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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山先生-人格风范 (一)


    论文简述:[摘 要] 象山先生的人格风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为义为公,痛恨为利为私的小人。消除腐败、追求实行“圣人之政”;2、忧国忧民,痛斥“官”、“吏”相互
    [摘  要] 象山先生的人格风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为义为公,痛恨为利为私的小人。消除腐败、追求实行“圣人之政”;2、忧国忧民,痛斥“官”、“吏”相互勾结、祸国殃民,大胆揭露“贪吏害民”的卑鄙伎俩;3、不顾个人安危,无私无畏,带病知政荆门。
    [关键词] 人格风范;为义为公;忧国忧民;无私无畏
    象山先生就是荆门老百姓所尊敬的陆夫子,南宋光宗二年秋九月(公元1191年10月)知荆门军,光宗三年十二月(公元1193年1月)卒于荆门知军任内。八百多年来,象山先生为义为公、忧国忧民、无私无畏的人格风范,一直影响着荆门人的后代子孙,培育着荆门人的高尚人格。
    一、为义为公,痛斥小人
    象山先生童年时代,庄敬自持,不爱玩耍,勤于思考,喜欢发问。眼望苍穹,总想知道天有多高;漫步大地,总想知道地有多宽。十馀岁时,读古书读到“宇宙”二字,古书解释说:“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突然间明白,宇宙原来无穷,“人与天地万物,皆在无穷之中”,[1]482-483“上是天,下是地,人居其间。须是做得人,方不枉。”[2]276于是提起笔写到:“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 己分内事乃宇宙内事”,“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 [1]483。十五六岁,读三国六朝史,逐渐认识到南宋社会的腐败,他为“秦汉以来,学绝道衰”[1]14深感不安。成人之后,两次中举,三十四岁进士及第。他痛恨官场腐败,为世风日下忧心如焚,然而他并不逃避现实,他反对佛家的出世之说,主张入仕。他当过地方官,也当过京官,并不在意仕途的升迁,“无富贵之念” [1]88。他的大部分时间在从事教育工作,他相信“人皆可以为尧舜”[2]282;他希望通过教育使大多数人“识义利公私之辨”,“理明义精,动皆听于理义,不任己私”[2]26;他以传尧舜之道,续孔孟之统为己任,他说“道义之在天下,在人心,岂能泯灭”[2]326?他对消除腐败、实行“圣人之政”充满希望,消除腐败、实行“圣人之政”是他一生的追求。
    象山先生为义为公,痛恨为利为私的小人。
    南宋孝宗淳熙八年(公元1182年),象山先生访朱元晦(朱熙)于南康,登白鹿洞书院讲席,讲《论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章,对当时那些身居要职的所谓“名儒巨公”,提出了严厉批评,他们虽然都由“科举”出,由于“科场”腐败,“场屋(科场)之得失,顾其技与有司好恶如何耳,非所以为君子小人之辨也。”[2]333因此这些所谓“名儒巨公”,“虽曰圣贤之书,而要其志之所乡,则有与圣贤背而驰之者矣”[2]334。他们虽然也读《论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章,然而却不能“切己观省”[2]323,他们“惟官资崇卑、禄廪厚薄是计”,根本不把“国事民隐”放在心上,他们所从事的、经历的、讲习的,不是“义”,而是“利”,他们是一些“喻于利”的小人[2]333。
    象山先生胸怀报国之志,他希望当朝皇帝远追尧舜,近效唐太宗,任用贤良,励精图治,洗雪靖康之耻,收复失地,统一祖国。
    南宋孝宗淳熙十一年(公元1185年),象山先生在敕局为献官,上殿轮对五剳,大胆直谏,指出孝宗“临御二十馀年,未有太宗(唐太宗)数年之效。版图未归,讐耻未复,生聚教训之实,可为寒心。”[1]221象山先生认为孝宗“临御二十馀年”而成效甚微的主要原因,是作为人主的孝宗不能知人善任。象山先生说:“事之至难,莫如知人,事之至大,亦莫如知人。人主诚能知人,则天下无馀事矣。” [1]222“人之知识若登梯然,进一级则所见愈广。上者能兼下之所见,下者必不能如上之所见。”[1]223有人问:“先生见用,以何医国?”象山先生回答说:“吾有四物汤。”什么是“四物汤”?象山先生解释说:“任贤、使能、赏功、罚过。”[1]496“任贤”是“医国”的第一“物”。“使能”是“医国”的第二“物”。所谓“任贤”,就是任用贤人。所谓“使能”,就是重用能人。“贤人”,有德行的人。“能人”,有聪明才智的人。“贤”与“不肖”相对。“能”或曰“智” 与“愚”相对。
    如何知人?一要观其行,二要明其心。观其行,辨识贤良;明其心,辨识君子。辨识贤良是浅层次地知人;辨识君子是深层次地知人。
    象山先生认为:“人生天地间,气有清浊,心有智愚,行有贤不肖。”[2]324什么是“不肖”?“乖争、陵犯、污秽、邪淫之行,常情之所羞者所恶者,乃或纵情甘心而为之,此所谓行之不肖者也。”什么是“贤”?对于“乖争、陵犯、污秽、邪淫之行”,“有所不敢为,有所不忍为,有所不肯为,而每求是者、正者、善者为之,虽未必是、必正、必善,而其志则然,日履之间,盖与向所谓不肖者背而驰也,是亦可谓行之贤者也。”[2]324一般来说“贤者心必智,气必清;不肖者心必愚,气必浊。”然而“行之不肖者,则或耳聪目明,心意慧巧,习技艺则易能,语理致则易晓,人情世态,多所通达;其习书史者,虽使之论道术之邪正,语政治之得失,商人品之高下,决天下国家之成败安危,亦能得其仿佛。彼固不能知其真,得其实,诣其精微,臻其底蕴,而其揣摩傅会之巧,亦足以荧惑人之耳目。”“行之贤者,则或智虑短浅,精神昏昧,重以闻见之狭陋,渐习之庸鄙,则其于慧者之辩,浑然曾不能知。”更谈不上判别“道术之邪正、政治之得失、人品之高下、天下国家之成败安危”因此,“所谓清浊智愚者,殆不可以其行之贤不肖论也。”[1]81
    观其行以辨识贤良只是浅层次地知人。真正知人,还须明其心以辨识君子。如何明其心以辨识君子?象山先生认为:“心之在人,是人之所以为人,而与禽兽草木异焉者也”[2]200,而“心当论邪正”[2]202,“为善为公,心之正也。为恶为私,心之邪也。为善为公,则有和协辑睦(团结合作)之风”,“为恶为私,则有乖争陵犯(你争我夺)之风”,“和协辑睦,人所愿也。乖争陵犯,人所恶也”。[2]204在社会生活中,一个人是重“义”还是重“利”,是为“公”还是为“私”,“义利公私之辨” [2]26是辨识君子与小人的标准。只有那些“共其职,勤其事,心乎国,心乎民,而不为身计”[2]334的人,才是君子。一个人是君子还是小人,不能以“官资崇卑”、职称高下区分。象山先生认为“大概论之,在于为国、为民、为道义,此则君子人矣;大概论之,在于为私己、为权势,而非忠于国、循于义者,则是小人矣。” [2]332君子重“义”、为“公”,是人格高尚的人,小人重“利”、为“私”,是人格卑下的人。“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2]337,“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 [2]337。“不问在人在己,当为而为,当言而言”[2]334,“闻善而慕,知过而惧,皆君子之徒也。若乃亲善人、闻善言而狼狈自若,无所忌惮,慧黠奸慝,常有毁伤善类之心,此所谓志夫邪恶之小人。”[2]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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