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明：“原道”与大陆新儒学建构（2）
http://www.newdu.com 2024/10/10 08:10:52 儒学联合论坛 佚名 参加讨论
（三）“新儒家” 达三：张之洞还不是“新儒家”。 陈明：“新儒家”有三代了，共同的进路是以西方知识的范型来论证儒家思想文本在知识上的正当性、合法性。暗含的预设就是：西方知识范型是普适的，儒家的东西是一种知识，儒家知识合法性的证实即是价值合法性的证实。实际上，这里面的逻辑预设和跳跃是需要检验和反思的。在人文领域，所有知识都是地方性的――这不是价值相对主义，你看看李卡尔特、柯林武德它们对文化科学和历史学的论述就知道了。用西方的东西来论证指导中国的东西，最终只能俯首于西方的东西，失去自我，就跟邯郸学步故事所描述和嘲弄的情形一样；至少有这样的危险。为什么？你预设了西方文化的普遍性、优越性，就必然觉得儒家文化处处捍格不入莫衷一是。西化派的中西文化观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上的：中西文化之异是the difference of grade。这显然是一种西方中心的单线进化论历史观。在这样的理论框架里，儒学还找的到保守的支点吗？我不是反对移植外来文化，而是要提醒：历史是生命活动的过程，是竞争合作的舞台，没有谁是上帝的选民，也没有谁是规律的承担者。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我们之所以要移植，是为了使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用哲学的话说就是把我们自身的内在性彰显出来，用通俗的话说就是使我们活得更好！ 达三：第一代的梁漱溟、第二代的徐复观好象不是预设西方文化的优越性的。徐本身还是对熊十力先先生进路进行反思的人，要“回归孔子之道”。 陈明：新儒家没有谁预设西方文化的优越性，但他们多少不自觉地预设了西方知识范型的普遍性。徐、梁确实有点不一样。梁是反西方文化的，但越反对越陷入困境。因为好的不能反，拿来用就是了。徐更特殊，文化上保守，政治上自由，我最敬佩他。但他理论上受日本京都学派影响太深，对国家和社会划界太明确；这一点再加上对法家的憎恶，过于敏感国家对社会的侵入，不仅否定管仲，而且据此逻辑认定《周礼》是歆莽伪造。那怎么行？他的自由主义有点无政府主义的味道，只能用于批判。实际上圣人为治从来都是刑礼相参，《礼记》里面看得很清楚。儒家的政治哲学，孟子一系，荀子一系，都可以在《礼记》里面找到源头。 达三：第三代呢？林安梧主张“后牟宗三时代”。 陈明：第三代和前两代不完全一样。林安梧、李明辉更注探讨儒学与西方文化价值的相通性，从而论证儒学的合法性。但由于时代和情境的差异，有些价值是不能也不必摁到一个平台去沟通的。它们是“其义难知，其实易行”，用心体会就是。我是强调行重于知，知的难易与行的难易是不相类同的。 （四）所谓“大陆新儒家” 达三：现在有人开始用当代大陆新儒家的提法，指当代的一些中青年文化保守主义者。 陈明：我说《原道》下一个十年的目标就是建构一个可以叫做大陆新儒家的理论学派。因为对港台新儒家的那一套话语我是理解却不赞同，因为大陆今天的问题发生了很大改变。至于我本人，也不知道怎么就成了“文化新儒家”了。蒋庆是“政治新儒家”、盛洪是“经济新儒家”、康晓光是“制度新儒家”、梁治平是“法治新儒家”。这都是谁捣鼓的？ 达三：符号是一种宣传和资本，也是造势。成了符号，就必然遮蔽其他一些东西。那也没有办法。再说，你自己不认为自己是新儒家，别人都这样认为呀。 陈明：那就姑妄言之吧。大陆新儒家，比如蒋庆和盛洪，说是要回到“师法、家法、心法”中去。那怎么可能呢？儒学的正当性合法性是不能建立在“师法、家法、心法”之上的。儒学的危机并不是儒学本身的危机，而是时代变化，那一套符号系统本身的效用下降，人们无法通过它解决今天的问题。合法性某种意义上就是实践的有效性。我们不能预设“师法、家法、心法”的内在有效性，即使作为一种接近经典的进路，它也不是全部――王阳明就强调读书做事需求之于心。至于整个文化系统，那就更不是那么回事了。儒门淡薄，收拾不住，是有非常深刻的原因的。 达三：世上没有完全正确的事情，只有自己认为自己是完全正确的事情。 陈明：正是因为没有完全正确的东西，才不要把什么东西封为绝对真理，儒学才要发展，才要建设。文化危机的解决，在它们看来是回到传统，但在我看来是重建传统。儒学不是一个装满灵丹妙药的宝葫芦，而是一条不断延展的道路。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庄子说“物，谓之而然；道，行之而成”，还有鲁迅先生说“世界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我们要做的是方案，行之有效，就是对道路的拓展延伸。即用见体，就是以这样的思路理解儒学。我认为这样的态度、立场和进路是正确的。在儒学内部，一直有这样一条伏线在，今后我会阐述的。我不想成为符号，是因为我认为儒学必须是开放的，与时偕行。即用见体就是随物赋形，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反对“执一统众”的形而上学。但万变不离其宗，以不变应万变。这个“变”，也是“不变”，是继承和发展的统一。《礼记》说“礼，先王之未有，可以义起也。”你老师张立文先生说中国哲学不但要“接着讲”、“自己讲”，还要“讲自己”。道理一样嘛！ 达三：与沉就说你有猴气吗？你当时还不承认。 陈明：往好了说这是说我生命力旺盛，往坏了说这是说我没有变化气质，我懒得理睬。你们是不是把陈来、黄玉顺也算进大陆新儒家了？ 达三：没有完全算入。我感觉他们对儒学的态度是同情了解。 陈明：当然是首先要有同情的了解。没有同情的了解，就无法理解儒学的精神与价值，自然也就谈不上信奉体认。但问题不完全在这里，而在于他们对儒学采取的是知识梳理的进路，特别是要把儒学逻辑化、知识化。这是上一辈学人的主流工作方式。儒学自然也讲知识，也有逻辑性，但纯知识化、逻辑化的儒学，就不是儒学或儒学的真实状态和属性。儒学在结构上是复合的，在功能上是多元的。按西方的学科分类给它定性分类，遮蔽的东西肯定比彰显的东西多得多，得不偿失。所以我主张抛弃本质主义思维，从功能入手，即用证体、即用建体。 达三：我感觉陈来先生也在变，比如有《古代宗教与伦理》、《中国近世思想研究》，但这些好象不是他的专长。 陈明：当然在变了！不变怎么行？这说明既有的进路走不下去了。尽管社会学、人类学不是他的专长，但只要变就好。不过，最近他写王夫之，居然对《读通鉴论》不著一字，真是匪夷所思！在视野转变后，应该把政治史学文化史学看成王夫之最重要的作品。哲学什么的，他们哪有所谓唯心唯物本质现象概念啊。 （五）“原道”的“左邻右舍” 1、自由主义 达三：你对自由主义还是很同情的。这是你的一大特色。 陈明：自由主义是“原道”的“右邻”。就我本人而言，我认为我既是一个儒者，也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有人反自由，自由是能反的吗？我早就说过，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需要携手并行，并育不相害，才是最好的一个进路或结局。但是自由主义者不应喧宾夺主越俎代庖以为自己能够包办一切。自由跟权利一样，是一个比较晚出的概念，一种近代价值，其所关涉的主要是政治哲学的问题。虽然某种意义上人是政治动物，哲学就是政治哲学，但政治生活毕竟并非族群与个体生活的全部。自由主义者把自由作最高价值，但自由是生活生命的基础需要，要知道人的需要是多元的，按照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它应该是比较靠近宝塔尖顶端的，换言之是比较“奢侈”的，需要很多的条件。这样的奢侈品难道还有谁不想要吗？除开法门寺的贾桂，恐怕找不出第二人。所以说反对自由民主是说不过去的，它意味着更多的参与和更高的效率，而不是某些机械的模式。可是，自由是可以量化也应该量化的。笼而统之的本质主义理解无助于中国的社会改革进程。现在的自由主义者不仅是本质主义同时也是机械主义地理解自由，理解自由在中国的落实问题。我们的父亲母亲知道什么叫自由么？不甚了了。需要么？也许。他们的需要跟我们的需要一样么？不一样。另一方面，正是由于自由具有服务于人的特质，而现实中人又处于某种冲突状态，所以它迄今基本仍只是一种有限享用的内部制度；自由主义的国际政治实践一直没有很好的记录。中国的自由主义者还有个很大的缺陷，那就是对外不能区分制度与国家、对内不能区分政治与文化，所以由肯定自由而乌托邦化美国，由批判专制而妖魔化传统。我看你有个区分就比较好，确实要把“中国的自由主义”和“自由主义在中国”区别开来。真正的自由主义，只能扎根在中国文化的大地上。中国文化是它的一个平台，是一个基座。否则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顶多只能用于批判，而现实真正需要的，是能够建设的自由主义。因为自由的落实，程度和方式是有历史性地域性特征的。因此，在中国他们不能够也不应当把儒学作为自己的对立面，而是应向儒学靠拢，从儒学中借鉴吸收资源。刘军宁、秋风他们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了。《中国新闻周刊》就说他们是向传统抛橄榄枝，这是对的。但是在我，更倾向于把这种互动看成是儒学自身发展的一个维度，是中华民族创造力的一种显现。 达三：这本别尔嘉耶夫《历史的意义》，就是个很好的例子。现在有人一提别尔嘉耶夫，就以为是个典型的自由主义者。我看他也是个典型的文化保守主义者。 陈明：他比我还保守，以传统文化反现代文明，还要回归东正教。我则是想把传统文化赋予一种现代形式，在话语形式和价值理念上。孔子以仁释礼，是非常开放的。 达三：我最反感当今自由主义者的一点是，把自由主义等同于美国，美化美国，妖魔化中国。所以我担心他们这种靠拢是受施特劳斯新保守主义的影响。这也是我反对用新文化保守主义或新传统主义取代文化保守主义称谓的原因。 陈明：这个要看。但也不完全是那么回事。他们向传统靠拢也是必然的，否则就要让路。不是我们要他们让路，是它们辜负历史的期望而被淘汰。这对他们和民族的发展都是非常不幸的。 2、“新左派” 达三：“新左派”呢？ 陈明：“新左派”是“原道”的“左邻”。他们的的主要理念是平等，也要民主。平等、民主我们都不反对。但我们反对以平等、民主牺牲效率。礼乐文明，礼与乐，按照我老师余敦康先生的解释，就是一个讲秩序一个讲和谐，它们的功能对应物就分别是效率和公平、自由和民主。二者之间必须达成某种平衡。《礼记》中的社会理想就是“均富安和”，国民党在台湾主政时就非常重视。唯效率论，比如新自由主义里面的极端分子，肯定是不对的；但唯平等论，牺牲效率，也是不对的。如果说自由主义在中国还有前途的话，“新左派”是没有的。我比较注意汪晖对复数现代性的讨论，但对他的结论持保留意见。 达三：在大陆，在90年代，实际上是新自由主义先起来，然后是“新左派”反对他们，然后才是文化保守主义出现。 陈明：从近代史看，文化保守主义实际上是主线，只是思想的分贝较小，要知道它受到意识形态和西方思潮的打压冲击。但它的生命力是内在的，我觉得自己为它做事完全是自然而然的，不是把它作为一种思想接受，作为一种谋生方式。对于左右两派，儒学应该是一个整合的平台，使他们找到根，然后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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