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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文化在当今中国社会的定位及命运(1)


    内容摘要:2002年,中国哲学界关于“儒家与宗教”的讨论,无疑是有其学术价值的。但儒家是不是宗教的问题并不是问题的核心所在,问题在于儒家思想如何发挥其对当代中国文化的影响,如何对当今中国12亿民众的道德教化发挥作用。为解决此问题,本文讨论了儒家文化在今天中国社会的定位问题,认为儒家文化是当今中国士人进行文化创化的精神源泉之一,而非是当今中国民族文化之体。当今中国的文化之体,源于中国士人再进行一次如孔子般那样的伟大创化,当今中国文化之体的创化必源于中国的精神史,源于当今中国所面临的现实困境,源于我们对西方文明的海纳百川。在这一前提下,中国儒家文化有二种可能性的命运:一如古希腊文化之于当今西方社会;一如西方基督教之于西方社会。儒家文化的第二种命运的可能性较小,但中国是一个有着12亿人口的大国,12亿中国民众必须有一良好的道德教化形式,儒家文化如何在当代担负起这一历史使命,这需要中国士人对儒家文化进行一次源于历史、立足现实的伟大创化。  
    关键词:儒家 儒教 基督教 王权 道德教化  
    2002年,“孔子2000”网站和“中国哲学史”2002年第二期关于“儒家与宗教”的讨论,无疑是有其学术价值的,但若这一讨论若不能进入到“儒学”、“儒家”或“儒教”,如何解决当代中国12亿民众的道德教化问题,如何成为中国士人的精神命脉之所寄,那么这一讨论仅仅是学术界的讨论,而不能真正实现儒家思想的内在精神,不能真正实现源于历史、面向世界、立足中国现实的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  
    什么是儒家的内在精神?内仁外礼、培养官吏、教化民从,从而实现整个社会的高度文明与和谐。同时,儒家文化的内在精神也构成中国传统士人的精神命脉之所寄。这是儒家文化在中国历史中担当的角色。儒家的这一内在精神即便在当今社会也有其积极的现实意义,因为一个民族的现在、未来源于其对历史的承继,没有对自己本民族历史承继的民族,就不能解决好其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也不能创造其极富生机的未来。  
    今日信奉儒家者,倡导儒学者,必以实现儒家的这一内在精神为使命,方能真正发展儒学。因为儒家自其发源之始,就以“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为其核心宗旨,这一宗旨有着强烈的社会实践特征。今日儒家思想若不能在社会层面上实践这一宗旨,不能在社会层面上实现教化民众的功效,那么儒家思想只能是一种脱离现实生活的死亡思想。人类思想的发展与思想的巅峰,皆源于对历史的继承与对现实问题的解决,儒家的发展史也充分印证了这一点。如孔子删定六经,开创儒学这一伟业,既源于“郁郁文哉,吾从周”这一对周王朝文化之仰慕,又源于其对周王室衰落,枝强干弱这一现状的忧虑。没有对历史的继承,没有对现实的关注,则无孔子之伟业。其后,汉代儒学之倡盛,宋明理学之兴起,皆源于天下大乱后,一批儒生忧君、忧民、忧社稷,以弘道为已任,以“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生民立命、为天地立心”为其使命,正是有了这一批修齐治平儒生的存在,儒学本身才有了一次又一次源于历史、立足于现实的弘光。  
    中国社会经过160多年的社会动荡,各种尖锐的社会矛盾皆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缓解,社会渐趋于稳定。今日中国社会有一个价值观念重建的过程,这一重建的过程不可能是一个没有历史的重建,其必是一个源于中国传统文化,面向西方,立足于中国社会现实的文化重建。儒学,作为中国传统社会中价值规范体系,必然会对当代中国的道德价值观念重建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  
    我们今日“儒学与宗教”的讨论,必然是在这一前提下进行的。我们讨论的核心应是“儒学”或“儒教”如何在当今中国社会发挥其对民众的教化作用,如何发挥儒家文化对今日中国社会道德价值观念的重建作用,如何发挥儒家文化重塑民族精神的作用。以孔子开创的儒家文化,“学”也好,“教”也好,这并不是问题核心所在,因为事实上,儒家文化在历史上既起到了“学”的作用,也起到了“教”的作用,儒家、儒教与儒学皆是指同一种文化形态。问题的核心在于:当今的中国应有一个自己的精神命脉之所寄、应有自己的价值规范体系、应有自己有效的教化民众道德的形式,而这个精神命脉之所寄、价值规范体系与道德教化形式不可能是无历史继承的再建。所以“儒学与宗教” 的讨论,无疑是一个有着极其重要意义的讨论,但若这一讨论不能进入到儒家文化如何在当今中国社会发挥其教化作用,则其意义如前述,这仅是一个学术界之讨论,而非是中国儒家文化精神的真正体现。儒家文化若不能在社会层面上发挥其效力,儒家文化则仅仅是一门大学里的学问,而非是中国人的精神命脉之所寄,非是中国民众道德教育的源泉所在。大学象牙塔里的儒家文化与儒家“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这个“一以贯之”的为学宗旨相悖。  
    那么儒家文化如何在当今中国发挥其对中国社会现实的影响?或儒家文化是否能对当今中国社会现实产生影响?这一问题又包含了两个问题:一是儒家文化该怎样界定自己在当今中国社会的地位;一是儒家文化以什么样的方式发挥其对中国社会的教化或整合作用。第一个问题的讨论是第二个问题的基础,因为只有界定好儒家文化在今天社会的地位,我们才能讨论儒家文化如何在今天社会发挥其教化作用,如何发挥其对中国民族精神的重建作用,如何重新成为中国士人精神创造的源泉。  
    首先,我们讨论第一个问题,儒家文化该怎样界定自己在当今中国社会的地位。  
    中国传统社会中,儒家文化是与皇权密切结合在一起的,可以说是一种政教合一的文化。但这种政教合一,并不意味着儒家文化纯是一种外在于人心的意识形态。儒家文化自其产生之日起就以切于人伦日用、培植人性善、导人性入精微致广大、善养浩然之气等特性而有相当的独立性。由于儒家文化的这种独立品性,致使儒家文化既与皇权紧密在结合在一起,起到稳定社会,完善社会组织的作用,同时其作为一种有着独立品性的文化,对中国社会的道德人伦规范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儒家文化成为传统中国士人的精神命脉之所寄与普通民众行为规范的道德依据。  
    当代中国,已无皇权,作为意识形态的儒家文化己消失。也正因此,儒家文化彻底与霸权文化无关。无皇权支持的儒家文化,由于其切于人伦日用、培植人性善、导人性入精微致广大、善养浩然之气等等,这些独立的品性必使儒家文化仅仅作为一种文化发挥其作用。故当代中国,儒家文化的地位应定其为是一种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优秀的传统文化,其能继续向前发展并为当今世人所接受的必是其固有的独立品性。这些独立品性已如前述,其是与人性密切相关的,是源于人内在心性的,非是一种与人内在心性无关的外在霸权教条。  
    仅作为一种文化的儒家文化,在当今中国社会还必须面对西方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在面对西方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时,儒家文化必是以一种平等的地位与此两种文化相融合,而无有什么中体西用之论。因为中国的社会结构与士人价值取向已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远非昔日传统中国社会,况民族文化之“体”永远是和民族的变迁一起变迁的。如儒家哲学自身之体,先秦儒学、汉代儒学、宋明儒学、清代儒学及当代新儒学,其核心概念虽不离仁义礼智信,但中国儒学讲体用不二,各个时代面临问题不同,其用不同,其体虽皆名曰仁义礼智信,其内含也因用之不同而有不同,用不同,则体不同。故一个民族文化之体,是与这个民族的变迁、这个民族所面临的现实问题而有所变迁的,非有一个恒古不变的民族文化之体,一个民族文化之体必是流转不己而有其自身内在精神的。一个民族的文化之体虽有异于其它民族之特质,但民族文化之“体”一直源于这个民族创化之中,这个创化源于这个民族的文化历史与这个民族面临的现实困境。  
    当今中国的文化之体,源于中国士人再进行一次如孔子般那样的伟大创化,当今中国文化之体的创化必源于中国的精神史,源于当今中国所面临的现实困境,源于我们对西方文明的海纳百川。故中国儒家文化,在当今中国社会其只能成为中国文化精神之体的重要来源,而其本身不能构成当今中国民族精神之体。当今的中国民族精神之体需要当今中国士人,以一种海纳百川之胸怀,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大冲击,源于中国传统文化历史,立足解决当今中国现实种种问题,笃实力行,在伟大的民族实践中创化出来。儒家文化仅是当今我们进行文化创化的重要精神源泉,而非是当今中华民族文化之体,这是儒家文化在当今中国社会的定位。  
    其次,我们讨论一下儒家文化以什么样的方式发挥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作用。  
    有二种可能性的方式:  
    一、如古希腊文化之于当今西方文化  
    整体的古希腊文化只是一种学术,一种大学象牙塔里的文化。这种象牙塔文化只有少数以此为专业、精研此种文化的专家学者才能对整体的古希腊文化有一个全面的把握。但古希腊文化的精神与理念却渗透于当今西方文化的主流中,古希腊文化成为西方文化重要的精神源泉。没有古希腊文明为其内在精神的西方文明,不可能是真正的西方文明。西方文明无论经历多少次变迁,经历过多少次毁灭与重生,古希腊文明都将成为西方文明重生的重要源泉,这一点已为西方的历史反复证明。  
    古希腊文明解体后,以理性思辨对终极实体进行把握的古希腊哲学与通过信仰对终极实体把握的犹太教融合产生了基督教。这一融合了希腊文明与希伯来文明的基督教赋予西方文明一崭新的特征:信仰使理性充满了激情,理性又使信仰立足在严密的思辨理性基础之上。信仰与理性在基督教中进行的这一伟大融合,一方面赋予西方信仰与思辨理性以崭新的特点,同时也成就了西方文化信仰与思辨理性融合在一起伟大的智慧。没有古希腊文明就不可能成就西方这一信仰与思辨理性融合在一起伟大的智慧。  (作者:高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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