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释学与中国传统文化(3)
http://www.newdu.com 2024/10/11 12:10:22 中外管理研究中心 佚名 参加讨论
| 三、六经注我——中国传统文化的解释学转折 追求原意的迷梦破灭了，解释的意义在何方？解释者的任务是什么？陆象山惊世骇俗的宣言：“六经皆我注脚。”道出了一切意义所在。古人在经籍中表达不确，经籍记载疏漏、年代久远而错简佚失，文义隐晦不显的情况在古代经籍中比比皆是，在这样的经籍中追求原意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时人应该做的，就是采取“六经注我”的态度，抓住根本，主动用心去领会经典深意，而不必拘泥于经籍的片言只语。这种方法与王弼的“得象忘言”、“得意忘象”的方法一样，都是立足于把握根本意旨，而不被表面字词句义所滞。它的目的不为通经致用，如今文经学；也不为追根溯源，如古文经学。它只是为了当下揭示一个普遍的义理。由此引出了一个解释者主观体验的问题，这是中国解经学走向哲学解释学的转折。 “体验”一词在伽达默尔的解释学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他指出：“‘体验’一词的构造显然以这两个方面的含义为根据，一方面是直接性，这种直接性要见于所有的解释、加工或传达，并且仅仅为解释提供依据，为构造提供材料；另一方面是从这种直接性中获得的收获，即它的恒久的结果。”“因为生命在意义构成物中客体化了，所以，所有对意义的理解都是‘将客体化的生命回置到它们产生于其中的精神的生命性中’。因而体验概念构成了所有关于客体的认识的认识论基础。”可见，“体验”就是人们在理解中追寻生命的、精神的原初意义的基础、依据，只有通过直接的体验，才能达到将客体化的生命回到自我生命的原始性、创造性的理解意义。 “体验”看起来是一个很玄的概念，“体”和“验”两个汉字的意义本身已经含有自我性、原真性、直接性、生命性，可以说这是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活动。在中国学术史发展中，比西方有更漫长、更深刻的关于“体验”的讨论。从老庄的“玄览”“心斋”到王弼的“得意忘象”到陆象山的“六经注我”，无不是强调一种超越时空，达到心灵彻悟，获得生命真谛的“体验”，这与西方人所习惯的知识论进路是完全不同的。西方哲学解释学克服那种客观主义、科学主义的片面做法，开始反观自身的存在意义和生命价值，正体现了哲学解释学在西方哲学发展中的转折地位。 但是，强调“体验”在理解活动中的重要性，并不是要将人引入一条虚无的迷途，而是要让人清醒地认识到，“真正的意义”不是在原作者那里，也不是在孤立的作品那里，而是在解释者那里。解释者与文本之间有一种张力，存在着能动的相互作用，总是处于一种相互紧张的状态。对于解释者来说，他有参与文本的特性，而对于文本来说，它在本质上是不完全的，它需要一个解释者，要有解释者的参与才能实现其意义。正如加达默尔所说：“被读是文学艺术作品的一个本质部分。”在这个意义上，文本不是一个固定的存在物，它本身并不能实现它自己，只有在理解过程中意义的死痕迹才会变成活生生的意义。同时，“理解，是人类生活本身在的原始特性。”所以，“理解”的活动对于文本，对于理解者都是无比重要的，理解能令文本的意义被重组、重造，理解又能使生命的意义得以彰显、发扬。“意义”总是通过理解的发生而生成的，意义不是什么固定的东西。“理解必须被看成是意义生成的过程的一部分。”到此我们知道，文本的真正意义与作者的原意或心理特征无关，它决定于解释者的历史处境，同时决定于整个历史客观进程的总体性。但是因为历史是一刻不停、变动不居的，文本在历史中要接受一代又一代解释者的理解，因此文本意义的生成不是一次性的，不是一蹴即就、一劳永逸的，相反，这是一个无限开放的过程，它接受多元化的理解，也能产生多元化的意义。 在中国学术史上，没有类似的解释理论归纳，但是类似的解释实践活动却不胜枚举。同样一本《孟子》，在程朱理学那里，可以由“养心”、“寡欲”、“万物皆备于我，反身以诚”等思想中演绎、编织出一套新儒学的心性学说；而到了戴震那里，可以用同样的哲学概念，针锋相对地批判程朱理学，揭穿其“代圣贤立言”的假面具；及至到了康有为，更可以引出“孟子立民主之制，太平法”的理论，孟子遂变成一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发明人。他们都不过是采用为经书作注的形式来宣传自己的思想，这种形式是中国古代经学发展的最普遍形式。其实每一个注经者，都自觉不自觉地采用了“六经注我”的方式，根据自己的意愿和知识经验重新组合了经典的意义，只是他们始终不敢像陆象山那样大胆地表白出来，非但不敢，反而要痛击陆象山是陷经学于堕落，导圣学入异端的魁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