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结构研究史平议
宁镇疆
（上海大学历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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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谓的《老子》结构，指的是今本《老子》一书的分章、分篇及章序和篇序布局。今本《老子》分上下两篇（《道》上、《德》下）、八十一章，以及由此确定的章与章之间次第关系的结构模式，为传世的绝大部分传本所依遵。但上个世纪马王堆帛书本《老子》（甲、乙）及湖北荆门郭店简本《老子》相继出土后[1]，学者注意到这些《老子》早期写本的结构与今本不尽一致，有的差距还相当大（如简本）。这就启发学者探讨早期《老子》传本的结构形态以及今本结构的形成问题[2]，进而推进人们对《老子》一书结构演进乃至《老子》成书问题的认识。实际上，在帛书本、简本发现之前，历史上也有不少学者对今本的结构表示过怀疑。兹按依据材料的不同，分三个时期对学者在此一领域的研究略加介绍，藉以透视《老子》结构、乃至《老子》成书研究的发展方向。
一、帛书本发现以前
就目前所能掌握的材料看，有史可查的最早对今本《老子》结构产生怀疑，并作出自己理解的，似应推西汉的严遵。《老子指归·序》云“上经配天，下经配地。阴道八，阳道九，以阴行阳，故七十有二首。以阳行阴，故分为上下。以五行八，故上经四十而更始。以四行八，故下经三十有二而终矣。”[3]此外，后来的葛洪也对《老子》的结构有独特的安排：“乃云天以四时成，故上经四九三十六章，地以五行成，故下经五九四十五章，通应九九之数”[4]。严、葛二氏对《老子》结构的安排，透露出鲜明的阴阳五行色彩，有明显的附会嫌疑，不但不是得之古本，亦非出自对《老子》自身章句结构的分析。特别是他们的调整都只及分章而没有涉及到章序，更给人一种“凑数”的印象。严格说来，这还不能算真正严肃的结构研究。
严灵峰先生在《中外老子著书目录》中曾提到唐代孔颖达曾为《老子》作注[5]。在孔氏的本子中《老子》被分为64章。不过孔氏注本今已佚失，我们不知道其64章的分法是得之古本还是自己的重组。但无论如何，这至少说明在孔氏看来今本81章之外，《老子》尚有其它更“合理”的结构形态。上面提到，陆德明曾为《老子》作音义，提到老子著书“十九篇”，这一结构十分奇特，为载籍所仅见，不知陆氏何据。另外，对于今本德经的44章，他说“一本四十三章”[6]。这“一本”的存在，也说明其时今本的结构并没有一统天下。在李约的《道德真经新注》里，《老子》被分成了78章：道经37章，德经41章，办法是将今本的43、44，48、49，68、69分别合并成一章。但李氏并没有告诉我们这么做的理由。我们知道，唐代老学曾经在官方居于非常显赫的地位，唐玄宗的好老、注老更是出了名的。作为这一环境下的产物，唐代曾用官方的力量对《老子》作过手术，其中自然也包括《老子》的分章。如：“道德分上下者，开元二十一年，颁下所分，别上卷四九三十六章，法春夏秋冬；下卷五九四十五章，法金木水火土”[7]。其上36，下45的安排与今本略有出入，看来是玄宗认为“合理”的分章方法。不过，这里的“法春夏秋冬”、“法金木水火土”表明此种分法的附会性很大，实际上与葛洪等的阴阳说如出一辙[8]。
唐玄宗时期，与《老子》结构有关的另一件大事也颇值得关注，那就是玄宗专门以诏令的形式对《老子》《道》上《德》下的格局加以固定，略谓：“道经为上，德经为下，庶乎道尊德贵，是崇是奉”[9]。有学者据此认为“玄宗时道上德下的篇次才划一固定”[10]，是有道理的。据董逌《藏书志》云：“唐玄宗既注《老子》，始改定章句，为道德经。凡言道者类之上卷，言德者类之下卷，刻石涡口老子庙中”，据此，似乎时人对《老子》章句动了相当大的手术：不仅章句作了大规模移动，而且这种移动还超越了上下篇[11]。其实，这里说的仍是钦定《道》上、《德》下的篇次，与大规模的调整章句无涉。皇权的力量自然可以保证对《老子》动手术的合法性，一般的学者就很难说有这样的资格和底气了。更何况，玄宗还把钦定的《老子》版本诏告天下，通国奉行，这对学者的怀疑精神无疑是一种禁锢。总体上说，唐代的《老子》结构研究虽有起色，但仍尚嫌薄弱。
降及宋元，《老子》结构研究渐成潮流，只是较侧重于分章方面。此一时期分章研究的主要特征是，学者们对《老子》分章的历史源流进行有意识的追溯，以此凸显今本的分章并非亘古如斯。这方面的代表性作品是董思靖《道德真经集解序说》及谢守灏的《混元世纪》。特别是董氏之作，对今本81章的来龙去脉及历史上形形色色的分章有详尽的介绍，是一份相当完整的有关《老子》分章史的文献学资料。尤其是董、谢二人的作品中更保存有《七略》有关《老子》分章的佚文，更是弥足珍视。这种对《老子》分章的历史源流追溯，已自觉不自觉地得出了一个初步但却非常重要的结论：《老子》本来是不分章的，或至少不是像今本这般分章，而倾向于认为今本81章为刘向所手定。此一时期学者之所以能达此认识，一方面是由于老学在宋时已失去唐时的显赫地位[12]，因此就少了许多禁忌；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老子》的古体写本尚有存世[13]。董思靖就提到江袤曾经说：“余昔于藏书家见古文《老子》，次序先后与今篇章不伦，亦颇疑后人析之也”[14]。薛季煊也说：“古文《老子》道德上下经，无八十一章之辨”[15]。李零先生曾认为宋时的古体写本“只是摘取《说文》引书或将某些古书中的异体改写成古体，并非别有所见”[16]，但今以江氏等所见及《古文四声韵》所载大量与出土战国古文相合的《老子》古文材料看，此说似嫌绝对。能够直接地目睹篇章形制大异于今本的古体写本，对学者怀疑今本乃至探讨《老子》原始的结构形态无疑是个极大的促动。宋人以上的认识看来对元人影响很大，刘惟永《道德真经集义》引褚伯秀说，径云：“盖古本不分章，后人误以失之”[17]。对今本分章的不满和怀疑，终于使学者们“付诸行动”：元代吴澄根据自己的理解，对今本的分章重新进行了调整，这就是吴澄的“六十八章本”。吴氏云：“庄君平所传章七十二，诸家所传章八十一，然有不当分而分者，定为六十八章”。看得出，他不但对今本的结构不满意，对其它的分法也颇有微词。具体做法是将5、6，17、18、19，23、24，30、31，40、41、42、43，57、58，63、64，67、68、69，73、74分别合并为一章[18]，并将78章“正言若反”归入今本79章。这是对《老子》结构较为大胆的调整。其工作除了涉及分章外，63、64两章的合并，还打乱了原有的章句顺序，一定程度上又触及到了章序问题。吴澄的“六十八章本”一定时期里很有影响，后来明太祖注《老子》就基本上采用了吴氏的分法[19]。
清代学者继承了宋元以来的“《老子》本不分章”说，并有所推进。而且，此时的研究也不再仅仅局限于分章方面，于章序也多所关注。如龚自珍云：“《道经》、《德经》，唐人所分。《老子》本不分章，亦不分上下篇，亦无《道德经》之名。”[20]看得出，龚氏对今本的分章、分篇乃至书名都持怀疑态度。不过，龚氏并没有说出其理由，实际上仅止于推测。与龚氏的推测且“坐而论道”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清代出现了第一位对今本《老子》结构作大刀阔斧调整的学者，他就是姚鼐。姚氏在其《老子章义》一书中，对今本《老子》的结构作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调整，由于其所涉章次太多，笔者无法在这里一一介绍，只能撮其要者以窥其大概。姚氏的工作主要涉及分章、章序两方面。就分章而言，既有将今本多章合并成一章，也有将今本一章析分出若干章。前者如将2、3，7、8，22、23、24，74、75等分别合并，后者如将17、36、42、79等章一分为二，另外63章实际上被分成了三部分。章序方面，如将37章移至32章后，将45章“躁胜寒”以下移至57章前，46章前半放在今本57章“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前等。考察姚氏的工作，以下几点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首先，在目的上姚氏明确标榜自己是在探求老子之“本意”，而非随随便便的改动，以求合于今人的理解。对老子“本意”的把握，姚氏显得极为自负：“余试取更之，或断数字为章，或数百字为章，若老子本意甚明……”[21]，其弟子吴启昌更言：“盖自六朝至今，解《老子》者甚众，自有此本，然后分章当而析义精，老子著书之意大略可知”[22]。不论姚氏所做的调整是否能代表老子的“本义”，但明确宣称《老子》结构调整的目的是求其本来面貌，特别是其原初的结构形态，这应该说比后世形形色色的以阴阳五行等观念附会《老子》结构的做法，显然更为科学，也代表着《老子》结构研究的大方向。其次，在调整的原则上，不难看出姚氏遵循了一条可以称为“以类相从”的原则，即把“章义”相同或相近的章合并或让它们章次上相接——总之，要放在一起。这实际上是对吴澄工作的继承和光大，这种方法也为后来乃至今天的《老子》结构研究者所遵循。再次，由姚氏对今本一章的析分看，他明确看出今本有些章属“拼凑”而成，感觉可谓相当敏锐。这一点连同上面的“以类相从”原则，实际上不经意间已经凸现出在姚氏看来《老子》的组章原则——以“意义”为核心：一章之内“意义”应该单一，而“意义”相同或相近的应当归并。最后，特别应该提到的是，以后来发现的帛书本、简本来衡量姚氏的工作，有些调整与古本暗合，证明了姚氏的天才眼光。如他将今本45章“躁胜寒”以下分出，将46章前半分出，均与帛书本、简本相合。他让72章“民不畏威，则大威至矣”独为一章，让81章“博者不知”以上别为一章，也为帛书本所证实。由此看来，姚氏的工作无论是在方向、原则、还是方法上，都为后来的《老子》结构研究开辟了道路，奠定了此一研究领域诸多“范式”，成绩也相当突出。可以说，《老子》分章、章序等结构方面的研究只有到了姚鼐这里，才真正走向自觉。
此后，魏源对《老子》结构亦有调整[23]。在魏氏的本子中，《老子》被分成了68章。章数虽然与吴澄本同，但具体章的分合与吴氏本又不尽相同。其具体分法是将今本的5、6，17、18、19，23、24，30、31，39、40，42、43，57、58，63、64，66、67前，67后、68、69，70、71，73、74章分别合并。魏氏对前人的调整多有不满，尤其对姚鼐的工作批评尤烈，指其“最舛”[24]。所以我们看到魏氏的工作不乏保守之处：只是涉及分章，而并未对今本的章序表示怀疑。虽然如此，魏氏毕竟也对今本的分章进行了大规模的合并[25]，这表明对今本结构的怀疑已经深入人心了。
到了近代，疑古思潮大兴。与此相关，《老子》研究的重点曾一度主要集中在诸如《老子》书之早晚，老、孔之先后等“热门”论题。不过，在“热门”论题的讨论中，学者有时也会连带地触及到结构问题。如唐兰先生提到：“《老子》并不是有章法结构的整的文字，只是一节一节地续起来的文字，和《论语》差不多”[26]，并认为《老子》来源于语录，《老子》一书的编成显然要晚于这些语录，是以这些语录为素材的[27]，郭沫若也基本持这样的观点[28]。此外，顾颉刚以及日人津田左右吉的所谓“纂辑”说，也与此相类[29]。不过，张岱年、叶青等则不赞成“纂辑”说，他们认为《老子》中尽管有些零散的句子，但基本上还应该承认其为“专著”[30]。这些主张虽然没有直接涉及《老子》篇、章等结构诸元，但他们实际上触及到了《老子》“成书过程”——这样一个即使在今天看来也非常具有前卫意识的话题。下文将会说明，在对《老子》分章、章序等结构诸元以及它们“流变”的研究上，离开“成书过程”这样一个大的背景是根本无法说清的。
在近代，真正有意识、专门对《老子》结构进行研究的，有马叙伦、唐文播、马其昶、陈柱[31]及严灵峰等。
马叙伦的工作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专辟《老子称经及篇章考》一文，详考《老子》篇、章结构之流变，并进而提出对《老子》原本结构的看法。马氏的意见有一点特别值得注意，那就是与宋元以降主张《老子》“原本不分章”的学者不同，他认为“《老子》原分章次”。因为在他看来，“古人治书，先辨章句”，“推之《老子》，理应亦然”[32]。这种看法的特别之处，就在于他试图从古书体例的角度去探寻答案，不纽于就《老子》论《老子》的故辄，这无疑开辟了一条新途经。附带说一下，其“《老子》原分章次”的看法，以现今发现的简本证之[33]，的确是独具慧眼的。第二个方面是他继续了吴澄、姚鼐等人的路子，对《老子》的章句结构进行了重新的调整，撰成《老子校定文》。他的调整亦兼及分章与章序两个方面，一些章句的移动甚至超越了今本的上下篇，调整的幅度较之姚鼐实有过之。他的重组给人最突出的印象是“琐碎”：不惮使三言两语成为一章。这也暇瑜互见：一方面接近我们下面将要讲到的《老子》最初的“自然章句”状态，但对“意义单位”要求得过细，又经常造成新的“章句割裂”。
唐文播氏对《老子》篇章结构的研究，发端于对敦煌《老子》卷子的校理[34]。唐氏试图通过耙梳载籍对于《老子》篇章结构的记载，并参以敦煌卷子，探求今本《老子》篇章结构的由来。其主要观点，一是认为今本《道》《德》两篇、上下之分，实“魏晋以来之旧式”，而《老子》成书之初，则“既无书名，亦无篇目”。二是看出今传本有标章题、章第者皆非旧貌，认为所谓今本八十一章“始于刘向校理中秘”的说法，“文献无徵，辜难质言”。基于今本《老子》早非原貌这样的认识，唐氏亦认为今本颇多“错简”，暗示“调整”之必要。其文中对姚鼐、马叙伦的看法多所引证，即其显者。此外，马其昶撰《老子故》，将《老子》书分作30章：上篇11章，下篇19章。由81到30，马氏合并的幅度应该说是很大的。不过，他的合并也是继承了原来的章序，并且是局限于原来的上下两篇之内的。特别是，马氏并没有说出具体章次合并的理由，只是于其书之末加“昶案”云：“易曰地数三十，车以行地，故车辐之数取于三十。《老子》曰‘人法地’，又曰‘三十辐共一毂’，今分其书上篇十一章，下篇十九章，共三十章，以法地。天数始于一，终于九，藏天数于地数之中，天地之间则备矣。意《老子》原书章句盖如此也。”[35]从这里可以看出，马氏的合并实际上是附会了所谓“地数三十”、“天数始于一，终于九，藏天数于地数之中”的阴阳五行学说，而非本自《老子》之书自身的内容结构，这就使得他的合并有很大的臆测成分。至于说“《老子》原书章句盖如此”就更失之武断了。
在帛书本发现以前，对《老子》章句结构作最深入的研究、最大胆、调整幅度也最大的，莫过于严灵峰先生[36]。严氏治老垂数十年，广采诸家之说，在《老子》章句的重组上，实集前贤之大成[37]。按严氏的处理，全书依道的实质、道的原则、道的功能、道的方法重新编排章句。这样全书共分四篇，记54章（初版是56章）。如果说前述姚、魏、马诸氏的调整还限于很小的范围，因此基本上保存今本章句的概貌的话，而严氏的调整则无异于推倒重来，其章句离合之巨（一章有析为四、五节者）、变动之大（章句移动的跨度少则几章、十几章，多则跨越篇界，悉按“主题”归并），均可谓“重组”的登峰造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严氏的重组并非简单的文字游戏，其背后有严肃的动机：“庶几毋背老氏立言之本旨”[38]。也就是说，他也是意在探求《老子》“原本”，并非为了迎合今人的记诵之便。在方法上，严氏说：“凡协韵之不失其义者，从其韵。韵虽协，而义不胜者，依其义之长者。其未得土高切证据者，则以己意月乙改之”[39]。看得出，严氏并没有将古书体例作为一大证据，这是其关键的失误之处，而太多的“月乙改之”，以及多依“逻辑”的原则处理章句，也因此使他的工作带有太浓的主观色彩和理想化。对严氏的得失，我们会另文讨论，此不赘。
小结
在帛书本发现以前，历代学者对《老子》结构的研究，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特点：首先，认识到今本分章多有谬误：或将多章误合，或将一章误分，章序也不尽合理。其次，对今本《老子》分章、章序等进行了重新的组织。最后，在对今本《老子》章句结构的重组中，学者们初步明确了《老子》原本章及章序组织的基本原则：以“意义”或曰“章义”为依归。不过，由于材料的缺乏，上述研究和工作虽不乏卓识，但实际上“推测”的成分是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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