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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儒道传承(1)


    提要:儒道是指孔子所悟、所传之道,是儒学的灵魂。孔子教育是传道解惑,所以实证悟解才是第一义,而一切哲理言说都是第二义。这个“道”,表现在言上,就是学问思想的出处;表现在行上,就是人们所说的儒者的人格担当。
    现时的主流学者,认为儒学即包括了儒道在内,是一种学问或哲学,更据此作出“所当然、所应然”的划分,认为儒学的核心在“所当然”部分,也即是五经所载的伦理道德方面的主张。根据这种表述,“已发的道德行为活动,已见的学术文本、言语,已实行的方法,是可感知的;未发的道德意识,未发表的学术思想,未实行的方法,是非经验的。”虽然学者们也提到“如何追究已发、已见、已行背后的根源而获得道”,但是这种追究其实只是哲学上的考证、推敲和思辨。*
    按照这个理路,儒学传续的重点在训诂和诠释“已发的道德行为活动,已见的学术文本、言语”;“与国际接轨”的现代儒学研究,更是把康德为代表的西方哲学拿过来,作为现代诠释的主要语言,甚至赋予现代儒学的意义了。
    本文试图从不同的角度,讨论儒道传承的问题。
    一.儒道
    儒道是指孔子所悟、所传之道,是儒学的灵魂。所有一切“已发的道德行为活动,已见的学术文本、言语,已实行的方法”,都是这个“道”的衍化和表现。离开“道”,这些文本言语方法,就成了没有生命的躯壳。
    我认为儒道的含义,广义的说是孔子所悟的宇宙世界社会人生的真谛,狭义的说是孔子所传的做人的道理。孔子是根据自己的体悟来指示学人达到圣贤境界的方向途径。古人论道,自己悟得十分,才肯向人道得一分。在这里,实证悟解才是第一义,而一切哲理言说都是第二义,古人比喻为“以手指月”。
    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雍也》)孔子在讲授五经的过程中以“述而不作”的方式融入了自己的体悟和见解。但求道既是为己之学,孔子其实从来没有试图在五经中系统地阐述自己所悟之道,像现代学者们臆测的那样动辄“建构儒学理论体系”。古代圣贤施教,都是因病给药、因材施教、因境施教。譬如《论语》集孔子同学生们相处的语录而成书,其中与子贡、子张、樊迟等人的对话即是证明。学生中没有人达到能够领悟的水平,所以孔子也就没有机缘说,没有完全体现在文字记录里面是必然的结果。难怪孔子的学生叹道:“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论语。子罕》)如果把五经的文字当作孔子所说“道德仁”的全部内容,那就成了胶柱鼓瑟、买椟还珠。
    为什麽要这样说?《论语》载孔子曰:“莫我知也夫!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论语。宪问》)又曰:“予欲无言。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圣人的一言一行如同四时行百物生,都是从心上自然流出。好比太阳放光,从来不会先去想一想“我要不要放光”。如果凡事还需要想一想,需要推敲哲学逻辑或道德义理,那早已不是了。从这里正可以体味“我欲仁、斯仁至矣。” (《论语。述而》)“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 (《中庸》)宋儒讲到“形上形下”、“已发未发”,已经隔了一层。《中庸》一书传孔子心法,则曰“诚者天之道也。”
    这个诚的境界,超越一切文字言说。如果勉强用现代语言来指认,这就是人们摆脱私心和我执时对万事万物的观察、判断和应对,是经由证悟而得到的主心骨。从前禅宗的临济祖师有三玄三要,其中说:“看取棚头弄傀儡,抽牵全籍里头人。”就是看穿了,我们的一举一动都被私心我执牵着走,不得自由。经由儒道的证悟,可以使我们了解并回归到一尘不染、人天不二的心灵境界,止于至诚至善之地。
    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 (《孟子。尽心章句上》)朱子在这一条下面注解说,“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性则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从以出者也。人有是心,莫非全体。然不穷理,则有所蔽而无以尽乎此心之量。”朱子认为心与天是两个物体,心主人,天主理,因而把心与天分作两节,把尽心的前提归结于穷外在之天理。虽然穷极思辨,但是大有问题。
    学人体证悟入,就会明白确切地了解,原来此心与天是一而不是二,不需要走弯路去另外寻觅一个天理。(这个道理,思辨学者或许能说而不能真知,能说而不能得实际受用。)所以“尽乎心量”,只是一个去其私蔽,复归其清静本体。好比云破月出、图穷匕见。私念不生真心现前时,清静虚寂,无内外、无大小、无远近、无终始;就能认得我们的这个自性,“不见而章、不动而变”。然后真理不假文字言说、直觉地直接地从我们的喜怒哀乐上,如恶恶臭、好好色那样自然地本色地呈现出来,主持我们对万事万物的观察、判断和应对。这才是知天理。可见先圣所教,原是一个做人的道理;先要懂得做人的道理,才能知天理。所以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中庸》)王阳明举“圣人之心如明镜,只是一个明,则随感而应,无物不照”(《传习录上》),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生动而形象化的说明。
    我们由此可以理解,《中庸》里面讲“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也都是说的这一件事。你若认得它时,天命即是性,性即是道。政治、道德、科学、技术,夫妇子女,乃至穿衣吃饭,都可见是这个道的显用。秉持真诚无私之心,胸怀坦荡,随处所作所为就是君子儒的“直道而行”。孟子说:“万物皆备于我矣。” (《孟子。尽心章句上》)正可以与此相互印证。
    这个诚的境界,是一切道德学问的基石。《中庸》记载孔子的话说:“智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研究儒家道德伦理的文献浩如烟海,而孔子却指出,无论是关于万事万物的知识(智)、修身治国的智慧品德(仁)、还是对于生命价值的坚持(勇),学人悟入诚的境界,就抓住了一条掌握天下最高道德的主线,就找到了主心骨。然后应用到我们的生活和学术里面,更可以验证“其为物不二,则其生物不测。”了知一切内外、大小、远近、终始之别,不惑于爱恨、善恶、生死、气质之辨,乃至于指导今天的日用伦理、学术研究、社会与科学发展。
    《传习录》中有这样一个例子:萧惠问死生之道。先生曰:“知昼夜,即知死生。”问昼夜之道。曰:“知昼则知夜。”曰:“昼亦有所不知乎?”先生曰:“汝能知昼?懵懵而兴,蠢蠢而食,行不著,习不察,终日昏昏,只是梦昼。惟息有养,瞬有存,此心惺惺明明,天理无一息间断,才是能知昼。这便是天德,便是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更有甚么死生?” 古今学者根据“不知生焉知死”这句话论断孔子的世界观,争论不休。其实孔子所悟固然超乎生死,而阳明在一千多年以后上承“不知生焉知死”之义,都不是靠文字上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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