。
    依“道”或“天道”为根据,推出社会、人事的基本法则,有学者称此种思维路向为 “推天道以明人事”。[7](P671)例如,“道”的特性之一是“无为”,因之:
    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第二章)
    为无为则无不治。(第三章)
    上德无为而无以为。(第三十八章)
    我无为而民自化。(第三十八章)。
    “道”的特性之一是“自然”,因之:
    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第五章)
    是以圣人欲不欲……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第六十四章)。
    “道”的特性之一是“无欲”,因之:
    常使民无知无欲。(第三章)
    我无欲而民自朴。(第五十七章)
    “道”的特性之一是“无名”,因之:
    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第三十七章)
    又如老子说:“反着道之动,弱者道之用。”(第四十一章)因之,老子强调“知其雄,守其慈”、“知其白,守其黑”、“知其荣,守其辱”(第二十八章),强调“大巧若拙,大辩若讷”(第四十五章)。等等。
    可见,“道”有什么样的特性,人就应该有什么样的行为,社会就应该有什么样的存在样式。可以说,在老子那里,人的一切智慧,社会存在的一切根据都源于“道”。而老子提出“道”,也正是为了给人的行为,给社会存在的理想样式找到一个可靠的根据。因此我们说,老子虽然探讨了形上问题,但那并不是其哲学的最终目的。所以,其本原论,起点虽不低于古希腊的泰勒斯,但并没有为中国哲学开出一条探求本原及宇宙秩序的知识论进路。
    以“道”为根据,推出社会、人事的基本法则,就其理论意义说,是从天人合一的立场,解决天人关系问题。天人关系问题,是“轴心时代”的中国哲人们面临的最基本问题。前面已经指出,殷周之际的宗教改革,转变了殷人信仰系统所折射出来的人与自然的对立关系,使之发生转向:变成了具有道德至善性的天帝与有德的时王之间“德性”统一的关系。神人关系的反思,也因之变成了对现实政治存在之合理性的探讨。春秋时期,由于社会转型的外缘助力,西周天命论的内在矛盾愈益突出,构成天命论的诸多要素,特别是天、人等要素遂逐渐发生分化,并得到了相对独立的发展。这固然表现了人之理性的觉醒,和认识水平的提高,但同时也引发了一个更为本质的问题:传统天命论的信仰系统被打破之后,现实政治存在的合理性根据究竟应该是什么?老子用他对“道”的独特诠释,超越了传统天命论的神学信仰,超越了春秋天道自然观的局限。然而,仅仅如此,还不足以补救因天神权威的衰落所造成的“现实存在之合理性根据”的丧失,所以老自又殚精竭虑,以“道”为根据,界定人在宇宙中的位置(域中有四大),推导人及社会存在的本质特征及合理样式。这种思路,超越了西周天命论的宗教色彩,扬弃了其“天人德合”说中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我们可以把它称作“因大道以明人事”。 此可见,老子的“哲学的突破”,不是与传统文化资源发生断裂,不是彻底否定传统观念;而是超越宗教性,克服局限性,钩沉合理性,在转换中综合创新。这也可能是轴心时代中国思想发展的普遍特征。
    总之,站在轴心时代中国思想发展的大背景下,从“实证”的立场考察老子的道论,可以看出,老子提出“道”,是为了超越西周天命论中的上帝主宰论,克服春秋时期天道自然观的局限;老子用“无”来形容“道”,是为了突显“道”的无知、无欲的自然性特征(相对于上帝的人格性特征而言),和超感觉、超形象、无始无终的普遍性特征(相对于天道自然观的局限性而言);而其道论的究竟目的,则在于“因大道以明人事”,整合春秋时期出现裂痕的天人关系,以为人在宇宙中的位置,以及现实社会的存在样式及存在的合理性等找到一个可靠的根据。可以说,老子的道论,其所论述的每一问题,都是针对当时的时代问题而发的,是对三代宗教的反思,是对春秋时期现实问题的回应。老子之成为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人,端赖于此。
    注释
    [1]陈 来.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M].北京:三联书店,2002.
    [2]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M].北京:中华书局,1988.
    [3]高 亨.诗经今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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