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夏易学考论（二）
http://www.newdu.com 2024/10/10 08:10:26 国学网 佚名 参加讨论
二、《子夏易传》佚文考 《子夏易传》唐时尚存，但已有残缺，至南宋时亡佚。幸赖唐陆德明《经典释文》、李鼎祚《周易集解》、孔颖达《周易正义》，以及宋朱震《汉上易传》、项安世《周易玩辞》、王应麟《困学记闻》、赵汝楳《周易辑闻》等书中引用的一些内容，可稍窥子夏的易学面貌。另一方面，出土帛书《周易》、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周易》的一些资料[9][10]，可与古籍所引《子夏易传》相比照、印证。下面我们对《子夏易传》的一些佚文作一具体考察。 （一）《周易正义·卷首》曰：“但《子夏传》云虽分为上下两篇，未有‘经'字。‘经'字是后人所加，不知起自谁始。”可知在《子夏易传》中，《周易》卦、爻辞部分只是称为“上下两篇”，还没有称为“经”。案西晋武帝时出土汲冢竹书，其中有《易》类书，已经有“《易经》”之名，《晋书·束皙传》记曰：“《卦下易经》一篇。”据李学勤先生考证：“估计汲冢是战国晚期之初，也就是公元前三世纪初年的魏墓，是可信的。这是墓中所出竹简写成时间的下限。”[11]（第181页）这说明《周易》称为“经”最迟不晚于战国晚期之初。《子夏易传》称《周易》为“上下篇”，而没有称为“经”这一事实，证明《子夏易传》的成书一定不晚于战国晚期之初，这也是《子夏易传》的作者不可能是汉人韩婴的一条铁证。又，《周易》最初是称“上下篇”的，正如刘大钧先生所考证：“《汉书·艺文志》云：‘文王以诸侯顺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于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很清楚，班固认为是最初‘重《易》六爻'时，分成的‘上下篇'，而《系辞》又曰：‘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数也。'可证创作《系辞》时，仍称曰‘篇'。”[12]（第52页）这说明《周易》称“上下篇”极早，子夏于《子夏易传》中称《周易》为“上下篇”，正是承袭《易》之古义的一种成说，这证明《子夏易传》的成书确实很早。 （二）今本《易经》《谦》卦，《经典释文》云：“《子夏传》作嗛”，可知《子夏易传》“谦”作“嗛”，而帛书《周易》也作“嗛”，《子夏易传》与帛本同。刘大钧先生考证《子夏易传》与帛本作“嗛”是用古文，今本作“谦”是用今文，他说：“案《汉书·尹翁归传》：‘然温良嗛退，不以行能骄人。'颜师古注：‘嗛，古以为谦字。'再，《汉书·司马相如传》：‘嗛让而弗发。'颜师古注：‘嗛，古谦字。'《国语·晋语一》亦有‘嗛嗛之德'、‘嗛嗛之食'。以此知……《子夏易传》及帛本亦是用古文，今本作‘谦'是取今文。”[13]（第30页）可见《子夏易传》的内容较古。又，韩婴的《韩诗外传》中记载了一些《易》说，其卷三云：“《易》曰：谦，亨，君子有终，吉。”可知韩氏《易》中《谦》作“谦”，是取今文，与《子夏易传》不同，这有力地证明《子夏易传》的作者决不可能是韩婴。 （三）今本《易经》《颐》六四爻辞“其欲逐逐”，《经典释文》载：“《子夏传》作‘攸攸'。”帛书《周易》作“笛笛”，上博战国楚竹书《周易》作“攸攸”，可见《子夏易传》和竹书同。刘大钧先生考证《子夏易传》和竹书作“攸攸”为古文，其曰：“《汉书·叙传》：‘六世眈眈，其欲浟浟。'颜师古注：‘浟浟，欲利之貌也。浟音涤。今《易》浟字作逐。'由此可知，作‘逐'字为今本，作‘浟'字为古本。而《子夏易传》作‘攸攸'，正与竹书同。荀爽作‘悠悠'，刘歆曰‘跾，远也'，其说皆由古《易》而来。”[13]（第44页）可见《子夏易传》确有古《易》面貌，其成书不应晚至汉代，韩婴作《子夏易传》是不可信的。 （四）今本《易经》《丰》卦九三“丰其沛”，《经典释文》曰：“子夏作‘芾'，《传》云：‘小也。'”是《子夏易传》“沛”作“芾”，释“芾”为“小”义。按《子夏易传》释“芾”为“小”与《诗》之毛传同。《诗·甘棠》：“蔽芾甘棠”，毛传：“蔽芾，小貌。”孔颖达疏曰：“《我行其野》云‘蔽芾其樗'，笺云‘樗之蔽芾始生'，谓樗叶之始生形亦小也。”案毛《诗》乃子夏所传，陆玑《毛诗草木虫鱼疏》曰：“孔子删《诗》授卜商，商为之序以授鲁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鲁人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赵人荀卿，荀卿授鲁国毛亨，毛亨作《训诂传》。”因此释“芾”为“小”确为子夏之义，这也是《子夏易传》作者为卜子夏的一条力证。 又，《丰》九三“沛”，除子夏作“芾”外，郑玄、干宝亦作“芾”，《经典释文》：“郑、干作‘芾'，云：‘祭祀之蔽膝。'”而上博战国楚竹书《周易》亦作“芾”，看起来似乎子夏、郑玄、干宝皆与战国竹书同，实际不然。案郑玄、干宝作“芾”，乃以朱芾、赤芾之芾释之，《说文》：“巿，韠也。上古衣蔽前而已，巿以象之。天子朱巿，诸侯赤巿，……韍，篆文巿，从韋从犮。俗作紱。”段注：“此（韍）为篆文，则知巿为古文也。”是郑、干之“芾”即“韍”字，故释曰“祭祀之蔽膝”，解《丰》九三“丰其芾”之“芾”，乃蔽而使暗之义，王弼注即取郑义：“沛，幡幔，所以御盛光也。”这与子夏释“芾”为“小”义不同。考《象传》释九三爻曰：“‘丰其沛'，不可大事也。”《象传》显然是以“沛”为“小”。《子夏易传》与《象传》一致，又与战国竹书《周易》相同，说明《子夏易传》确存《易》之古义，而郑、王、干此注则与古《易》远矣。 （五）《周易正义》在《乾》卦辞“元亨利贞”下引《子夏易传》：“《子夏传》云：元，始也。亨，通也。利，和也。贞，正也。”《周易集解》也引《子夏易传》这段话，与此完全相同。值得注意的是，《子夏易传》以“始”释“元”，与《春秋公羊传》完全相同。《春秋》隐元年《公羊传》曰：“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显然以“始”释“元”。案《公羊传》传自子夏，何休《春秋公羊传序》“传《春秋》者非一”，唐人徐彦疏引戴宏《序》曰：“子夏传与公羊高，高传与其子平，平传与其子地，地传与其子敢，敢传与其子寿。至汉景帝时，寿乃其弟子齐人胡毋子都著于竹帛。”可见《公羊传》以“始”释“元”正是承自子夏。而《子夏易传》也以“始”释“元”，与子夏《公羊传》相同，这正是《子夏易传》的作者为子夏的一条明证。 考今本和帛本《易传》，可知子夏“元，始也”的讲法承自于孔子。《彖传》释《乾》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文言》释《乾》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帛书《易传》的《二三子》曰：“[卦曰：黄裳元吉。孔子曰：此言]□□□□□者也。元，善之始也。”将今本和帛本《易传》相印证，可知孔子已经以“始”释“元”，子夏的讲法正是秉承孔子。 再者，《彖传》和《文言》都有对《乾》卦辞“元亨利贞”的解释，我们将《子夏易传》的解释和二者相对照，会发现子夏和《彖传》相一致，而与《文言》不同，这表现出子夏易学的思想特点。我们看：《彖传》“大哉乾元，万物资始”，正是《子夏易传》“元，始也”；《彖传》“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正是《子夏易传》“亨，通也”；《彖传》“保合大和”，正是《子夏易传》“利，和也”；《彖传》“乾道变化，各正性命”，正是《子夏易传》“贞，正也”，二者在内在精神上完全一致。《彖传》释“元亨利贞”，是“性与天道”的讲法：天道为万物之始源，万物的性命得之于天道并上通天道，在天道的流行变化中，万物各得正定其性命，呈现一个和谐的宇宙。这一种形上的讲法，正是孔子本于古《易》象数而发乎义理，将卜筮之《易》提升为哲学典籍的典型体现，也是孔子本于《易》之“古义”而开创出《易》之“新义”，开创出易学研究新理境的体现。 再看《文言》对“元亨利贞”解释说：“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我们知道，《文言》的这种说法完全承之于孔子之前的《易》之古论，《左传》襄公九年载穆姜筮卦，她就引用了这段古语说：“元，体之长也。亨，嘉之会也。利，义之和也。贞，事之干也。体仁足以长人，嘉德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文言》所袭用的古语以“体仁”“长人”释“元”，以“嘉会”“合礼”释“亨”，以“利物和义”释“利”，以“事干”“固”释“贞”，这是一种伦理的讲法，与《彖传》哲学的讲法不同，表现出不同的理论层次和思想境界。子夏承于孔子而不取古语的讲法，说明他对孔子所开创的新易学，对新易学所蕴涵的精微大义，已有深入契会。 （六）《周易集解》释《乾》初九“潜龙勿用”，引《子夏传》曰：“龙所以象阳也。”子夏是以“阳气”释“龙”，这与《象传》《文言》一致，《象传》曰：“潜龙勿用，阳在下也。”《文言》“潜龙勿用，阳气潜藏。”子夏和《象传》《文言》以“气”，具体而言以阳气和阴气言《易》，这正是古代“《易》以道阴阳”的特色，也与孔子以龙之德言阴阳二气变化之《易》义同。帛易《二三子》记载了孔子向弟子论述此义的情形：“二三子问曰：《易》屡称於龙，龙之德何如？孔子曰：龙大矣……高尚行乎星辰日月而不晀，能阳也；下纶穷深渊之渊而不沫，能阴也。上则风雨奉之，下纶则有天□□□。穷乎深渊则鱼蛟先后之，水流之物莫不隋从；陵处则雷神养之，风雨辟乡，鸟守弗干。曰：龙大矣。龙既能云变，有能蛇变，有能鱼变……唯所欲化而不失本刑，神能之至也……知者不能察亓变，辩者不能察亓义。”孔子的论述强调“变”，他以龙的变化来讲阴阳二气的变化，所彰显的正是《系辞》所言变易的道理：“《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孔子讲龙之德既能阳，也能阴，子夏讲“龙所以象阳”，应该说是承之于孔子。 （七）今本《易经》《泰》六五：“帝乙归妹，以祉元吉。”朱震《汉上易传》引《子夏易传》：“子夏曰：帝乙归妹，汤之归妹也。汤一曰天乙。”王应麟《困学记闻》、赵汝楳《周易辑闻》皆载《子夏易传》此条。《归妹》六五亦言：“帝乙归妹。”《汉上易传》引《子夏易传》：“子夏曰：汤之嫁妹也。”可知子夏是以《泰》和《归妹》的“帝乙归妹”为“汤之嫁妹”，以“帝乙”为成汤。 案“帝乙”为谁，《象传》没有明确指出，只是本爻位阐发义理，曰：“以祉元吉，中以行愿也。”古人认为此“帝乙”是商代帝王。在商代有两个帝王称为“帝乙”，一是成汤，一是纣王的父亲。因此也形成了两种说法，一种认为“帝乙”是微子和纣王的父亲。《左传·哀公九年》记阳虎以《周易》筮，遇《泰》之《需》，即《泰》卦六五爻动，阳虎观其爻辞“帝乙归妹，以祉元吉”断其吉凶，其中说到：“微子启，帝乙之元子也。”可见阳虎是以微子的父亲为“帝乙”。东汉虞翻承此说，《周易集解》引虞翻曰：“帝乙，纣父。” 另一种认为“帝乙”是成汤。《易纬·乾凿度》卷上：“孔子曰：《泰》者，正月之卦也。阳气始通，阴道执顺，故因此以见汤之嫁妹，能顺天地之道，立教戒之义也。至于《归妹》，八月卦也，阳气归下，阴气方盛，故复以见汤妹之嫁。以天子贵妹，而能自卑顺从，变节而欲承阳者，以执汤之戒。是以因时变一用，见帝乙之道，所以彰汤之美，明阴阳之义也。”又曰：“汤以乙生，嫁妹，本天地，正夫妇。夫妇正，王道兴矣。故曰：《易》之帝乙为成汤。”孔子明确指出：《易经》中的“帝乙”是成汤。汉代京房和荀爽承此说，《困学记闻》载京房汤嫁妹之辞曰：“无以天子之尊而乘诸侯，无以天子之富而骄诸侯。阴之从阳，女之顺夫，本天地之义也。往事尔夫，必以礼义。”[14]（第49页）《后汉书·荀爽传》记荀爽对策曰：“《易》曰：‘帝乙归妹，以祉元吉。'妇人谓嫁曰归，言汤以娶礼归其妹于诸侯也。” 考以上文献，可知子夏以“帝乙”为成汤之说，定当本于孔子，而下传于两汉，被京房、荀爽等人所承袭。而孔子“帝乙为成汤”之说，也当有所本，当为《周易》古经之古训。 （八）今本《易经》《贲》六五爻辞曰：“贲于丘园，束帛戋戋”，《经典释文》载《子夏易传》释“束”曰：“五匹为束，三玄二纁，象阴阳。”子夏此释以阴阳说《易》，但与上面讲阴气和阳气不同，这里讲《易》数的阴阳。今本《系辞上》引古“天地之数”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云云，三为天数，也即阳数，故子夏言象阳；二为地数，也即阴数，故子夏言象阴。可见子夏对古《易》数是很了解的。 （九）《周易正义》在释《象·益》“风雷，益”下引《子夏传》云：“雷以动之，风以散之，万物皆盈。”子夏此言，实际上涉及《易》之古义——“卦气”说。以“卦气”六日七分说，《益》居正月立春之时。《大戴礼记·夏小正》云：“正月：启蛰。正月必雷。”《逸周书·时训解》云：“立春之日，东风解冻。”《益》卦下《震》上《巽》，《震》为雷，《巽》为风，立春以后，雷动于下，东风劲吹，万物蠢蠢而动，开始生长繁盛，正是“雷以动之，风以散之，万物皆盈”的生气勃勃的春天景象。因此子夏所言，正是古“卦气”说。 子夏《益》卦言“卦气”，乃是承之于孔子。帛易《要》篇记有孔子向其弟子——“二三子”论述《损》《益》之道，其曰：“孔子繇《易》至于《损》《益》一卦，未尝不废书而叹，戒门弟子曰：二三子！夫《损》《益》之道，不可不审察也，吉凶之[门]也。《益》之为卦也，春以授夏之时也，万勿之所出也，长日之所至也，产之室也，故曰益。《授》（应为《损》，引者按）者，秋以授冬之时也，万物之所老衰也，长[夕]之所至也，故曰（损），产道穷焉，而产道□焉。《益》之始也吉，亓冬也凶；《损》之始凶，亓冬也吉。《损》《益》之道，足以观天地之变而君者之事已。”孔子论《损》《益》之道，阐发审察吉凶之门的君道，也见载于《孔子家语》、《说苑》和《淮南子》等古籍中，说明此事是可信的。值得注意的是，《孔子家语》《说苑》记载向孔子请教《损》《益》之道的是子夏，如《孔子家语·六本》：“孔子读《易》至于《损》《益》，喟然而叹。子夏避席问曰：夫子何叹焉？孔子曰……子夏曰：商请志之，而终身奉行焉。”《说苑·敬慎》：“孔子读《易》至于《损》《益》，则喟然而叹。子夏避席而问曰：夫子何为叹？孔子曰……子夏曰：善，请终身诵之。”由此可推知《要》篇所记亲闻孔子讲《损》《益》之道的“二三子”中定有子夏。而孔子讲《损》《益》，正讲到古“卦气”说。以“卦气”六日七分说，《益》居正月立春之时，正是孔子所言“《益》之为卦也，春以授夏之时也”；《损》居七月立秋后处暑时，正是孔子所言“《损》者，秋以授冬之时也”，孔子所言，正为古“卦气”说。孔子在讲解《损》《益》卦时，引用古《易》的“卦气”之说，子夏亲闻并“志之”“终身诵之”，《子夏易传》记载《益》卦“卦气”之义，就很自然了。 （十）今本《易经》《归妹》上六：“女承筐无实，士刲羊无血。”朱震《汉上易传》引《子夏易传》：“《子夏传》曰：‘血谓四，士刲羊三而无血。'”子夏所说“血谓四”，是指《归妹》卦三、四、五爻互体为坎，《说卦》云：“坎为血卦。”由此可知，子夏已用互体。朱震已经看到这一点，他在上引文下接着说：“是则自子夏以来传《易》者以互体言矣。” 关于互体之说，很多学者认为起于汉人，其实其源甚古，在先秦已经存在。《左传·庄公二十二年》载周史筮，遇《观》之《否》，周史观其卦象断其吉凶，其中曰：“有山之材”，又曰：“犹有观焉”。其言“山”者，是因为《否》卦二、三、四爻互体为艮，而艮为山。其言“犹有观”，是因为《否》卦初爻至五爻连互为《观》。而此点，尚秉和先生于《左传国语易象释》中已指出。可见最迟在春秋时，已有互体之说。新出土帛《易》也证明先秦已有互体之说。今本《系辞》“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帛书《系辞》作《大有》卦。刘大钧先生指出，这表明帛易已用互体。他说：“帛本作《大有》与今本作《夬》，名虽不同而其义无异，盖因《大有》卦初九爻至六五爻连互而成《夬》卦也。故作《夬》卦与作《大有》卦，义皆相同。然而，由今本作《夬》卦而帛本作《大有》卦思之，可证连互之说先秦早已有之！”[15]（第51页）由此可见，子夏讲互体，乃是本于古《易》的一种自然做法。 （十一）今本《易经》《未济》卦辞：“小狐汔济。”朱震《汉上易传·说卦》引《子夏易传》：“《子夏传》曰：‘坎称小狐。'”坎为小狐，乃为古逸象，今本《说卦》不载，但见于《九家易》中的八卦逸象。先秦时的古易八卦卦象，至秦汉时已佚失不少。据文献考证，西汉宣帝本始元年（公元前七三年），有河内女子发老屋，得佚《易》、《礼》、《尚书》各一篇，上献朝廷。佚《易》一篇即《说卦》（卷二）[16]。东汉荀爽等人的《九家易》又得八卦逸象三十有一，其中曰：“坎为狐。”可见，《子夏易传》中确实保留着一些古卦象，《子夏易传》确存古义。 《子夏易传》还存有“艮为斗”的古逸象。宋项安世《周易玩辞》卷十五《说卦》引《子夏传》：“子夏曰：斗主狗，斗止而动，艮之象也。”可见《子夏易传》有艮为斗的卦象。艮为斗，不见于今本《说卦》，也是先秦一种古逸象。唐李鼎祚《周易集解》释“艮为狗”引《九家易》：“《九家易》曰：艮止，主守御也。艮数三，七九六十三，三主斗，斗为犬，故犬怀胎三月而生。斗运行十三时日出，故犬十三日而开目。斗屈，故犬卧屈也。斗运行四帀，犬亦夜绕室也。”《周易玩辞》卷十五也引《九家易》：“《九家易》曰：艮主斗，故犬三月而生”云云，与《周易集解》所引略同。观此两处引文，可知《九家易》也载有艮为斗的古逸象。《子夏易传》所载艮为斗的古逸象确有所本。 实际上，《子夏易传》佚文中的“艮为斗”、“坎为小狐”这两个古卦象，只是子夏所知的古八卦象数的一部分。从《孔子家语·执辔》、《大戴礼记·易本命》等所载子夏谈论古《易》的一段资料，（见下文）我们已经考证出子夏了解一套八卦古象数。这套八卦古象数是：乾为日，为人，乾数一；坤为月，为马，坤数二；艮为斗，艮数三；兑为时，为豕，兑数四；坎为音，为猿，坎数五；离为律，为鹿，离数六；震为星，为虎，震数七；巽为虫，巽数八[17]（第19—24页）[18]（第423—444页）。由此可推知，《子夏易传》定当保存了很多的八卦古逸象，《子夏易传》确存《易》之古义。 现在我们对以上《子夏易传》佚文考证作一总结。首先，考证说明《子夏易传》的作者确应为孔子弟子卜商子夏，其成书确应较早，《子夏易传》的作者为汉人如韩婴等的说法是不成立的。第二，说明《子夏易传》确有古《易》面貌，子夏对《易》之“古义”，如《周易》古经卦爻辞的古训、八卦古逸象、逸数、古“卦气”说、互体说、古《易》道阴阳重象数等古《易》内容和特质，熟知并能深入把握。第三，说明子夏对孔子由象数而达于道的易学新理路、“性与天道”的易学“新义”，有深入的契会和领悟。《子夏易传》虽已亡佚，由以上考证，我们可推知子夏易学的思想特色当是《易》之“古义”和“新义”兼容。 古代易学发展至孔子，实有一重大转折。孔子之前的易学，是为《易》之“古义”，这些“古义”主要关涉的是明阴阳、和四时、顺五行、辨灾祥的卜筮之旨。孔子从《易》之“古义”出发，本于象数而发乎义理，由“明数”而“达德”，由神道而人文，由讲阴阳灾变而讲性与天道，开拓出研《易》新理路，创造出易学新理境，从而将卜筮之书提升为哲学典籍，将《易》之“古义”发展为《易》之“新义”。[19]孔子讲《易》，讲卜筮，更讲德义；讲阴阳、五行、“卦气”，更讲“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讲《易》之“古义”，更由“古义”生发“新义”。因此，孔子易学，既包含《易》之“古义”，同时更有“新义”，是容“古义”和“新义”于一体的儒门新易学。帛书《要》曰：“夫子老而好《易》……子赣（贡）曰：‘夫子它日教此弟子曰：德行亡者，神灵之趋；知谋远者，卜筮之蘩。赐以此为然矣。以此言取之，赐缗行之为也。夫子何以老之好之乎？'夫子曰：‘……予非安亓用也。'[子赣曰：]夫子今不安亓用而乐亓辞，则是用倚于人也，而可乎？……子赣曰：‘夫子亦信亓筮乎？'子曰：‘吾百占而七十当，唯周梁山之占也，亦必从亓多者而已矣。'子曰：‘《易》我后亓祝卜矣！我观亓德义耳也。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又[仁]者而义行之耳。赞而不达于数，则亓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亓为之史。史巫之筮，乡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后世之世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亓德而已，吾与史巫同涂而殊归者也。'”《要》篇的记载充分说明了孔子新易学的特点，同时也说明对这一新易学，时人甚至孔子的一些高足，如子贡等人，都不能理解，以至孔子发出“疑丘”的感叹。 而从上面的考证，可知子夏对孔子的新易学则有深入的理解，他既熟知其“古义”，又能契会其“新义”。据《论语·子张》载：“子夏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朱熹《四书集注》：“小道如农圃医卜之属。”子夏认为《易》之卜筮虽属小道，但也有“道”在，因此“必有可观”，但不可拘泥沉溺于此，必须超越它、提升它，要以成就君子大道之学为宗旨，这与孔子的新易学观完全一致。子夏的这种易学观可能是自己在研《易》中形成的，也可能是受自于孔子而形成的，但不管怎样，孔子和子夏易学观一致，在研《易》中师生二人于心戚戚、感而遂通，是可以想见的。在孔子授《易》的“二三子”诸弟子中，子夏受于孔子《易》必良多，当最能肯认孔子易学之大体。因此，子夏易学直承孔子易学，兼容“古义”和“新义”，正是合乎情理的。 (责任编辑：admin) |
- 上一篇：义理学派论“象数”（4）
- 下一篇：《老子》结构研究史平议（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