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名学研究的新思路
曹 峰
（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 25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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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笔者在对马王堆帛书《经法》展开研究过程中，发现“道”、“名”、“法”是其中三大主要概念，用它可以概括《经法》的逻辑结构。但过去的研究只重“道”、“法”而忽视“名”，或者说只讲“道”、“法”关系二元结构，不讲“道”、“名”、“法”关系三元结构。在这个三元结构中，“名”是“道”和“法”之间的媒介，“名”与“道”与“法”都有着特殊的关系。因此，不了解《经法》中的“道”，就无法真正把握《经法》中的“名”的意含。不了解《经法》中的“名”，就无法真正把握《经法》中的“法”的意含。就《经法》的思想背景而言，它既受到道家和法家的影响，显然也受到过战国中晩期盛行的名思想的影响（注意：不是“名家”思想。之所以称“名思想”，而非“名家思想”，是因为笔者认为战国秦汉存在两种“名家”，一种是政治学意义上的，一种是逻辑学意义上的。现在一般意义上的“名家”多指后者，而其实前者影响更大）[1]。对《经法》思想的研究，成为笔者对中国古代尤其是先秦秦汉时期“名”的思想发生兴趣并展开研究的契机。笔者发现，可以推定为战国中晩期及秦汉时期形成的具有道家、法家色彩的著述中，“名”、“法”往往是同时出现的相互对应的两个概念。所以这不是仅见于《经法》的孤立的现象，它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思潮。“名”、“法”两者间必然有着逻辑上的某种对应关系，如果能掲示产生这种特殊关系的思想史根源，那么对中国古代思想史尤其是法思想史的研究一定具有重要意义。关于中国古代法思想的研究虽然很多，但很少以“名”思想研究为前奏或切入口。因此，某种程度上可以这样说，要研究中国古代的法思想，同时有必要研究与其密切相关的“名”思想。从“名”思想研究出发，或许是解析中国古代“法”之特性的一条有效途径。
然而，值得研究的课题并不局限于“名”与“法”的关系，随着研究的深入，笔者发现，先秦秦汉时期几乎任何一家思想都谈“名”，都重“名”。不光所谓的名家，还有儒家、墨家、道家、法家乃至兵家、阴阳家都对“名”有着独特的理解，都将其纳入到其学说中，成为讨论的重要课题之一。因此，作为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的思想史课题。不光是法思想，对其他思想流派的研究来说，“名”的研究同样是重要的切入口。为什么各家都会重“名”，他们对“名”有着怎样的表述，“名”在他们的思想脉络中有着怎样的地位和价值。到了汉代以后，关于“名”的论述为何越来越少，到了三国魏晋，“名”思想为何又突然复兴。这些，都足以构成研究课题。这项研究不仅有着广泛的发展空间，也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
然而，一旦以“名”为课题展开研究，试图为之定义或分类，就会发现，这是一件极难做到的事情。“名”是一个意含极其丰富的概念，在先秦秦汉时期，由“名”所构成的词语或概念，因各家对“名”理解的不同而呈现出复杂的面貌。除了专门以“名”为研究对象的名家外，其余各家也都各有表述，如王琯所言“惟当时诸子之言正名，有兼有专。兼者，如管子韩非以法家谈名，荀子以儒家谈名，墨子以墨家谈名，尸子吕子以杂家谈名。在其学说全部只占一域，或为所标主义之一种基念，或以论旨旁衍与名相通。”[2]（其实《管子·枢言》也有名的分类。“凡人之名三，有治也者，有耻也者，有事也者。事之名二，正之察之，五者而天下治矣。名正则治，名倚则乱，无名则死，故先王贵名。”可以看出，这是站在君主的立场加以分类，以政治事务为对象。但“治”、“耻”、“事”三者及“正之察之”的意义并不非常清楚，所以笔者在此不做详细探讨，只指出有此用例而已。）这就使得“名”这个概念，不可能像“仁”、“义”这类概念有着比较鲜明的学派倾向和相对集中的表述，而只能成为各种学说中的附属概念，其结果是导致“百人百义”，倡导正名的名思想自身反而是最难正名的对象。
究竟什么是“名”？从中国古代文献看，几乎找不到一个关于“名”的完整的定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为之所作的释义是“名，自命也。从夕口，夕者冥也。冥不相见，故以口自名”。这是从“名”的字形出发加以分析，把“名”看作为一个动词，表明“名”乃人的自称。我们从中可以读出“名”的基本含义和语言相关，或者说就是标记符号。如果中国古代的“名”只有的这一重含义，那用语言学或逻辑学去分析就容易得多。其实不然，中国古代的“名”有着非常广阔的使用空间。从语言的角度看，就词性而言，它有的时候是名词，表示名称。有的时候是动词，表示命名、指称。有的时候是形容词，指“有名”。就指称的范围而言，它有的时候指的是具体名称，有的时候指的是抽象概念。例如《老子》首章“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第一个“名”与第一个“道”相对应，指的是抽象的概念和范畴，第二个“名”与第二个“道”相对应，作动词来使用，第三个“名”（常名）与第三个“道”（常道）相对应，即是普通的名称。从释义的角度看，“名”的意义可以随其所指的对象以及“名”的使用者发生变化。例如名的对象在为物的场合与为人的场合，与“道”相关的场合和与“法”相关的场合，“名”的使用者为君主的场合与普通人的场合，意义的世界可以完全不同。而且这种不同又随着时代，随着学派的变异而发生变异。
弄清中国古代的“名”倒底有哪些语义，有哪些使用方法只是辞典式的工作。对本文而言，在分析“名”于不同的场合究竟怎么被解释、被使用之前，有必要先为之分类。只有作出比较合理的分类，才能在令人眼花瞭乱的“名”的世界中找出可行的途径来。
在此，我们有必要放弃今人的一切先入之见，先来看看古人是如何为“名”分类的。伍非百先生曾经指出“尹文一派之形名家，与其他墨儒辩者之‘形名家’根本不同。墨分名为达、类、私三种，荀子分名为单、兼、共、别四类，皆从名之自身性质立言。而尹文则从名之所指的对象立言。”[3]可见，战国秦汉时期，关于“名”的分类并不多见，只在《墨子·经上》，《荀子》及《尹文子》中可以看到。
《尹文子·大道上》对“名”作了如下的区分。[4]
名有三科……一曰命物之名，方圆白黒是也。二曰毁誉之名，善恶贵贱是也。三曰况谓之名，贤愚爱憎是也。
“达名”、“类名”、“私名”及“单名”、“兼名”、“共名”、“别名”的分类法着眼于“名”作为一种范畴的外延，而《尹文子》的分类则着眼于“名”之对象。也就是说，前者仅从知识论的角度为“名”分类，后者的角度则宽泛得多，着眼的是“名”的社会功用（逻辑学界将《尹文子》在中国逻辑学史上的地位捧得很高，但其实《尹文子》中逻辑学意义上的论述非常少，以对“名”的区分为例，甚至看不到“达名”、“类名”、“私名”及“单名”、“兼名”、“共名”、“别名”这种一般意义上的分类）。虽然目前关于“名”的研究绝大部分都围绕前者进行，但勿庸置疑，就中国古代名思想而言，其实后者更具现实性，因为前者仅仅是一小部分学者在书斋中讨论的内容，而后者才反映出“名”在中国古代社会意识中的真正地位，即它主要不是思维的工具和对象，而是政治的工具和对象。
所谓“名有三科”，其实只有二科，即“命物之名”和“毁誉、况谓”之名，因为后二种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命物之名”和“毁誉、况谓之名”虽然都是名称，但意义完全不同。第一种名表达的只是事物与名称之间的关系，可以与道德、伦理、政治无关。以惠施、公孙龙及墨辩为代表的“名家”所讨论的名基本上都是“命物之名”。第二种名即所谓“毁誉、况谓之名”，显然具有道德的、伦理的、政治的意义。它是儒家、法家所主要讨论的对象。集战国秦汉名思想大成的《尹文子》则既讨论“命物之名”，也讨论“毁誉、况谓之名”。不过，看过《尹文子》全文就知道，《尹文子》的重点依然在“毁誉、况谓之名”。
与“达、类、私”及“单、兼、共、别”这种分类法相比，“名有三科”的分类法并不严谨，但正是这种不够严谨的分类法，更真实地体现出先秦秦汉时期名思想的的复杂性，也更鲜明地反映出中国古代名思想的特色。“名”之所以会呈现出上述的复杂的面貌，之所以会成为具备思想史意义的重要概念，虽然与“命物之名”有很大关系，但事实上与“毁誉、况谓”之名，即“名”的社会功用关系更为密切。在先秦秦汉时期，类似于惠施、公孙龙及墨辩学派那样的“专决于名”或者说“弱于德，强于物”的人其实不多，相反他们始终作为“奇辞”、“怪说”被儒家、法家为代表的当权者打压、批判，对社会的影响并不是决定性的。相反，“毁誉、况谓”之名因为与政治统治直接相关，所以成为热烈讨论的话题。如果说儒家的工作仅止于为对象给出“毁誉、况谓之名”，法家则不满足于此，法家正名的目的是为了付诸行动。例如《尹文子·大道上》说：
名称者，别彼此而检虚实者也。自古至今，莫不用此而得，用彼而失。失者，由名分混。得者，由名分察。今亲贤而踈不肖，赏善而罚恶。贤不肖善恶之名宜在彼，亲疏赏罚之称宜属我，我之与彼，各（或作“又”，据伍非百本改）復一名，名之察者也。名贤不肖为亲踈，名善恶为赏罚。合彼我之一称而不别之，名之混者也。故曰：名称者，不可不察也。
这段话反映出的是一种典型法家立场，首先“贤不肖善恶之名”与“亲疏赏罚之称”两种名称要严格地区分开来，但都由“我”即“君主”来操纵和把握。在将“贤不肖善恶之名”赋与臣下的同时，实施“亲疏赏罚之称”即类似于“法”的举动，因此，“名”的赋与权与“法”的执行权都必须由君主独断，不可轻易地让出去。这裡，围绕“毁誉、况谓之名”，儒法两家在立场上有着鲜明对立。“今亲贤而踈不肖，赏善而罚恶”代表的是一种儒家的立场，因为儒家是扬贤而抑不肖，扬善而抑恶的，因此，“名贤不肖为亲踈，名善恶为赏罚”是很自然的事情，但在法家看来这已经侵犯君权了，“名贤不肖为亲踈，名善恶为赏罚”是惟君主能做的事，其他人不能染指。
综观先秦秦汉时期的典籍，只要渉及到“名”，其实大部分是这类“毁誉、况谓之名”，这类“名”既是道德评判之手段，又是可以操作的政治工具，也就是说与现实政治有着或远或近的关系。很多情况下，与“名物之名”相关的讨论也越出了知识论或逻辑学意义的范围，最终为政治服务。例如西晋的鲁胜虽然研究的是墨辩，但他在《墨辩注序》却指出“名者，所以别同异，明是非。道义之门，政化之准绳也。”就是说，依赖名所建立的秩序和准则最终是为政治服务的。所以，“正名论”、“名实论”、“形名论”作为战国秦汉时期盛行的话题，几乎都有两条线索，两套体系，既是知识论的，又是政治学的。
在西方人文科学中，上述二种名完全是不同学科的对象，即语言学、逻辑学和伦理学、政治学的对象。因此，如果套用西方的学科分类法，笔者认为可以将战国秦汉时期所讨论的“名”分为两大类，即伦理学政治学意义上的“名”与语言学逻辑学意义上的“名”。也就是说儒家所讨论的“名”，大致属于伦理学意义上的层次，在政治上所起的作用是调节性的而非规范性的。而战国中晩期法家及一些黄老思想家所讨论的“名”，往往与法思想密切相关，具有规范性的意义，是统治者可以直接把握和操作的工具。语言学逻辑学意义上的“名”主要是以惠施、公孙龙及墨辩学派为代表的“名家”所讨论的对象，他们把“名”自身当作一种认识对象来研究，注重认知的原理与方法，倾向于时空与物性的抽象辩析。不能说语言学逻辑学意义上的“名”没有对伦理学政治学语言学意义上的“名”产生过影响，但相当多的场合，前者只是后者批判的对象。对中国古代思想史真正产生过影响的是伦理学政治学意义上的“名”。中国古代思想史，从广义上讲就是一部政治思想史，思想家们对“无益于治”的东西没有兴趣。正因为“名”是一种重要的政治工具，如何把握它，管理它，由谁来把握它，管理它，就成为一个重要的话题。这种重视，甚至一度到了“名者，圣人所以纪万物也。”（《管子·心术上》），“有名则治，无名则乱，治者以其名”（《管子·枢言》），“名者，天地之纲，圣人之符”（《吕氏春秋·大体》），“名正则治，名丧则乱”（《吕氏春秋·正名》），“至治之务，在于正名”（《吕氏春秋·审分》）的高度，成为确立是非，制定秩序的根本性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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