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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山先生-人格风范 (二)


    二、忧国忧民,针砭时弊
    南宋偏安小朝庭,是中国历史上最腐败的朝庭之一。对南侵的金人,小朝庭除了屈辱求和、割让土地以外,别无能耐。在南宋偏安小朝庭的统治下,“郡县能以民为心者绝少,民之穷困日甚一日。抚字之道弃而不讲,掊敛日以益滋。”[2]303当时的郡守和县令,能想老百姓之所想、急老百姓之所急的,非常少;老百姓生活没有出路、困苦不堪,一天比一天严峻。南宋初年,地方官吏“虽诚心未格于丰穰,然拙政每存抚字。”(陆游《戊申严州劝农文》)虽然没有把精力放在发展生产上,然而施政却每每存有对老百姓的安抚和体恤。南宋孝宗以后,“抚字之道弃而不讲”,大肆搜刮民财,老百姓“十室九空”,“掊敛日以益滋”。面对如此腐败的“郡守”和“县令”,象山先生目不忍睹,大声疾呼:“甚哉,其不仁也。民为邦本,诚有忧国之心,肯日蹙其本而不之恤哉?财赋之匮,当求根本。不能检尼吏奸,犹可恕也,事掊敛以病民,是奚可哉?”[2]303-304
    南宋孝宗淳熙元年(公元1174年),象山先生赴部调官,授迪功郎、隆兴府靖安县主薄,上书(陆九渊集卷五:与辛幼安)知隆兴府兼江西安抚使辛弃疾,以“言宽仁”。辛弃疾,字幼安,号稼轩,是南宋有志之士的杰出代表,曾作《美芹十论》上于孝宗,主张充实国力,积极备战,实现国家统一。象山先生在《与辛幼安》缘起中说:“窃见近时有议论(言宽仁)之蔽,本出于小人之党,欲为容奸廋慝(隐藏邪恶)之地,而饰其辞说,托以美名,附以古训,要以利害,虽资质之美、心术之正者,苟思之不深、讲之不详,亦往往为其所惑。此在高明,必已洞照本末,而某私忧过计,未能去怀,敢悉布之,且以求教。”[2]315象山先生对“出于小人之党”的“饰其辞说,托以美名,附以古训”的所谓“宽仁”之说,“私忧过计,未能去怀”,希望知隆兴府兼江西安抚使的辛弃疾能“究宽仁之实”,“使圣天子爱养之方,勤恤之意,无远不暨,无幽不达”[1]73。
    “出于小人之党”的所谓“宽仁”之说与古圣贤所言宽仁是有本质区别的。“宽也者,君子之德也。”“遏恶扬善,举直错枉,乃宽德之行也。”“君子固欲人之善,而天下不能无不善者以害吾之善;固欲人之仁,而天下不能无不仁者以害吾之仁。有不善、不仁为吾之害,而不有以禁之、治之、去之,则善者不可以伸,仁者不可以遂。是其去不仁乃所以为仁,去不善乃所以为善。”“出于小人之党”的所谓“宽仁”之说,“盖不究夫宽仁之实,而徒欲为容奸廋慝之地,殆所谓以不禁奸邪为宽大,纵释有罪为不苛者也。”象山先生指出:“若其贪黩奸宄出于其心,而至于伤民蠹国,则何以宥为?于其所不可失而失之,于其所不可宥而宥之,则为伤善,为长恶,为悖理,为不顺天,殆非先王之政也。” [1]71
    南宋小朝庭的腐败,主要是吏治的腐败。象山先生认为“自古张官置吏,所以为民。为之囹圄,为之械繫,为之鞭箠,使长吏操之以禁民为非,去其不善不仁者,而成其善政仁化,惩其邪恶,除乱禁暴,使上之德意,布宜于下而无所壅底。”然而南宋小朝庭统治下的“县邑之间,贪饕矫虔之吏,方且用吾君禁非惩恶之具,以逞私济欲,置民于囹圄、械繫、鞭箠之间,残其支体,竭其膏血,头会箕敛,槌骨沥髓,与奸胥猾徒厭饫咆哮于其上。巧为文书、转移出没以欺上府;操其奇赢,与上府之左右缔交合党,以蔽上府耳目。……上之人,或浸淫闻其髣髴,欲加究治,则又有庸鄙浅陋、明不烛理、志不守正之人为之缓颊,敷陈仁爱、宽厚、有体之说,以杜吾穷治之意;游扬其文具、伪貌、诞谩之事,以掩其罪恶之迹;遂使明天子勤恤之意、牧伯班宣之诚壅底而不达。”[1]71-72“县邑之间”如此腐败,“岂不痛哉!”
    南宋小朝庭吏治的腐败,除了朝庭“小人之党”把持朝政,“异端邪说充塞天下”[2]256以外,主要原因有二:1、“官”、“吏”相互勾结;2、“猾吏”、“豪家”相为表里。
    南宋小朝庭的各州县,有“官”、有“吏”。“官”称“官人”;“吏”称“吏人”,又称“公人”。“官人者异乡之人,吏人者本乡之人。官人年满者三考,成资者两考,吏人则长子孙于其间。”[2]311象山先生认为“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张官置吏,所以为民也。”“县家而害民,州家得以治之,州家而害民,使家得以治之。”然而南宋小朝庭治下的“州家、使家,壅之以胥吏,塞之以僚属”,虽有被害者上访,却被“以告讦把持之名而抑绝之”。“胥吏之妙用,专在抑绝赴愬者之路,惩一二以威众,使之吞声敛衽,重足胁息”。“官”、“吏”相互勾结,“吏人”们“得以肆行而无忌”[1]68-69。
    南宋小朝庭的各州县中,长吏统领若干吏胥,吏胥管理簿书,掌握实权。“簿书不理,吏胥因为紊乱,为长吏者难于稽考,吏胥与奸民为市,使长吏无所窥寻其踪迹”[1]116。吏胥为害,州县政事败坏,“积弊宿蠹殆难驱除”[2]304。敢于制造紊乱、为非作祟的吏胥,都是一些奸猾的“吏人”,称之为“猾吏”;与吏胥一起“为市”的“奸民”都来自有钱有势的人家,又称之为“豪家”。“猾吏豪家相为表里,根盘节错,为民蟊贼。”[2]304“吏胥之害”,当时士大夫“人人皆知其然,但所以除害之方,终未容尽试耳。”[2]304
    象山先生在《与辛幼安》中,痛斥“官”、“吏”相互勾结、祸国殃民,揭露“贪吏害民”的卑鄙伎俩。“今之贪吏,每以应办财赋为辞。”“虽在利源优处,亦启无厌之心,搜罗既悉,而旁缘无艺,张其名以巧取,持空言以横索,无所不至。”“贪吏之所取,共公上者无几,而入私囊者或相十百,或相千万矣。”“通数十年之间,取其廉而能者与其贪之尤者而较之,其为应办则同,而其赋取诛求于民者或相千万而不啻。”[2]314象山先生指出,南宋小朝庭的“出于小人之党”的所谓“宽仁”之说,并无“圣天子爱养之方,勤恤之意”,“乃欲使监司郡守不敢按吏”,此乃象山先生“忧之而不能去怀者也”。
    三、无私无畏,知政荆门
    象山先生生活在南宋偏安的江南的时代。当时,中国北方有女真族建立的金朝、党项族建立的西夏政权。北宋钦宗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三月,金朝皇帝废黜北宋徽、钦二帝,北宋王朝灭亡。同年五月,钦宗的弟弟康王赵构即位于南京,是为宋高宗,改元建炎,建都杭州,改称临安,史称南宋。南宋偏安的历史,是与金朝对峙、屈辱求和的历史,也是南宋政权内部主战、主和势力相消长的历史。金朝贵族虽占领了北中国大片土地,但一直意欲南侵灭宋。宋高宗时代金朝曾两次南下攻宋。宋高宗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五月,“金主诏元帅府复取河南、陕西地”[3]3421,大举攻宋。南宋民族英雄岳飞亲率大军在河南偃城迎击金军主力,岳飞在军中奏报高宗:“金人锐气已沮,将弃辎重渡河,豪杰向风,士卒用命,时不再来,机难轻失。”但只图偏安高宗赵构,准秦桧“令班师”的奏请,“一日奉十二金字牌”[3]3461催促岳飞撤兵。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民族英雄岳飞被赐死,南宋向金称臣纳贡,淮河以北、河南、陕西大片土地划归金朝。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金主又分兵四路攻宋。绍兴三十二年(公元1162年)六月,高宗赵构退位,孝宗赵昚即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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