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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玄意识和中国哲学 (二)


    二
    从逻辑上看,承认世界是玄暗的,承认世界总是有其不可见的一面,也就同时承认了人自身存在的有限性。换言之,人的知能的有限性与世界的幽玄性(不可测度性)在根本的意义上其实是同一个真理的两个不同方面。《中庸》以一种具有深刻悲剧性质的语言表达了这种有限性:"天地之大也,人犹有所憾"。人内在地具有的无法摆脱的遗憾,"天地之大也"的感慨彰显的乃是,在无限的世界面前,人自身的渺小、人的存在的缺憾性也即不完满性。"前不见古人,后不见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庄子》以一种对人的有限的深刻洞察,指出了人同样是自然界中众多的生物之一这样一个事实:"号物之数谓之万,人处一焉"。[11]用今天的语言来说,无论人如何作为,他都不能摆脱来自自然的最终界限,换言之,不能完全超越自然。这就是人的有限性。在这方面,一个常常被先秦哲学强调的观点是:人不可能与天道同一,不可能是天道本体的完满体现者。因此,在有限的人(主体)与无限的道(本体)的关系上,先秦人有不以心捐道、不以身殉道的看法,有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的观念。换言之,这种世界观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在人与天道、天命之间保持了一种陌生的距离感和敬畏感。
    本源意义上的存在(天道)一旦给与了我自身的存在,那么,我的存在就不可能再是存在作用于我的过程的重复,相反,我必须以自身独特的存在方式(人道)补充、丰富本源意义上的存在(天道)。这就是"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的真理。在先秦儒学中,这一真理得到了多方面的表露,如《中庸》说人的存在,更不从天道说起。[12]孔子则对于"性与天道"保持了适度的缄默,这不是说不能谈论性与天道,而是说我们的谈论方式本身也有一个适有所止的问题,在什么意义上,我们才能保证我们的谈论的存在是真实的存在,而不是我们的一种人为设定、或者思辨构造与虚假承诺呢?在先秦哲学看来,任何一种真正的生活,即使是神圣的生存,都不再可能以人与天道意义上的本源存在的直接同一的形式而存在,不但如此,这种人与天道本源的直接同一孕育着极大的风险。这其间的道理正如列奥?斯特劳斯(Leo Strauss)所说:
    人性至德的条件是,人保持或变得彻底忠实于大地;这个世界之外是"虚无",上帝或理念或我们靠知识或信仰得到的种种元素并不关怀我们,只有这世界关怀我们。任何对[上帝或理念或元素]这类世界根基的关怀都是置身于(这个)世界之外--置身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之外,使人与此世离异。这类关怀基于要逃避现世的恐怖和困窘的愿望--基于寻求安慰的愿望,削足世界到人可以承受为止。[13]
    忠实于大地,也就是忠实于这个世界以及它的人们,回归真实的存在,要求对于它们表示出足够的尊重。这种尊重要求着一种承担的意识,这就是在当前可见的活动中承担与不可见者的关系。这就是先秦人所发现的形上智慧的方向。这种智慧方向内蕴着一种批判哲学的识度。不是直接谈论存在,而是谈论存在的显现方式;不是询问存在本身是什么,而是询问我当前应当如何存在。对于这种智慧而言,我自身的存在(人道)与存在本身(天道)被区分开来,我当下应该做什么,这就是我自身有限的存在活动,是"性"的事情,是"义"的事业;而无限性的存在本身则构成了我自身存在活动的幽玄(不可见)的视域或背景,它作用于我的过程就是它转化为天命的过程。只有在自身的存在过程中,我才能回应、感应、领悟到存在本身的真实性。这就是孟子所说的"无义无命",这就是为什么"性与天道"这一表述对于先秦人来说不能改为"天道与性"、更不能(如宋明人所作的那样)把它改成"性即天道"的根源。
    所以,先秦哲学所主张的天人合一是建立在人的有限性的基础之上的,天人之间的合一不是无限的天道与有限的人道之间的差异的消弭,而是人挺立自身的存在(人道)来"参天"、"配天"(《中庸》),与天道、地道鼎足而立为三。作为天人合一之结果的不是人道与天道的同一,而恰恰是人道从天道那里的分化、解放和自我凸显。《易传》把这种天人观理解为"继善成性"的过程,也就是天道与人道的相继。事实上,《中庸》反复强调的一个观点就是,君子之道虽然造端于夫妇,从日常生活开始,但是,它又是无限的,即使是圣人也不能达到它的极至。即使是对于圣人的理解,先秦汉唐的哲学也与后代哲学具有明显的差异。在宋明时代主导的哲学意识看来,圣人就是天道的具体展现,圣人即天道的理想化了的载体,但是,按照王船山的理解,先秦儒学的一个根本观念是,天道并不尽于圣人,人心不可以测天道,道心乃是用来理解人道的;言自然者虽然极尽观物知化之能力,但也只是尽人心之用而已[14]。换言之,天道并不能提供给人如宋明人所想象的那么多的指导,具有自由能力的主体所遵循的仅仅是人道,他是通过人道而切入天道的,而不是相反。这里的最终根据,就是人的有限性,它在先秦哲学中具体展开为"知有所止"的哲学意识:人类的活动应当自觉地限制在什么范围之内?《大学》所谓的"止于至善"、荀子(与孟子)所谓的"敬其在己者(在我者)而不慕其在天者(在外者)"、孟子所谓的"无义无命",老子强调的"知止可以不怠"[15]等等都是对于这一课题的回答。
    可见,正是由于这种以幽玄意识为基础的世界观,先秦汉唐时代的哲学意识才对人自身的有限性表现出极大的关注,才导致了对于天人关系的如上理解。幽玄意识对于前宋明时代的哲学而言,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它甚至渗透在儒家的成德观念里。正如张灏所指出的那样,古代儒家虽然对于人的成德给予了肯定,但是,另一方面,它意味着儒家正视人性的黑暗、欠缺的面向:现实的生命缺乏德性,现实的生命是昏黯的,需要净化、需要提升的--这正是幽暗(幽玄)意识的体现。而荀子的性恶论直接对生命的阴暗面作一直接的正面抉发,把幽玄意识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16]与此具有密切关联的事实是,在先秦汉唐时代的哲学意识中,性善论一直没有成为思想界的主流观点[17],这从一个侧面体现了那个时代的哲学对于幽玄意识的尊重。
    三
    对于幽玄意识的尊重,导致了先秦人对于存在的独特理解。如前所论,当《易传》说"一阴一阳之谓道"时,存在(道)被视为隐(阴、幽玄、不可见)显(阳、显明、可见)之间的循环往复的运动过程,用现代的哲学术语来说,存在已经被理解为"不在场"(absence)与"在场"(presence)之间的动态的统一性,就是当前可见者与不可见者的持续的交互作用活动及其过程。这样,存在就是可见与不可见的存在者的整体所构成的视域总体,它是日新的创造性活动得以展开的巨大的场域(field and horizon)。对于存在的这种理解,具有浓郁的来自生活世界的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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