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乐――对儒道两家幸福观的反思(1)
http://www.newdu.com 2024/10/11 02:10:25 中山大学哲学系 佚名 参加讨论
| 快乐是不需要理由的。但是，不同的快乐会互相排斥甚至由此而导致痛苦这一事实提醒我们，对快乐的任何态度都非不言而喻的。所以，它会成为中国传统哲学着力论辩的思想课题。本文在前贤思考的基础上，[1] 再进一步，探讨中国思想家关于乐的理想同人类心理现象的乐之间的结构关系。它包括提出一种对乐的心理现象的类型化描述，以及对先秦儒道两家对乐的不同取向的对比分析，阐明两者之间的关系。由此出发，观察宋明儒学论“孔颜乐处”的义理依据与修养经验，并引伸若干与现代伦理学或哲学人类学的论域交叠的观点。最后，在结语中，把问题置换为关于幸福的一般理解，以呈现这种古典思想经验的当代价值。 一、经验结构 什么是乐？除了指音乐外，乐一词通常表示作为心理经验的快乐情绪。不过，快乐所指的经验，有时并不限于用乐一个词来表达，它也可以用喜、悦、爱、好、欢、欣、兴，以及满意、得意、愉快、快活等等，来代替。有时候这些不同的词语可能涉及乐的不同类型，或者不同程度。把这些用不同词语表达的内容都称为乐，理由除了在很多情况下它们分别可以与乐互相代替使用外，更重要的是，这些词所表达的情感经验，一般都是人们“乐于”体验的。或者反过来说，它是我们想避免的情感经验，如愤怒、害怕、嫉妒、痛苦、忧虑、厌恶、憎恨等等，或许可以统称为令人“不快”的心情的反面。 上述这个描述性的界定，也意味着乐或快乐是内容丰富或者可分为众多类型的。我们甚至可以借助乐的反面情绪的相关性，来区分乐的类型。因为在汉语中，象愤怒、害怕、嫉妒、痛苦、忧虑、厌恶、憎恨等词语，远比喜、悦、爱、好、欢、欣、兴、满意、得意、愉快、快活等，更容易区分它的含义。例如苦乐之乐与忧乐之乐，如果通过苦与忧的区分，更容易理解两种乐的不同。也可以说，如果我们把人类情感现象分为正负两大类，乐几乎可概括全部的正面经验，而负面经验则似乎缺乏这样的方便。所以有“幸福的家庭一样的幸福，不幸的家庭各有不幸”这样的说法。这一观察除了暗示乐在情感经验结构中可能置于根本的地位外，还提醒我们，从正面入手论乐，自有它的方便处。 从根本上讲，情感反应是“身心”一体的，不管正面还是负面。只要是现实的人，身心实际上就不可分离，因为离开心的身，就不是人身（尸体），而离开身的心则不是人心（灵异）。但是，如果我们把人有“知觉灵明”的意识活动看作心的表现，我们就知道，两者的差别是可分析的。把身、心从概念上分开，情感现象既有从身到心，也有从心到身的。所以，我们也不妨把乐分为身之乐、心之乐、以及身－心之乐。 先说身之乐，它是一种知觉经验，未经心之反思。如身体对舒适温度的感觉，光滑或柔软的触觉，明亮的视觉，包括美食美色的享受，等等，都能给人带来愉悦的心情。如同“食色，性也”，这种不虑而知，不学而能的反应能力，同一个人受教育的水平或者观念性选择没多大关系，不是思想活动造成的，所以称身之乐。这种乐是以个体为单位的，即是说，这种经验不能在生理意义上传递。你不能代替别人吃饱，别人也没法穿衣服为你御寒。同时，这种乐还建立在物质条件的基础上，因此，从它对外部资源的依赖而言，它可以说是可计算、会消耗的。这就是为什么虽然身之乐是人人想要的，但它却不可能是无限制满足的。因此，它导致人类为争夺满足快乐的物质资源而进行无休止的斗争。没有身之乐的精神追求可能是神性的，但对人而言则是变态的，而只有身之乐的追求则是动物性的。身之乐是人类追求幸福的基础，然而也是人类很多不幸的根源。有些宗教或道德传统对追求快乐的否定，主要是针对这一层次的乐而言的。 心之乐与乐者的身体欲望没有直接的关系，它同对个人身体以外事物的理解、评价相关。身体以外的事物包括他人、文化、以及精神性现象，因此也可以分伦理之乐、求知之乐、及信仰之乐等多种亚类型。从广义讲，伦理之乐可以涉及被关怀、被尊重的快乐，也可有关爱他人之乐或助人为乐。求知之乐则可以是纯粹的自得之乐，是一个人对世界理解的渴望的不断满足的快乐。尤其是以知识的创造与传播为职志的人而言，这种乐是极重要的体验。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论语·学而》）便可能涉及理智之乐与伦理之乐。信仰之乐则极难描述，它包括神圣问题、生命价值问题、意义的根源问题、以及生活态度问题的不同追求。人们常用宇宙论、世界观、人生观之类概念指称这类信仰性问题。如果一个人找到自己的信仰，并立场坚定的把它当作自己生活的意义所在，特别是在困惑迷茫的时刻获得这种信仰，肯定是一种快乐。由于这种精神的快乐不依于物质条件，所以它是可分享的，同时，越多的人分享同一快乐，这种快乐就会获得越大的精神力量。 身－心之乐，顾名思义，介乎身之乐与心之乐中间。例如，听乐与观色。乐（yue）与乐（le）同字，在古典文化中前者是后者的重要表现方式。但阅耳与阅目不一样，耳聋者可以观色但不能听乐，目盲者不能观色但能听乐。这表明这种快乐，不论演奏还是欣赏，都需要生理条件或者说有生理限制的。感官敏锐，耳聪目明者，是训练成不同类型专才的先决条件。然而，生理不是条件的全部。虽然孟子说过“耳之于声，有同听焉”，但实际上，不是所有的人对任何具体音律的爱好都是共同的。孔子爱乐，但爱《韶》，而“恶郑声之乱雅乐”（《论语·阳货》）。也就是说，对乐的具体喜好还有观念的因素，即心的作用，包括音乐风格的偏好及文化意蕴的领会。所以它不是身之乐，也非与身体无关的心之乐，而是身－心之乐。绘画、书法，还有其它身体表演活动，从体育、武术到舞蹈、戏剧均如此，只是身、心因素比例（或关系结构）有变化而已。身之乐不用教，身－心之乐则需要学习、训练，因为有观念的因素。身－心之乐最普遍的表现是爱情。纯粹的观念之爱不是正常人的爱，而完全没有精神慰藉存在的爱，则只是生物本能的表现。爱从理想的角度要求，是相爱者身心的完美结合。如果说身之乐表现物性，而心之乐系追求神性，那身－心之乐就最体现人性。 乐是全身心的感受。身之乐与心之乐的区分是从快乐的原因划分的，快乐的体验过程则是身心不分的。同时，纯粹的身之乐，有可能影响心之乐，而纯粹的心之乐，也会影响身之乐。正反两面都一样，依那方面情绪的强度大而定。完整的快乐是身心综合的快乐，但实际上每个人有不同的偏向。从道理上讲，越受客观条件制约的愿望，人的反应越趋一致，相反，越依赖主观意念，分歧可能性就越大。所以原则上可以分享的心之乐，未必真能达成一致。身之乐基于生理需要，它本身没有冲突。关于它的冲突是由满足这种乐的资源不足而引起的争夺。而信念的不同则可能导致冲突，它包括对身之乐及其满足的条件或分配的规则的不同看法。当不同信念各自以抽象观念的形式出现后，问题便复杂化了。对一个人或一个集团是享受的事物，对另外的人或集团则可能需要忍受。这样，心之乐，便有可能升华、掩盖或扭曲了身之乐原本的面目。由此，乐的问题便不仅是心理问题、修养问题，同时是文化甚至是政治问题。 这个关于乐的轮廓性描述，将为探讨中国哲学中乐的观念的结构性关系，进而为理解幸福问题，提供一个分析框架。 二、乐与忧 在中国，乐的观念源远流长，儒道两家都乐于谈乐。儒家先启话题，孔子不仅赞颜回在生活穷困，以至“人不堪其忧”的情况下，乃“不改其乐”（《论语·雍也》），且有“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之夫子自道（《论语·述而》）。孟子则发展有独乐不如众乐之辩。道家的庄子接过孔子赞颜回的话头，将其推至极端，其后学甚至有《至乐》之笔。两家论乐之异同，历来有不少辩驳，但多立于辨教的立场。站在教外，以乐的经验结构作对照，或能理出新的头绪来。撇开枝节不讲，儒道的相关分歧有两点，一是乐与忧的问题，一是独乐与共乐的关系。前者涉及人类基本情绪的对立关系，后者则回答人生在世与他人的情感关联，两者均指向对幸福与道德关系的理解。 毫无疑问，从孔子开始，儒家是承认并接受身之乐的追求的。因为孔子在人民“庶之”的基础上，先要求“富之”，然后才是“教之”。（《论语·子路》） “富之”要求物质基础，它是身之乐的基本条件。只有承认身之乐，才有必要让人民富之。孟子讲制民之产，也求“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孟子·梁惠王上》）。其仁政的理想，也是建立在满足人民身之乐的基本需求上。当然，对周代礼乐文明高度向往的孔子，对身－心之乐有更多的讲究。孔子要“教之”的基本内容就是礼乐。（音）乐与（快）乐同文，而乐（yue）之乐（le）就是身－心之乐。前面说过，乐的欣赏受制于特定的感觉器官――耳朵。不仅如此，乐的表演，包括演奏以及相伴随的歌舞，都需要身体的运动，这是身的作用。同时，乐的内容（连同所指涉的生活与文化经验）则与身体之外的社会价值取向相联系，因此体现不同的品味与人生态度，它同心（思想）的活动相关。孔子善乐，他对《韶》的评论很有意思：一方面，“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论语·述而》）另一方面，“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八佾》）前者表明身－心之乐可以转化对单纯身之乐的追求，后者则表明身－心之乐中需要保持观念的纯正性。相传孔子厄于陈蔡之际，竟然也弦歌不断，就是让乐缓冲压力，消解身之苦或累，同时激励斗志。[2] 礼乐不分，其它礼的表演，也与乐有相类的取得身－心之乐的作用。当然，在孔子那里，身－心之乐与心之乐，往往是相持并论的。《论语》首篇首章就开门见山：“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学而习，如果是学礼习艺，有身体动作的配合，其乐是身－心之乐。如果对象是文献知识，则是求知之乐。迎接朋友的欢欣之情，关心他人或被他人关心带来的快乐，是心之乐。“不愠”就是没有不高兴，好心情不因别人的不了解甚至误解而受影响，要防止这种无谓的不快乐。孔子言志，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这同他与点言志一样，都是人伦之乐。不过，虽然有“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子路》)之说，但孔子罕言“性与天道”，故纯粹的信仰之乐似乎不是他强调的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