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结构研究史平议（二）
http://www.newdu.com 2024/10/10 08:10:28 国学网 佚名 参加讨论
| 二、帛书本出土之后到简本发现之前 1973年长沙马王堆帛书《老子》甲、乙本的出土，极大地震动了中外学界。两种《老子》写本一为秦汉之际、一为汉初抄本，都比今本要早一千多年，其珍贵不言而喻。更重要的是，帛书《老子》在结构方面与今本“全方位”不同：（1）篇序。甲、乙二本无一例外地《德》篇居上，《道》篇居下，与今本正相反。（2）分章。甲本以圆点作为分章符号，虽残损，但从所存圆点标示的分章看，也与今本不尽相同。乙本则无任何分章符号，连章直书，一气呵成。（3）章序。帛书本（甲、乙）章序虽然绝大部分与今本相同，但仍有三处差异：将今本24章置于21、22章之间，将今本40、41章的顺序颠倒，将今本80、81章整体移至66、67章之间。如果说此前的《老子》研究仅止于“推测”的话，而帛书本的出现则使得结构研究真正有了实实在在的文本作为依据。尽管帛书本也存在许多瑕疵，尽管帛书本也非《老子》原本，但由于其较传世诸本实在要早得多，所以在简本出现之前，很多学者在潜意识中实际上是将帛书本结构等同于《老子》原本结构的。 帛书本的出现，首先使很多学者更加坚信前人的说法：“《老子》本不分章”。理由就是帛书乙本无任何分章符号，甲本虽有，但很少，该分章而不分的地方很多。有人甚至认为甲本的符号根本不是分章符号[40]。“《老子》原本不分章”说的赞同者，囊括了其时《老子》研究的大部分学者：高亨[41]、高明[42]、张松如[43]、饶宗颐[44]、尹振环[45]、郑良树[46]、严灵峰[47]等。不过，对于“不分章”说，也有不同的意见。韩禄伯倾向于认为早期的《老子》是分章的，只是其时的分章与今本的不同而已[48]。古棣、周英的意见更具有代表性：“《老子》故书当是分章的，其每一段落，从文字形式到内容都自成系统，都是完整的一首诗，故不可能不分章。”[49]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主张“不分章”的学者，在具体的操作实践中又默认、甚至是承认《老子》原来是分章的。如高明先生在帛书本出现以后，仍然主张将“绝学无忧”归属“上章”（即今本19章，笔者按），但这实际上与其力主帛书本或《老子》原本不分章有个逻辑上的矛盾：既然“不分章”，那为何非要斤斤于它的“归属”问题呢[50]？尹振环一则说：“于是到了西汉，《老子》有了分章本”[51]，表明原本是“不分章”的，但又在另处主张：《老子》古貌当为百余“章”之多[52]。这种矛盾的情形似乎昭示着问题的答案。 由于帛书甲本尚存一些分章符号，且这些分章符号所展现的分章情况与今本也存在不同，一些学者开始尝试探讨《老子》古本或曰原本的分章原貌。尹振环就参照帛书甲本，将《老子》分成了一百一十二章[53]。刘殿爵则把全书分为196个单元，又将这些单元分为三种类型：所谓的“原有”段落—它们通常是押韵的、对这些段落的解释说明，通常为散文体、简短的编辑评论[54]。韩禄伯虽没有明确将今本重分为多少章，但也谈到对今本分章的许多意见。如认为应将4、5章，22、24章，30、31章等分别合并。特别要提到的是，学者在重新划分章句的实践中，一方面进一步认识了《老子》原本的组章原则，另一方面也积累了一些行之有效的判断“章界”的方法。对于前者，那就是进一步巩固了吴澄、姚鼐以来形成的以“意义”断分章的看法。如尹振环说：“帛书《老子》的分章完全是根据文义决定的。凡论点独立的，就是独立之章。凡论点互不统属的今本《老子》的章，就是多章合成的”[55]，“文义”也好，“论点”也罢，都代表一个独立的“意义”单位。虽然其仅称“帛书”，但从其实践来看，显然是指向“原本”，并不满足于“帛书”。台湾刘荣贤先生提到，《老子》的原始文本都应该是表达“单义”的文句[56]。韩禄伯也说：“一章之所以成为一章，首要的是要看它是否是一个意义单位，它的主题是否把它从其前和其后的文字区分开来，它的意思是否是它自身所含有的”[57]。韩氏之所以主张将上述几章合并，原因就是感到它们在“意义”上有相通之处。对于后者的所谓判断“章界”的方法，以韩禄伯讲得最全面、也最系统。韩氏提到的方法有“意义”、用韵、及“结尾的特征”。关于“意义”，前面已经谈到。而“用韵”的方法，主要是根据两章用韵上的变化来判断它们是否为一章。所谓“结尾的特征”，即韩氏总结出一些章结束的常见方式，如“夫唯……故”、“故去彼取此”、“是以圣人”等[58]，以此作为判断一章结束或章界的标志。 就研究的方法来讲，此时学者的目光也并不局限于《老子》，开始尝试着一种“比较分章学”的方法：通过研究其它典籍（传世的和出土的）的分章，寻求古籍“分章学”的一般，并试图将其引入到判定《老子》分章的证据系统。正是在这一工作中，尹振环提出了《老子》也有可能存在“一句一章”的情况，这可以说是《老子》章句研究领域的重大突破。这种比较方法的运用，以及上面提到的章界判断方法的提出和对“意义”单位的深度认同，都透露出这样一个信息：帛书本出现以后，学者对《老子》“章”的把握更加努力、准确，手段也更加丰富了。 再来看对《老子》章序的研究。此一研究主要集中在帛书本章序与今本存在差异的三处地方。学者们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帛书本的章序排列要比今本合理。首先帛书整理小组就认为帛书本的这三处差异：“寻绎文义，其顺序亦较通行本合理”[59]高明、尹振环等都持这样的看法[60]，所以尹振环对《老子》结构的调整，于章序方面，也就只涉及到这三处。但有的学者并不满足于此，比如王土辛从帛书本三处异于今本的章序就看出：“《老子》（今本，笔者按）书中章节次序的排列，并不是不可改变的固定程式”，并在评论吴澄、魏源等人重新分章的尝试时认为，他们的重新分章“都是按照原来的头尾、顺序来分章切断的，这就必然依样画葫芦，继承了原有的缺陷”[61]。这不但表明对今本结构的调整绝不应止于三处，实际上还暗示着这样一种信息：应将分章问题与章序问题综合考虑。在没有看到简本的情况下能提出这样的看法，实在是难能可贵的。不过，也有学者并不认同帛书本的章序。李炳海立足于今本《老子》《道经》、《德经》之间存在所谓“经——传结构”这样一种认识，以今本的章序为是，而帛书本的为非[62]，不过，这种先入为主的方法实不足取。另外，古棣、周英认为：“《老子》书各章皆自成系统，因此，章次往往可此可彼”，但他们也认为今本在章序上亦多有不合理之处，原因就是同一主题、内容相近，理应衔接者却分属上下篇[63]。这里实际上道出了章序组织的一条原则：依然是以章的主题、“意义”为出发点，也就是所谓“以类相从”。不过在“分章”那里是要“合并”，而在章序的问题则是要“衔接”。依此认识，古棣、周英对今本章次进行了大规模调整，“从原下篇调入上篇14章，从原上篇调入下篇十一章”[64]。可见，他们对章次的调整已经突破了上下篇的界限。不过，他们的工作完全抛开了帛书本，尤其是未对三处与今本存在差异的章序作出说明。虽然我们不能唯帛书本是从[65]，但视而不见总是不对的。 再来看篇序、分篇的研究。这一领域引起学者兴趣和关注的首推帛书本《德》上《道》下、与今本正相反的篇序形态。围绕帛书本篇序与今本篇序的关系，学者们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主要意见可以分为三种。第一，以帛书本篇序为《老子》古本原型。持这一看法的学者有徐复观、波多野太郎、张松如、余明光、尹振环等人。对此的理由，徐复观的解释是“由先秦以至西汉，皆德经在前，道经在后。这种情形或因老子本人多言德而少言形而上之道，由此次序以保持其思想发展之轨迹。或者只反映出德经集结于先，道经集结于后”[66]，张松如基本上也同意《老子》早期是《德》上《道》下的格局[67]。而尹振环则以韩非的《解老》、《喻老》先解《德》经，以及严遵本《德》经为上证明《老子》古本篇序确实是与今本相反。第二种意见是以今本的篇序为古本原型，严灵峰、饶宗颐、张学方等人皆取是说。他们的共同理由就是《老子》一书中“道”是第一位的，“德”是第二位的。基于“道”主“德”从的关系，所以应该《道经》居上，而《德经》居下[68]。更何况，太史公也屡言“道德之意”。另外，严灵峰还对帛书本颠倒的原因作出了解释：“竹书存放的次序由右而左，而传抄者却由左而右顺序取出抄写”[69]。不过，严氏所忽略的是，这种“存放”——“抄写”的错位，为何会在并非同一系统传本的甲、乙两个本子中同时存在？张学方则把帛书本的篇序归结为后来的“黄学家”所为[70]。第三种意见相对折衷一些，认为帛书本和今本的篇序是并行的，是不同学派所传而致。邱德修认为当时北派传的是今本的篇序，而南派则是帛书本的篇序[71]。高亨则主张帛书本篇序乃法家所传，今本则属道家的本子[72]。不过，这种折衷的意见却没有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既是不同派别所传，到底哪一个本子更早些？或曰何者为主流传本，何者又为变异的个例？这一问题是无法回避的。实际上前述张学方的意见也可归结为不同学派传本的差异，但张氏却作出了判断：今本早起，而帛书本晚出。值得一提的是，有关《老子》篇次先后问题的讨论，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甚至接近简本的发现。正因为此，所以最后的结论也就较为公允、平实。尹振环认为“道”、“德”的篇题，本无实际意义，就象《论语》往往以首句之字名篇，“看来始初是作为记号的篇题，渐渐演变成篇名，而这篇名又误导篇次的颠倒”[73]。看得出，尹氏的方法已经突破了那种单纯纠缠于道、德之间义理关系的逻辑理路[74]，转而从古书体例上去找原因，这应该是比较符合实际的方法。 与对篇序的热烈讨论相比，对分篇的研究则很少涉及。这大概是由于帛书本已分作上下篇，很难使人更启怀疑。不过陈梦白提出《老子》实际上是由四种老学著作组成，倒是别具一格。不过，他说帛书本不分篇（章），则明显失实，因此他的“四篇”说在呼应、乃至解释与帛书本的关系时就显得理据不足[75]。另外，谢阳举认为《老子》原来并无上下篇之分，倒是开启了别一种思路，但惜乎并未详述。而他认为是刘向始作上下篇之分，则又显然置帛书本于不顾[76]。 小结 总结帛书本发现以后的《老子》结构研究，有以下几个特点或推进值得注意： 1、如果说此前的结构研究更多的是猜测的话，此一时期则由于帛书本的出现转向扎实的实证研究。不过，这一阶段需要做的工作，因此就多了这样一条，那就是首先要对材料进行解读和消化。这是前人所没有做过的。客观地说，此一阶段围绕《老子》结构所产生的争论，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在对材料进行认定和解释时发生分歧而导致的。 2、正是在上述对古本材料解读和认定的实践中，学者已开始觉得《老子》结构的研究，在立足于内容的逻辑推论之外，对古书体例的研究也相当重要，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当然，总体来看，把古书体例的研究引入到《老子》结构的研究，这一时期所作的工作还只能说是初步的。 3、帛书本实实在在地告诉人们，今本的有些分章的确是错的。而帛书本的分章状况，又使人们对《老子》组章原则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即对“意义”原则的认同。相应地，学者对《老子》“章”的把握也更加准确，手段也趋向丰富。比较而言，章序的研究则相对滞后（这也是由于材料的影响，仅有三处与今本不同）。不过，有学者提出章序的研究不能离开分章的研究而独立存在，确乎是极具前瞻性眼光的。 4、篇序的研究不只确立了帛书本篇序的“合法性”，更重要的是，在这一研究过程中学者初步认识到古书体例研究、古书体例比较研究的重要性。而且，从篇序的演变中，学者对《老子》结构的“历时性”特征也有了新的认识。 (责任编辑：admin) |
- 上一篇：子夏易学考论（二）
- 下一篇：义理学派论“象数”（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