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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明:“原道”与大陆新儒学建构(3)


    (六)“原道”的基本立场  
    达三:“原道”和他们都不一样。
    陈明:“原道”学派的基本立场是:A首先,在知识形态上,把儒学理解为文化,区别于自觉不自觉的(西化派的)知识论立场和原教旨主义的圣教说。从李卡尔特、科林武德对文化科学和历史学的论述可清楚看出,人文知识都是个体性的、地方性的,机械比附,遮蔽多于彰显。确立儒学的文化身份,是为了凸现其与人之生命活动的实践性关系,在宗教和知识之外,对它作文化人类学的理解和研究。在按照西方学术分类建立近代教育制度的时候,我们未经反思的就把儒学划归哲学,实际二者并不是简单对应的关系。从熊十力开始,参照西方哲学甚至西方某一哲学流派某一哲学家的理论架构对儒家思想进行解读,不仅不能很好的反映儒学思想文本的内在意蕴,也不能帮助他们有效的达到其经世致用的目的。B作为文化的儒学是一个对民族生命承担着表达和塑造功能的符号系统,其结构上是复合的,功能上是多元的。儒学之所以成为传统文化的主干,是因为在过去的时段里其有效性相对最佳。明乎此,则历史虚无主义是不能成立的。同样,因其历史的成功就预设其当代必然有效,也是不能成立的。这个系统不是自足的,人的创造性活动以及这一活动过程中体现出来的情怀、智慧和力量,是其轴心与动力。在确立生命对于儒学的逻辑在先这一点上,原道区别于原教旨主义者;在肯定儒学对于民族生命问题的解决相对于其它文化话语系统具有优先性并努力维护建构这一优先性上,原道区别于历史虚无主义者和全盘西化论者。C“六经皆史”,史者事也。思想,在中国的圣贤首先是一种存在性活动,而不是科学性认知,如希腊智者然。因为城邦有一个稳定的秩序,而春秋战国的我们却是礼崩乐坏。从那里开始,几乎每一个重要的儒学思想体系都表现为一个“方案+论证的二元结构”。例如,孔子是“仁”与“礼”、《礼记》是“义”与“礼”、孟子是“性善论”与“仁政”、荀子是“性恶论”与“礼法论”等等。无论“方案”还是“论证”,都是“圣人之所以为法”的历史显现。无论“方案”还是“论证”――论证是一种话语,都是“圣人之所以为法”的历史显现。“日月两轮天地眼,诗书万卷圣贤心。”所以,对它们的理解和评价,应该将它们还原到特定的历史情景中去观照其在特定历史场景下所发挥的社会功能。D今天的文化危机可表述为民族的主干性文化话语系统缺失。症状则是文化认同、政治重建和身心安顿三大问题无以对治。“原道”认为文化认同问题的解决必须回到传统,以儒学为主;政治重建则需引进自由主义思想;身心安顿,则是在自由主义的宪政架构内,在社会层面培植儒教根苗。这些问题的解决不能寄希望于回到从前。以儒教问题为例,如果说蒋庆是把儒学理解为宗教,希望当局回心向道,全面认同,康晓光是希望当局从自己的根本利益出发做出正确抉择,定儒教为国教以进行生存竞争,“原道”就是希望社会精英从民族利益和可操作性出发,从基层做起,从民间做起,提高社会的有机构成。我主张立足现实向前看,是找新路,不是借外人的路,也不是走回头路。只有这样,才能通过对文化的社会功能的承担,实现儒学形态的当代重建。“圣人因时设教而以利民为本”,就是这个意思。
    达三:你不会也以圣人自居吧。
    陈明:我哪是什么圣人!别人称我为儒者,我还怕自己被符号化呢。我赞成郑家栋说的,这是一个没有“圣贤”的时代;不要说是“圣贤”,“大师”都没有。每个人都有思考探索的自由和机会,只不过我自己认为“原道”的路子比较正确些而已。别人可能不认为“原道”的路是正确的,但历史永远是最后的裁判者。我们心里应该有这个自信。
    二、“原道”关注的三大问题
    达三:“原道”要建成学派,主要要解决那些问题?或者说你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陈明:主要有三个:政治建构、文化认同、身心安顿。
    (一)政治建构 
    达三:政治建构是个政治现代性的问题。
    陈明:墨家讲兼爱,是一种共产主义;法家服务于君主,是一种专#制主义;杨朱讲为我,是一种个人主义;儒家则是讲“义者利之和也”,是一种社群主义、折衷主义、均衡主义。在相当长时间内,儒家显然更接近人类生活实际。现在有社会学家说,成为人就是成为个体。这是因为物质生活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英国也许如此,在中国,我对这种说法还是有所保留。政治生活不是社会生活的全部,但“人道政为大”。政治是儒家的主要兴奋点之一,也是其主要建树之所在。儒家文化近现代的困境,最主要的也是政治困境,国际政治的困境和国内政治的困境。1、儒家不是专#制集3权主义
    达三:儒家政治制度和理念架构被打倒的原因,相当一部分人认为是因为儒家是专制的集权的,或者说是王权主义的。
    陈明:专#制是秦孝公、秦始皇采纳商鞅、韩非和李斯的方案建立起来的。兼并六国统一天下后,它们首先要否定的就是儒家学说,因为周政是一种贵族共和制。“儒以文乱法”和“焚书坑儒”很清楚地说明了秦制和儒学的对立关系。董仲舒利用汉武帝对儒学的技术性需要,利用天的权威制约皇权。由此开始的儒学与政治的结合,没有什么不好理解的。不妨设想,要是没有儒士大夫的工作,霸道中不加入王道理念,汉代还能取得那样的辉煌么?中国还是中国么?达三:这点似乎很清楚。秦始皇坑杀的是方术之士,还是儒生,我们暂且不说。孔子、孟子,言政、言仁、言义,主要的针对对象,就是君王,想制约他们。陈明:或许有人认为他们批评得不够,反对的不够。但这些人都是没有历史头脑,站着说话不嫌腰疼,力谏而死的脊梁式人物历代都有。说为什么不设计更好的制度?今天你为什么不问自己?这简直跟“为什么不吃肉糜”的傻皇帝一样愚蠢!后期儒家也有调整,即参入到政治,力图改变政治——哪怕是一点点,也是做了好事。这种调整与变革,就是儒家的生命力所在。刘泽华先生的“王权主义”说什么古代是“笔头对锄头的剥削”,把板子打在知识分子的笔头上,显然属于荆轲刺孔似的闹剧。重要的是拳头!据说他很有良知,我看同样很有偏见。他还带着一大帮弟子,要以此建立什么学派,实在有必要出来解构解构。
    2、儒家政治理念并不过时  
    达三:恐怕自由主义一系的人不这样认为。
    陈明:自由主义一系的人,现在有这样一个根本看法,就是你儒家的政治架构和政治理念,即使不是王权主义的,也是过时的,是前现代的,不适宜于当下,因而是没有价值的。这个看法,太简单。当代自由主义者对传统文化了解太少,远不如他们的先辈。最近我帮忙推出了周德伟先生的两部书稿,希望这些人好好读读。不了解还要瞎说,自然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你从洋文翻译过来的东西,就真那么管用吗?自由主义不跟儒学结合,就跟儒学不跟自由主义结合一样,可悲!
    达三:儒家在当代已经没有了政治制度上的架构。至于自由主义者缺少对传统文化的基本了解,这是没有任何疑问的。他们要向传统靠拢,就必须过这一关。
    陈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三代以后没有一日得行天地之间。我说的是政治理念。儒家的政治理念,至少目前可以从两个维度起作用:一个,它作为地方性知识,作为民族心态的观念构成,是外来观念的中介环节;再一个,由于儒学在文化认同等方面的不可替代性,在社会生活中根系发达,它可以作为一种网络渠道、一种辅助力量为自由主义的政治实践提供支持调整。达三:不能建立儒家式的政治制度吗?我感觉蒋庆先生最大的贡献,一个是坚持儒家传统毫不犹豫,以典型的文化保守主义立场为文化建设提供了儒家的维度;还有就是设计了一套儒家式的政治制度方面的架构。人们可以说这个架构不好,但却没有人拿出来新的方案。陈明:从现实性上说,任何制度都是一个各利益集团博弈的结果,不是预先设计的。当然,我不是反对预先设计,我所看重的,是你以什么形式参与这一进程将制度建设推向一个什么样的方向?至于制度本身,只要符合正义就行。钱穆先生说过三代之治在美国,这说明美国制度不错,也说明儒家心态开放,并不拘泥禅让、明堂之类。道理很简单,不管体制或制度披着什么外衣,带着什么帽子,只要在理念上是符合儒家“博施于民而济众”,就是好的――在这里儒家什么的已经并不怎么重要了。东海圣人西海圣人,心通理通,这就是大道至简大道归一。达三:但我还是希望儒家有个自己的现实中的政治制度。陈明:我们不是政治家,再说现在也不是时候。但有一点,宪政是不能反的。儒家政治哲学的建构,以及当代政治制度的建设,工作任务显然不能是反自由平等、反民主宪政,而是如何使自由平等民主宪政打上儒家的烙印,成为儒家式的。目的无它,只在使正义得到可能的最大程度的落实。
    (二)文化认同 
    达三:文化认同,大家提的都比较多。
    陈明:但怎么解决却是最主要的。这可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一个民族凝聚、版图完整的文化安全问题。全球化,我们欢迎。但首先要问,这个过程是谁在主导?我们获得的利益是什么?可能的损害有哪些?现在很多人都把全球化等同于美国化,怎么可能?美国化意味着什么?不只意味着制度趋同,还意味着能源消耗、意味着在国际政治和全球产业链上的位置,它美国在顶端呢,它会轻易让你挤进去一个半个身位吗?遏制中国,就是防止这种可能成为现实。美国文化显然服务于这样一个国际政治格局或理想。
    1、文化是民族利益的表达 
    达三:但儒家是有天下观念和大同理想的。
    陈明:天下观念和大同理想是一种理想,是部落时代的产物。那时无所谓民族国家,所谓的天下,并不是一个特别大的概念,而是一个文化区域,诸夏之地。儒家那种文化至上观念在今天是不能机械理解的,不能极端化为文化决定论。许多人对“夷狄而进于礼乐则中国之”、“诸夏而退于夷狄则夷狄之”的理解,就有这样的倾向。事实上这话有特定语境,先人不可能这样简单。否则《春秋公羊传》怎么会说“不与夷狄主中国”呢?怎么会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呢?孔子对管仲的称道,正是基于这样一个思想:种族、血缘和文化的安全是高于一切的最高价值原则。
    达三:血缘观念和种族观念在当今似乎不宜提。
    陈明:一方面这是个普遍的事实――不提,是因为它相对处于安全状况,你没有办法反对呀。一方面我们现在提文化认同,保持民族自性,更多的是从文化是民族利益的表达的角度来考虑的。这种民族主义不等于民族沙文主义,不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到是故意忽略它的人,其用心可疑。我经常举一个例子:假如日本人把你殖民了,把你统治了,但许诺说:我肯定使你的生活过得更好。你能答应吗?肯定不能答应。为什么?你没有自尊了呀!而且,你过得再好,也不会超过主子,也只能是第二等的。要知道,日本儒生曾经讨论,如果孔子、孟子驾船攻打日本的话,怎么办?他们的结论是,那孔孟肯定是假的――还是要打的。
    达三:也可以这样说,强调民族文化认同以应对全球化冲击,托寄大同理想和天下观念以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
    2、文化是民族的意识形态 
    达三:提文化认同的人都是这么想的吧?
    陈明:我强调文化认同的重要性,还有一个更为迫切的需要。就是现行体制的意识形态话语,不能有效实现全球化国际交往中中华民族意志的自我表达。在内部,你可以讲一个政党的意识形态。但在国际上,你就必须讲一个民族自己的话语,人家才会有同情的理解。不是说首先是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吗?首先是民族的利益,然后才是世界的责任。你不能颠倒过来,说首先是世界的,然后才是民族的。为什么法国不同意本国厂家生产的产品使用英文商标呢?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完全适应于民族。有世界通用的意识形态话语吗?如果有的话,那也要在很远很远的将来才可能成为现实。我看不到,你也看不到的。
    达三:温家宝总理到哈佛大学演讲,基本上是说的我们民族的话语。很多在场的华人听众,都很感动。我们网上好象也发过这样的一个帖子。
    陈明:对嘛!就是这个道理。文化它是有根的,在人心里。葛兰西说政党的意识形态要成为文化,就是希望它能在人心里生根。温家宝说,台湾只要不解决,就永远是中国人的伤痛。这不是动情不动情的问题,而是一个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我在很早就做过蒋介石在台湾搞的文化复兴运动研究。我认为这个运动培养了很多对传统文化有很大敬意的人。他们现在基本都是统派。我们对待台湾问题,你说是讲政党的意识形态话语呢?还是讲我们民族的意识形态话语呢?还有,这么多的海外华侨华人,我们就放弃不管了吗?我们跟他们是怎样的关系、如何联结?文化,只有文化。亨廷顿的脑子就非常清楚,the civilization is acultural entity。
    达三:我感觉,高层是想这样做的。不是已经有了个“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的定位了吗?不是也有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了吗?他们可能也很着急,着急他们自己不好说的话,下面也不说,更不做。为什么他们不好说呢,因为是打倒孔子建立合法性的呀。你若讲孔子,就涉及合法性重建了,或者至少要对合法性重新阐释。下层为什么不敢说不敢做呢?怕承担责任,怕丢官!因为上面没有直接说让他们去做。
    陈明:你想象的似乎有点简单了吧。即使上头有想法,下面也未必有办法。不过,一切都有个过程,从十年文革的破四旧到现在的小康、和谐和祭孔,变化也不能说小吧。
    (三)身心安顿 
    1、平衡工具理性。
    达三:讲身心安顿,是儒家的特长。
    陈明:佛教、基督教,甚至道教都比儒学来得有效吧。为什么?因为它们都有关于灵魂观念的系统论述。而儒家,主要是讲身心性命,讲变化气质。这实际是道德修养,在宗教情感的寄托和满足方面并无根基。否则也不会在近代内外冲击以后就完全一蹶不振了。那些讲儒教的人,几乎都不愿正视这样一个事实、无法解释这样一个事实。现代社会,事务纷繁,人心浮躁,有点像卢梭说的一样,文明进步,文化退步。儒学当然可以有所对治,但并不是它的长项。
    达三:你如何断定文化在退步?这恐怕站不住脚!
    陈明:所以我说是有点呀。工具理性自然有一定的道理,单维度的终极关怀也未必完全是好事。但现代的一些迷失迷乱,是不能否定的。后现代,去中心反本质,就是这样的一个反应。但是反过之后呢?娜拉出走之后呢?总要有所皈依吧。实际上,要人有所皈依,要解决儒学魂不附体的问题,建立“新儒教”,未尝不是一个不可以考虑的问题。
    2、建立“新儒教”。
    达三:打住!我记得你是强烈反对儒教说的,也不认为儒学是儒教的。怎么突然提出建立“新儒教”呢?
    陈明:这个你还不明白?现在不是儒学是不是宗教的问题,而是能不能成为宗教的问题。建立“新儒教”,就是要解决身心安顿的问题。你不来做这块,别人,基督教、天主教,或者什么东西,肯定会来抢地盘的。地盘都被抢光了,你再来光大儒学,恐怕只有后悔的份了。我先前反对儒教说,是因为一部分人是通过把儒学宗教化而更方便地把儒学打倒,另一部分把儒学宗教化是要把它基督教化。所以我在《中国文化中的儒教问题:起源、现状与趋向》一文中,对他们表示了极大的轻蔑和不满。继续讨论儒学是不是宗教,已是一个没有意义的问题。当然,“新儒教”不会和西方意义上的宗教完全一样的。
    达三:我感觉儒学建成宗教有很大困难。怎么能跨过各大宗教都有几千年历史的横障呢?马来西亚有个“德教”,和儒家的东西有关系,但那是一个华人在弱势地位的情况下增进团结进行自卫的一个形式。
    陈明:我和你思考问题的方式不一样。我说的是“能不能”。当然很困难,哪有那么容易的事情呢?所以,要提出这个问题!康有为提出建立孔教,就是伟大。他是把保教和保种、保国结合起来的。时代给了他一个契机,但他失败了。原因一方面是时代大潮莫之能御;另一方面,策略欠妥,过于偏向上层路线。我们现在实际上后两保的压力也不小呀,这个契机还有。而且,应对现代性,寄托身心,这个也是很根本的现实需要。马来西亚的“德教”,也叫“道德教”,我给他们讲过课,很复杂。可以看,但不能模仿。儒教,在我看来,需要重建,重建的关键不在理论,而在孔庙、宗祠的恢复,在清明、中秋等节日内涵的深化,在具有卡里斯玛的领袖的出现。定儒教为国教的事,是只能做不能说的,也是急不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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