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乐――对儒道两家幸福观的反思(4)
http://www.newdu.com 2024/10/11 02:10:58 中山大学哲学系 佚名 参加讨论
| 第一个问题与程颐“使颜子而乐道，不足为颜子”的说法有关。以道为乐大概是对周敦颐“所乐何事？”的一种不假思索的回答。乐道自然不是坏事，但程赜的分辨，依朱子门人的理解，便是担心把乐与道分为二事。这个辨析是有深意的，如果乐、道两分，乐的对象便既可乐道也可是其它事物。同时，道与它物并列成为可互相代替的选项，道便失却其本体意义。对此，朱熹有他的看法： 刘黻问：“伊川以为‘若以道为乐，不足为颜子’。又却云：‘颜子所乐者仁而已。’不知道与仁何辨？”曰：“非是乐仁，唯仁故能乐尔。是他有这仁，日用间无些私意，故能乐也。” [9] 朱熹知道，乐、道二分就是我与道为二物，人就不能进入乐的精神境界之中。不是乐道，而是践道才能乐。孔子那里更多的是言仁，“仁者乐”，“仁者不忧”，“其心三月不违仁”的颜回才能“不改其乐”。孟子则说：“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孟子·尽心上》）故朱熹说“非是乐仁，唯仁者故能乐”。至此他便把先秦儒家乐的观念提纯为没有“私意”的心之乐：“人之所以不乐者，有私意耳。克己之私，则乐矣。”同时，“唯仁者故能乐”，意味着乐是仁的表现，不是随外物变化而隐现的心理现象，而仁是人性善的内在规定，因而乐便具有本体论的意义。[10] 然朱熹也知道，字面理解总是不足的，真正的理会，是在体仁践道中获得发自内心的快乐：“‘乐’字只一般，但要人识得，这须是去做工夫，涵养得久，自然见得。”这就是说，心性本体不是靠议论，而是最终通过修养工夫获致的。 朱熹之后，王阳明对“乐”有更深入、广泛的讨论。宋明儒学内部，心、理对峙，许多问题针锋相对。但阳明许多问题承自朱熹，而且，有些思想方案也源于朱熹。如其关于乐的中心论题“乐是心之本体”，与朱熹的“非是乐仁，唯仁者故能乐”，便一脉相承。 “乐”是心之本体，虽不同于七情之乐，而亦不外于七情之乐。虽则圣贤别有真乐，而亦常人之所同有。但常人有之而不自知，反自求许多忧苦，自加迷弃。虽在忧苦迷弃之中，而此乐又未尝不存。但一念开明，反身而诚，则即此而在矣。[11] 阳明的“乐是心之本体”，至少包含三重的意思：其一，既然乐为心之本体，那无论圣凡贤愚不同程度都有乐的经验或能力，但只有体仁即对本体有自觉者，乐才能成为生命中基本情态，故“致良知”便可以是获得快乐的源泉，修养是致乐的工夫。“尔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底准则。尔意念着处，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瞒他一些不得。尔只不要欺他，实实落落依着他做去，善便存，恶便去。他这里何等稳当快乐！”[12] 其二， 喜怒哀乐爱恶欲，乐本是人类诸多基本情绪类型之一，把它独立提升出来后，它同其它具体情感的关系，就同道与万物的关系一样。乐道之道，不是引起快乐的诸多对象之一，而乐道之乐也不是因不同对象或境遇而喜怒无常的具体情绪。乐道是乐－道或道－乐，道即乐，乐而道。[13] 其三，人类的基本情绪中，以乐为中心，可分正反两大类。正面者，如喜、爱、欲等，是乐不同层次或不同程度的体现。反面者，如忧、怒、苦、怕等等，则是因为失去快乐的情况下在不同方面的表现。克制这些负面情绪，正是恢复乐的心境的努力，也是修养工夫表现之所在。 阳明对乐的贡献不限于观念的孤立辨说，更在于提供相关工夫的展示或指点，这里无法一一列举。概言之，人类不快乐的原因不外主、客两方面，客观包括身体、自然及社会条件，主观则是一种态度，一种内在精神倾向。体乐是享用，同时是修养。这种修养首先要克服个体自身对身之乐的片面追求，不能纵欲。体仁，无私，廓然大公，快乐便在其中。一方面，它减少与他人争乐给自己带来的累与给他人带来的苦，另一方面，是由身－心之乐及心之乐的发展来平衡身之乐的不足。从伦理上讲，这种自得之乐不仅是自我的，同时包括对他人之乐的尊重以至关切。正因为如此，对他人的不乐，以及人为导致他人不乐的因素，以乐为本的儒者，必然表现出忧与愤。因此，此乐既是本体的、也是心理的与伦理的。 继朱熹之后，王阳明在思想史上把对乐的本体论反思推向顶峰，同时在人伦日用的实践中把它充分展现出来。阳明后学承其衣钵，以乐为主题讲习体行。泰州学派尤为突出，王艮还有《学乐歌》，这让乐的思想影响在晚明更蔚为大观。不过，思想史上的这一线索延至清代，在满族入主，内忧外患的时代戛然中止。只是现代新儒家的个别人物如梁漱溟，才对此有微然的回音，同时，它也被忧患意识以及现代化追求等不同的时代呼声所遮掩。[1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