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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与“算盘”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 雷颐
    “日本近代实业界之父”、“日本近代化之父”涩泽荣一先生以自己数十年亲身经历和直接体验,在《“论语”与算盘》一书中论述了“论语”与“算盘”的关系。
    只有《论语》才是培养士魂的根基。因为所谓“商才”,本来也是要以道德为根基的,离开道德的商才,即是不道德、欺瞒、浮华、轻佻的商才,可称作小聪明,绝不是真正的商才。涩泽认为,后儒对孔子学说误解最突出的是富贵观念和理财思想,他们错误地把“仁义正道”同“货殖富贵”完全对立起来,所以他对孔子的财富观作了一番论证和说明。
    近代中国与日本不同,当面临近代化挑战、社会需要“变法转型”时,掌控话语权的“理论家”便完全以“论语”来排斥“算盘”。对中国要不要引进大机器生产,这些“理论家”们坚决反对,他们提出只要“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便可“明体达用”,“何必令其习为机巧,专明制造轮船、洋枪之理乎”。他们根据“论语”,认为“民劳则善心生”,科学技术被说成是使人懒惰狡诈、贪财噬利、人心变坏、破坏儒家伦理道德的“奇技淫巧”,只有儒学纲常是“立国之本”,所以引进科技自然便是破坏“国本”。
    传统、经典的“真理”或“实在意义”是在权威阐释和社会实践中形成的。在近代日本和中国的不同阐释和实践中,同一部“论语”便具有了不同的“真理”或“实在意义”。日本对“论语”的阐释拉近了它与“算盘”的距离,而在近代中国语境中,依然具有决定某种事物是否有“合法性”权威意义的“论语”却被如此阐释。这种阐释不说进一步扩大了“论语”与“算盘”的距离,至少是使二者的距离更加僵化固化,更难接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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