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网-国学经典-国学大师-国学常识-中国传统文化网-汉学研究移动版

首页 > 传统文化 > 宗教哲学 >

从“两仪”释“太极”(二)


    三
    《系辞》的“太极”当作何解,众说莫衷一是,我认为,判断众说孰为正确的关键是:从“两仪”释“太极”。
    《系辞》的“两仪”是指天地,这从(系辞》在“易有太极,是生两仪……”的后面紧张着说“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就可以得到证明。此为“两仪”是指天地的内证。《吕氏春秋·大乐》篇云:“太一出两仪,两仪出阴阳,阴阳变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万物所出,造于太一,化于阴阳。”此处所言“太一”就是指“太极”,而“两仪’明是指天地。所谓“荫仪出阴阳”不是说阴阳二气在天地分化以后才有,而是说有了天地才有《系辞》所谓“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的过程,也就是说,“阴阳”是“太极”所本有,天地就是“阴阳”的分化,而有了天地也就有了由“阴阳”进一步化生万物的过程。
    《札记·札运》篇云;“夫礼必本于大一,分而为天地,转而为阴阳,变而为四时,列而为鬼神。”大一”亦是指“太极”,“分而为天地D就是《系辞》所谓“是生两仪’。“转而为阴阳”与《吕氏春秋》的“两仪出阴阳”同义。“分而天地……”变而为四时”,正与《系辞》所谓“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相合。
    《易纬·乾凿度》云;“易始于太极,太极分而为二,故生天地。”郑玄注:“易始于太极,气象未分之时,天地之始也。’此处的“天地”毫无疑义说的是“两仪”。
    李鼎柞《周易集解》引虞翻注解“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云:“太,极,太一也,分为天地,故生两仪也;”又云:“四象,四时也,两仪谓乾坤也。”可见,“天地”或“乾坤”是“两仪”的确解。
    韩康伯《系辞注》以“无”,释“太极”,以“有”释“两仪”,但“两仪”究为何物、“四象”究为何指则缺解,惟在“四象生八卦”的后面用“卦以象之”敷衍。又韩康伯在“阴阳不测之谓神”的后面“尝试论之曰:原夫两仪之运,万物之动,岂有使之然哉?莫不独化于太虚……不知所以然而况之神。是以明两仪以太极为始,盲变化而称极乎神也。”此处的“两仪”是指“阴阳”还是指天地,意思不是很明显,但所引后两句“两仪”与“变化”对称,“太极”与“神”对称,可见“两仪”的变化不是“神”,而“阴阳不测之谓神”,“两仪”当是指天地。若此推之,“阴阳不测”就是“太极”,然而,这就与以“无”释“太极”发生了矛盾。
    孔颖达《周易正义,的《系辞,部分本是疏解韩康伯的{系辞注},但其用“元气”解“太极’显然是打破了“疏不破注”的传统。其疏云:“太极谓天地未分之前元气混而为一……混元既分即有天地,故曰太极生两仪……”孔颖达把在韩康伯《注》中缺解的“两仪”明确地指为“天地”,“太极”也就自然不能是“无”,而是“元气”。
    在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中,“两仪,明是指天地而非指阴阳,前文已述。
    张载以“气”之“一物而两体”解“太极”.“一物”即“气”,“两体”即气所含阴阳。阴阳是“太极”本身所有,因而“是生两仪”的“两仪”决不能再指阴:阳,而必是指天地。《易说·说卦》和《正蒙·大易》在“一物而两体,其太极之谓与”的后面都是“阴阳天道,象之成也,刚柔地道,法之效也”,可证“两仪’是指天地。
    在邵雍的“先天易学’之前,未见以“阴阳”来解《易》之所谓“两仪”者,自‘先天易学”出,画卦说立,始有“阴仪”和“阳仪”之名,{易,之“两仪”遂被解为“阴阳”。从《系辞》本义而言,画卦说不能成立(前文已述),因而邵雍以及朱熹用“阴阳”解“两仪”只能说是借《易》而发挥了他们自己的思想。又邵雍的《观物吟》:“一气才分,两仪巳备。圆者为天,方者为地.”此处的“两仪”又明确‘地是指天地,而天地之上的“太极”就不能为他物,而只能是“一气”。朱熹在《语类》中明确承认周敦颐《太极图说,的“两仪”是指天地,而他所谓“推其本,则太极生阴阳”便是在“易有太极,是生两仪”的中间另外加了环节(前文巳述)。
    王廷相说:“阴阳者,气之名义也.”元气之外无太极,阴阳之外无气。”太极之说,始于‘易有太极’之论。……求其实,即天地未判之前,太始浑沦清虚之气是也。”(《王氏家藏集.太极辩》)“太极”即气,阴阳是气所本有,因而“是生两仪”便是天地已判。
    王夫之在注解张载的“一物而两体,其太极之谓与”时,引用了《太极图说》的“太极静而生阴,动而生阳”,他强调“阴阳因动静而著…”,动静者乃阴阳之动静也……阴阳之非因动静而始有”(《正蒙注.大易》)他还说:“太极之中,不昧阴阳之象。”(《正蒙注·参两》)“误解《太极图》者“谓太极本未有阴阳,因动而始生阳,静而始生阴……本无二气,由动静而生,如老氏之说也。”(《正蒙注·太和》)显然,王夫之也认为“阴阳”是“太极”所本有,他
    对“两仪”虽没有明确做出解释;但要之不可解为“阴阳”,而只能解为天地或“乾坤”。
    综上所述,除邵雍、朱熹按画卦说把“两仪”解为“阴阳”外,韩康伯对“两仪”缺解,其余都是将“两仪”解为天地或“乾坤”,韩康伯不谓“两仪”之变化为“神”,其‘两仪”不当解为“阴阳”,若解为“天地”,则要么与其以“无”解“太极”相矛盾,要么在“太极”与此“天地’之间缺少‘阴阳”的位置:邵雍和朱熹除了以“阴阳”,解“两仪”,外,又各有以“天地”为“两仪’的思想,其自语不能统一;若以“阴阳”解“两仪”,则只是成其并非《系辞》之本义的画卦说,若以“天地”解“两仪”,则邵雍之“太极”就是“一气”而朱熹之“太极”只是他所理解的《太极图说》的“太极”,《太极图说》的“两仪”,有别于《系辞》的“两仪”,因而便不是在解《系辞,。如果按程朱的哲学体系,谓“道”或“理”(“太极”)生“阴阳”,“阴阳”生“天地”(“两仪”),则只可用于强解(大极图说),而不符《系辞》“易有太极,是生两仪,,的奉义,’如果谓“理”(“太极”)生“天地”(“两仪”),则缺少了“阴阳”的位置,而与其自身的哲学体系相违。《系辞》云“法象莫大乎天地”,绝大多数解《易》者都把“两仪”解为“天地”,可谓内证和外证充分,“两仪”是指“天地”应无疑义。准此,《系辞》之“太极,只能是天地末分之前的,包含着“阴阳”在内的“气”,或“元气”,或“太虚之气”(后世所传黑:白回互的“太极图”正与此意相符)。只有如此解释,才能避免以“无”、以“理”或以“心”解“太极”所带来的种种矛盾和自语相违,以“无”、以“理”或以“心”解“太极”可谓借《易》而发挥、创造自己的哲学体系,因而并非无意义。但要之,只有以“气”解“太极”才能与《系辞》的“文本”相符。
    以“气”解“太极”,则《系辞上》“一阴一阳之谓道”即“太极”所含之“阴阳”的变易就是“道”。韩康伯《注》云:“道者何?无之称也……在阴为无阴,阴以之生;在阳为无阳,阳以之成,故曰‘一阴一阳’也。”此可谓玄思曲解。程朱云,“所以一阴一阳,道也。”此显然是“增字解经”。
    《系辞上》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气。”形”即《系辞上》“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之“形”。“上”、“下”即前、后,如言“三代以上,三代以下”,“千载而上,于载而下’。张载说:“—一阴一阳不可以形器拘,故谓之道,乾坤成列而下,皆《易》之器。”(《易说·系辞》)戴震说.“形谓已成形质,形而上犹曰形以前,形而下犹曰形以后。……阴阳之未成形质,是谓形而上者,非形而下明矣。”(《孟子字义疏证》卷中)这正是对“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古朴正解。《庄子·知北游》云:
    不形之形,形之不形(成玄英《疏》:“夫从无形生形,从有形复无形质”),是人之所同知也,非将至之所务也,此众人之所同论也,彼至则不论,沦则不至。“之”,往也,至也。“不形之形”即无形之气聚而为有形之物(器),“形之不形”即有形之物散而为无形之气,这正是讲《系辞》“形而上”与“形而下”的相互转化。《庄子》说这在当时是“人之所同知”、“众人之所同论”的思想,而道家已经对此不屑多言、视为“非将至之所务”了。“形而上”与“形而下,在先秦是通俗易懂的语言,在宋代以前也没有发生误解。至二程兄弟出;始批评“以清虚一大为天道,则乃以器言,而非道也”(《遗书》卷十一)。朱熹则谓:“太极,形而上之道也,阴阳,形而下之器也。’(《太极图说解》)“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文集·答黄道夫》)然而,程朱在“阴阳”或“气”是有形还是无形的问题上又陷入了矛盾。二程说,“有形总是气,无形总是道.”(《遗书》卷六)“既言气,则已是大段有形体之物。”(《遗书》卷十五)依此,则“气”是有形的。二程又说,“凡有气莫非天,凡有形莫非地。”(《遗书》卷六)“万物之始,皆气化,既形,然后以形相禅,有形化,形化长,则气化渐消.”(《遗书》卷五)依此,则“气”又是无形的。朱熹说:“凡有形有象者即器也。(《文集》与陆子敬书))“形而下者有情有状,是此器。”(《语类》卷九十五)依此,则“气”应当是“有形有象”、“有情有状”的。但“分阴分阳”,“两仪”(天地)始立,朱熹说:“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理便有气……”。(《语类》卷一)“阴阳”或“气”是在“天地之先”就有的。《系辞上》云:“乾坤(天地)毁,则无以见易。”若说“气”是“有形有象”、“有情有状”的,则“乾坤毁”仍可见“易”矣。朱熹又说:“人物之生,必禀此理,然后有性;必禀此气,然后有形。”(《文集·答黄道夫》)依此,则“气”在“形”先是无形的。只因程朱强把“理”气”作形而上、下之分,以至在“气”是有形还是无形的问题上如此自语相违。如戴震所说:“《六经》孔孟之书,不闻理气之辨,而后儒创言之,遂以阴阳属形而下,实失道之名义也。”(《孟子字义疏证》卷中)。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