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外传”——对孔门师弟传说的思想史考察(7)
http://www.newdu.com 2024/10/11 02:10:56 中山大学学报 佚名 参加讨论
| 商太宰见孔子曰：“丘圣者与？”孔子曰：“圣则丘何敢，然则丘博学多识者也。”商太宰曰：“三王圣者与？”孔子曰：“三王善任智勇者，圣则丘不知。”曰：“五帝圣者与？”孔子曰：“五帝善任仁义者，圣则丘弗知。”曰：“三皇圣者与？”孔子曰：“三皇善任因时者，圣则丘弗知。”商太宰大骇，曰：“然则孰者为圣？”孔子动容有间，曰：“西方之人有圣者焉，不治而不乱，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荡荡乎民无能名焉。丘疑其为圣。弗知真为圣与？真不圣与？”商太宰嘿然心计曰：“孔丘欺我哉！”（《列子·仲尼》） 故事也模仿《论语·述而》孔子“若圣与仁，则予岂敢”的自谦，又套用《公冶长》中孔子答孟武伯问子路、冉有和公孙赤是否仁的语式，最后把《泰伯》中孔子对尧的形容方式“荡荡乎民无能名”移用到所谓西方圣者，即“不治而不乱，不言而自信”的道家式圣人身上。这样移花接木，让孔子推销道家思想，确具机心。当然，道家的孔子虽然可爱，但总有些迂阔，离现实太远。富于现实主义精神的法家，笔下的孔子就很不一样： 鲁人烧积泽，天北风，火南倚，恐烧国。哀公惧，自将众趣救火。左右无人，尽逐兽而火不救。乃召问仲尼，仲尼曰：“夫逐兽者乐而无罚，救火者苦而无赏，此火之所以无救也。”哀公曰：“善。”仲尼曰：“事急，不及以赏。救火者尽赏之，则国不足以赏于人。请徒行罚。”哀公曰：“善。”于是仲尼乃下令曰：“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逐兽者比入禁之罪。”令下未遍而火已救矣。（《韩非子·内储说上·七术》） 哀公问政是《论语》内外常见的论政套路，不过这一次孔子不是讲道而讲术。他依法家用赏罚二柄控制臣下的策略，同时又权衡赏与罚两手在代价上的得失，确定用罚来威胁那些不积极救火的刁民，结果成效奇佳，成了孔子运用法家思想的成功案例。然而，这个故事仍未触及与儒家道德立场抵触的一面，下面的故事就不然： 季孙相鲁，子路为郈令。鲁以五月起众为长沟。当此之时，子路以其私秩粟为浆饭，要作沟者于五父之衢而餐之。孔子闻之，使子贡往覆其饭，击毁其器，曰：“鲁君有民，子溪为乃餐之？”子路怫然怒，攘肱而入，请曰：“夫子疾由之为仁义乎？所学于夫子者，仁义也；仁义者，与天下共其所有而同其利者也。今以由之秩粟而餐民，不可何也？”孔子曰：“由之野也！吾以女知之，女徒未及也。女故如是之不知礼也？女之餐之，为爱之也。夫礼，天子爱天下，诸侯爱境内，大夫爱官职，士爱其家，过其所爱曰侵。今鲁君有民，而子擅爱之，是子侵也，不亦诬乎！”言未卒，而季孙使者至，让曰：“肥也起民而使之，先生使弟子止徒役而食之，将夺肥之民耶？”孔子驾而去鲁。（《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另，《说苑·臣术》、《孔子家语》卷二“致思”第八也有类似记载） 孔子与子路的争执，在《论语》中不止一次。这一次在《论语》之外，且焦点是对儒家核心观念仁义的理解。子路心直，以为只要施惠于民，不管是哪家的民，都是行仁义的表现，仁者爱人嘛。可孔子却认为爱应受礼的制约，爱之范围应与权力的界限一致。如果不是，依季孙的观点，施爱越界，就是争夺别人之民。这等于说，爱民不过是争民的手段而已。用功利来计较仁义，这实质是法家的观点。《韩非子》杜撰的故事，却进入儒家文献，特别是《孔子家语》之中，这表明法家思想向两汉儒家的渗透。《论语》中的孔子，重文轻武，讲德治，戒刑杀，因此，在崇尚实力的政治舞台上无多大作为。但从战国至两汉的孔子形象，却露出其果敢威严的一面： 颊谷之会，孔子相焉。两君就坛，两相相揖。齐人鼓噪而起，欲以执鲁君。孔子历阶而上，不尽一等，而视归乎齐侯，曰：“两君合好，夷狄之民，何为来为？”命司马止之。齐侯逡巡而谢曰：“寡人之过也。”退而属其二三大夫曰：“夫人率其君与之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独率我而入夷狄之俗，何为？”罢会，齐人使优舞于鲁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当死。”使司马行法焉，首足异门而出。齐人来归郓、讙、龟、阴之田者，盖为此也。因是以见虽有文事，必在武备。孔子于颊谷之会见之矣。（《春秋谷梁传》定公十年，此外，《新语·辩惑》、《孔子家语》卷1“相鲁”第一有类似记载，且时间越后情节越详细。） 这故事比鸿门宴还鸿门宴，鸿门宴兵不血刃，颊谷之会却大开杀戒。孔子不仅忠心保主，而且正气凛然，杀气十足，很有文武双全的气慨。汉人一直有人为孔子有德无位遗憾[16]。春秋时代，有位不是来自世袭，就是来自篡夺，世袭是运气（生君侯之家），篡夺则靠实力（包括勇与谋）。这个故事设计一个智勇双全的孔子，作为政治人物的标本。同时它意味着，孔子没成君王，不是不能而是不为。因此，其他儒家文献不仅加以转述，而且继续在细节上夸张。孔子形象的转型还表现在孔子诛少正卯的传说中： 孔子为鲁摄相，朝七日而诛少正卯。门人进问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夫子为政而始诛之，得无失乎？”孔子曰：“居！吾语女其故。人有恶者五，而盗窃不与焉：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辟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於人，则不得免於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处足以聚徒成群，言谈足以饰邪营众，强足以反是独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诛也。是以汤诛尹谐，文王诛潘止，周公诛管叔，太公诛华仕，管仲诛付里乙，子产诛邓析、史付，此七子者，皆异世同心，不可不诛也。《诗》曰：‘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小人成群，斯足忧矣。”（《荀子·宥坐》，《说苑·指武》、《论衡·讲瑞》、《孔子家语》卷一“始诛”第二述有类似故事） 孔子诛少正卯源于《荀子·宥坐》，同时为儒家和非儒家文献所复述。其“朝七日”就开杀戒的原因，除了几乎每个故事都重复的五点理由外，还有据说是因少正卯与孔子同时授徒讲学，因争夺学生带来的关系紧张（《论衡·讲瑞》）。不过，即使那五点理由，基本上也是定思想罪或言论罪，是镇压政治异己分子的宣言。这样定罪，似乎与先秦儒家的价值立场不一致，反而与导致焚书坑儒的法家思想相吻合。所以，徐复观写《一个历史故事的形成及演进――论孔子诛少正卯》，论证它是法家造的谣[17]。即便如此，一种鲜明的法家思想而为儒家文献所传述，说明它有传述者所需要的东西。先秦儒家重德轻刑，而两汉儒家则德刑并重。这里，形象的转换与思想的移动是一致的。 本节所述的故事，不论来自儒家还是非儒家文献，都与《论语》中的孔子形象差异甚大，根本分歧不在情节而是思想。它表明两个问题：第一，在孔子后学及儒家追随者沿着《论语》的线索，着力塑造提升孔门师弟的圣贤形象的同时，反对儒家的思想派别也在做重塑孔子形象的工作。这种重塑有公开诋毁，也有卡通式的改编。后者表明，孔子重要影响力是其被利用的原因。第二，变异的孔子形象同时出现在非儒家和儒家的文献中，呈现不同家派思想互动的另类图景。同时，对孔子思想的解释进入新的时代背景，一个纯粹的道德形象不能完全适应于汉代的政治需要。秦汉之后，中国思想史或文化史上，孔子形象将继续变迁。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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