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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与李白:人性的本真、放逐与无奈(10)


    从这段文字当中,我们大致了解了李白早期漫游的足迹和目的,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李白的这种早期的漫游和庄子早期的漫游是非常相似的,主要是指漫游是一种有意识的行为,这种有意识的行为便是一种有目的的行为。庄子漫游的目的,归根结底一句话,是救国救民,探寻一条解放人性的最佳道路:李白的漫游总体上来讲,目的应该与庄子漫游的目的相同,但李白的漫游具体到了“求仕”。从表面上来看,李白入世太深,想当官的念头很大,好象是个追名逐利之人。但如果我们再进一步分析:李白当官的目的是什么呢?怎样看待李白早期的积极入世的心情?李白到底是属于儒家还是道家?这些问题许多学者都进行过探讨,研究李白的专家林庚先生对李白的“布衣入翰林”有自己的说法,我们附录二段于后,以做参照:
    “唐代的政治活动分为三种不同类型:第一类是皇亲、贵戚豪门世族,他们乃是当然的要人;第二类是进士出身,从中小官职慢慢熬上去,这是当时比较平民化的科举制度;第三类就是布衣。他们既非阀阅豪贵,又不甘于卑躬屈节地慢慢地熬,因为那样的熬上去就仿佛是进了统治阶级的训练班,等到居然能熬出,也已失去了布衣的锐气。所以布衣是成则卿相,败则草野的;比起那慢慢熬上去的科举知识分子要更有新鲜的布衣感,更为鲜明地说出自己的政治态度,这就是在野政治家的身份。他们在政治活动中,当然也不能不从事交游,但在一定限度上,是正如李白所夸耀‘不屈己,不干人’,这就是布衣的骄傲。李白又说他自己:‘怀经济之才,抗巢由之节。文可以变风俗,学可以容天下,一命不沾,四海称屈。’一方面‘不屈己,不干人,’不向统治阶级卑躬屈膝,另一方面又要用‘四海称屈’的舆论,来迫使统治阶级不得不让他参与政治。李白的屡以巢由自比,因为巢由乃是布衣,而帝尧却要把天下让给他。李白当然不会要求唐玄宗把天下拱手让给他,那是太不现实了,然而他却毫不掩饰地要求唐玄宗真正让他过问国家大事。……”
    “李白与孔巢文等隐于徂徕山,号为‘竹溪六逸’,一方面把名誉弄得大大的,一方面又偏要表示看不起朝廷,这就是传统上布衣采取政权的活动方式。可是李白却还有另外一套向往,那就是哉国时代周游列国的方法。他说:‘仲尼七十说,历聘莫见收;鲁连逃千金,圭组岂可酬;时哉苟不会,草木为我俦。’他的从政方式,正是以孔子、鲁仲连为心目中榜样的。何况李白热情浪漫的性格既不能长期的隐伏在一个地方,而李白在习惯于游侠生活之后,也只有周游到列国的生活方式比较相近。李白在四川就已经开始漫游各地,出川之后,正如他自己所说是‘仗剑去国,辞亲远游’,‘迫于凄惶,席不暇暖’,‘南涉莫从,北游失路’,他之屡以孔子自比,也正因为孔子是周游列国的。……而李白既要收周游列国之效,又要保持布衣的风度,这就统一在‘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的方式上。……”
    从以上两段文字我们可以看出林庚先生也认为,李白不是真的想进入王室贵族的行列,而是想以在野的方式参与政治。其实,李白对统治者有着清醒的认识,对自己“积极入世”的目的和前途也有很明确的打算和预见,因此,他意识到与统治阶级的合作绝非是长远的。因为他知道布衣(平民)与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是永远无法调和的。他说:“行乐争昼夜,自言度千秋。功成身不退,自古多愆尤。”“吾观自古贤达人,功成不退皆殒身。”又说:“功名富贵若长在,汉水亦应西北流。”这些感慨不是李白凭空发出的,这代表着李白与当权者或权贵格格不入的态度,也代表了李白潜在的“忧患意识”,因为他的志向是远大的。为了实现他的志向,他的心情是豪迈的,行为是积极的,但他最根本的心情却是消极而避世的。“功成而身退”,退到哪里去?这里的“退”即隐退,也就是漫游山水间,让精神自由,让自我解放,避开烦琐的人世。所谓:“人生行乐亦如此,古来万世东流水。别君去兮何时还,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以色事他人,能得几时好?”“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才:方知黄鹤举,千里独徘徊。”李白《与贾少公书》说得好:“白不树矫抗之迹,耻振玄邀之风,……岂徒贩卖云壑,要射虚名?”“出则以平交王侯,遁则以俯视巢、许。”因此,我们可以说,李白不是为做官而做官,他不是追逐虚名的人,他要把声势搞大,要通过漫游、隐居来树立声望,主要是想借这种手段从政,而从政的目的则是为国为民出点力,出力的原因是想借这个机会 自己的才能得以施展。在当时的社会,不通过做官想为民为国出力是很难的,只有做官一条路,才能救国救民。为什么要救国,为什么要救民?李白是想通过自己来影响朝政,影响天下,这一点和庄子异曲同工,只不过,庄子不想通过做官这条路,而是想通过一个思想者的精神影响世人。因为在庄子的那个时期,战争频仍,死骨遍野,做不做官意义不大。当时的社会也没有科举入仕的风气,而至唐代社会强盛,发展很快,表面上的繁荣暗藏着即将爆发的危机,李白的忧患意识由此而生,所以才要迫切地入世,愿为国家出力,直到他六十一岁时,还要参军。对于这一点,许多评论家认为是李白属于儒家的最好证明,包括上文提到的林庚先生,在《诗人李白》一书中对李白属于儒家作出了下面的论述:
    “李白的思想,就是这布衣在斗争中走在胜利的道路上的思想。他反映了盛唐时代的政治面貌,也反映了市民阶段正在萌芽时期的思想状况。一种要求平等自由的解放情操,就成为李白的骄傲与信念。有人说李白是道家的思想,那是不全面的;李白当然不免受道家的影响,正如屈原也不免受当时道家思想的影响一样。屈原生活在产生老子、庄子的乡土,开创游仙诗的先河,由屈原所诱导出来的《卜居》、《渔父》,《悲回风》、《远游》等都具有道家思想鲜明的影响,然而我们并不说屈原便是道家的思想。在道教盛行的唐代,李白自然也不免受道教影响,然而李白说,提壶莫辞贫,取酒会四邻。仙人殊恍惚,未若酒中真。’‘三杯通大道,一斗合天然。’……至与道教相通的道家思想乃是魏晋元朝知识分子的传统,李白当然也不免沾染上;然而道家‘小土寡民’的思想并没有影响李白,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也没有影响李白,道家‘虚室生白’的恬静更是与李白背道而驰,我们很难说李白究竟有多少道家思想。”为了说明李白思想距离道家思想较远,林庚先生文中又提到了李白居留时间最长的地方是安陆、大梁,而安陆,大梁并不符合他寻仙、访道的要求。“然则李白的‘五岳寻仙不辞远’,所寻的究竟是什么呢?如果我们再知道李白到了六十一岁(即死前一年)还想参加李光弼的军队,我们就再不会怀疑李白的一生究竟是从政还是寻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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