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齐勇：出土简帛与经学诠释的范式问题（2）
http://www.newdu.com 2024/10/09 09:10:55 哲学门 佚名 参加讨论
| 二、出土简帛对经学与经学史的挑战 近世以来，随着地下发掘的新材料日益丰富，古史研究的方法与成果更加多样。王国维先生依据甲骨文考察上古史，并提出地下材料与地上文献相互参证的"二重证据法"。目前，经学研究复兴和经学研究范式改良的契机，则是出土简帛研究的勃兴。 近五十年来，考古工作获得重大突破。其中，大量的先秦、秦汉之久已失传的佚籍的出土，令人叹为观止！50年代，河南信阳出土了有关墨家、儒家内容的楚简，甘肃武威出土了记载《仪礼》的汉简。70年代，古代文献的出土震惊世界，如山东临沂银雀山汉简中的丰富的兵家丛书，河北定县汉简中的《论语》、《儒家者言》、《文子》等，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周易》、《黄帝四经》、《五行》、《德圣》、《刑德》等，安徽阜阳双古堆汉简中的《诗经》、《易经》等。90年代，湖北江陵王家台秦简中的《归藏》等，湖北荆门郭店楚简中的《老子》、《太一生水》、《缁衣》、《五行》、《性自命出》、《六德》等一批早期道家、儒家文献以及上海博物馆购藏的流失到香港文物市场上的楚简(其中有《尚书》、《周易》、孔子（或子夏）诗论等一大批儒家文献)。郭店楚简和上海博物馆购藏楚简中的许多内容涉及诗书礼乐、天道观与心性修养。此外还出土了大量的记录卜筮祭祷等文辞的简牍和历代官私文书、秦汉法律文书等。 综合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学者们认为：六经之学、之教形成与传授的时间远比人们估计的要早得多。六经是先秦最基本的教材和普遍知识，"经"并不是一家之言，而是共有资源。战国早中期，孔子已被尊为圣人。儒学分布范围甚广，不限于中原，儒学经典是列国教育、政治的核心内容。最原始的儒、墨、道家的分歧与对立，并不像后世学者所说的那么严重。彼时南北文化的交流互动远比人们想象的要普遍而深入得多，楚文化中含有大量的中原文化，如齐邹鲁文化的内容。郭店《老子》受到邹齐学者影响，与稷下学宫有关，因而没有"绝圣""绝仁弃义"的主张。《子思子》早已失传，沈约认为《礼记》中的《中庸》《缁衣》《表记》《坊记》四篇皆取自《子思子》，前人屡有辑录。现在在楚地发现了两种《缁衣》与两种《五行》，均与子思学派有关，恐非偶然。郭店楚简和上海博物馆购藏简中均有内容大致相同的《性自命出》。其上篇论乐与心性，下篇论礼与心性，与子思、公孙尼或世硕的思想颇为相近。公孙尼子历来被认为是《礼记·乐记》的作者。《性自命出》是迄今为止最早最系统的心性论著作，它与《五行》构成孟子的先导。而讨论"仁义礼智圣"关系的《五行》之经（郭店楚简）和经说（马王堆帛书）的道德形上学思想已初具规模。今本大小戴《礼记》虽编定于汉代，但其中的一些篇章则出于战国早期，与孔门七十子后学有关。出土文献中直接反映孔子的言行、思想的内容亦有不少。 对于经学和经学史研究来说，出土简帛中的新材料可以帮助我们取得哪些突破呢？ 第一、孔子与六经，特别是与《易》的关系。 近世以来，持孔子与六经没有关系或关系很少的观点的学者，甚为普遍，此说几成定论。周予同先生曾说："我认为，孔子与六经关系很少。""《易》与《春秋》跟孔子关系不大。"[8]出土简帛却不断证实着孔子与六经关系密切，周先生如果活到今天，很可能会修改自己的看法。 郭店简《性自命出》谈到圣人与诗书礼乐的关系："《诗》《书》《礼》《乐》，其始出皆生于人。《诗》，有为为之也。《书》，有为言之也。《礼》《乐》，有为举之也。圣人比其类而论会之，观其先后而逆训之，体其义而即度之，理其情而出入之，然后复以教。教，所以生德于中者也。"[9]这是讲的孔子的诗书礼乐之教。关于这一点，世传文献首见于《庄子·天运》："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孰知其故矣。"又见《庄子·天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郭店简《六德》有："观诸《诗》、《书》则亦在矣，观诸《礼》、《乐》则亦在矣，观诸《易》《春秋》则亦在矣。"郭店简《语丛一》有："《易》所以会天道人道也。《诗》所以会古今之志也者。《春秋》所以会古今之事也。《礼》，交之行述也。《乐》，或生或教者也。……者也。"廖名春改排为："《诗》所以会古今之志也者。……者也……《易》所以会天道人道也。《春秋》所以会古今之事也。"[10] 关于孔子与《易》的关系，《史记·田敬仲完世家》与《孔子世家》指出："孔子晚而喜《易》"，"韦编三绝"。近代以来，包括周予同先生在内的很多学者都怀疑史迁之说。马王堆帛书《易传》却为史迁提供了佐证。《要》篇指出："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橐。""孔子 《易》，至于《损》《易》二卦，未尝不废书而叹……"其中还有子赣（贡）与夫子的辩论，子赣不理解晚年夫子易学观的转变，夫子则向他解释自己对祝巫卜筮的态度："《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又仁[守]者而义行之耳。赞而不达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之史。史巫之筮，向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其后乎？"[11]这里清楚地表明了孔子的理性。帛书《易传》的《二三子》、《易之义》、《要》、《系辞》、《缪和》、《昭力》中大量的孔子的言论，基本上亦是今本《易传》的内容。（《二三子》作"孔子曰"，《易之义》作"夫子曰"，《要》、《系辞》、《缪和》、《昭力》作"子曰"。）从帛书《易传》中，我们可以理解孔子对《周易》的创造性诠释。简帛中发现的子思、公孙尼等七十子后学的资料，亦与《易传》相会通。 今人李学勤先生说："孔子之于《周易》不仅是读者，而且是某种意义上的作者。他所撰作的，就是《易传》。""孔子晚年好《易》，《易传》或出其手，或为门弟子所记，成书约与《论语》同时。自子思以至荀子等人都曾引用，绝非晚出之书。当然，那时《易传》的面貌，不一定和今传本完全相同，这是古书 通例，不足为异。研究孔子，不能撇开《周易》经传。"[12]这与近世以来学者们认为只能据《论语》来研究孔子的看法，大相径庭。李学勤又发挥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前言》，论定孔子修或作《春秋》是难以否定的。[13]随着简帛研究的深入，孔子与六经的关系肯定会取得突破。 第二、诗经与书经。 关于"诗言志"，上海博物馆购藏战国竹简《孔子论诗》有："诗亡（毋）离志，乐亡（毋）离情，文亡（毋）离言。"而据裘锡圭、饶宗颐、张光裕等先生认为，这有可能是《卜子论诗》，卜子即卜商子夏，而上博隶定为"离"字者，很可能是"吝"字。[14] 郭店简《缁衣》以诗证说，引《诗》凡二十三条，与《礼记·缁衣》有一些差别。《五行》引《诗》证言论事，简本引《诗》凡七条，帛本引《诗》凡十七条。 简帛中发现了一些《书》的佚文。郭店简涉及者颇不少。其中引《书》既见于今文经，又见于古文经，还有不见于今存今古文经《尚书》之佚《书》。郭店简《缁衣》还引了《祭公之顾命》，引文见于《逸周书·祭公》。[15]关于《逸周书》，湖南慈利1987年发掘的楚简中即有其中的《大武》篇。目前学术界因《尚书》佚文的出土，讨论到《古文尚书》的问题。《古文尚书》是东晋元帝时梅赜所献。朱熹是第一个怀疑《伪古文尚书》的人，明代梅 《古文尚书考异》、清代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惠栋《古文尚书考》等成果，使《古文尚书》之伪成为定谳。能不能据简帛中所引古文经及佚《书》而为《古文尚书》翻案呢？恐怕不行。裘锡圭先生对于近年来把《伪古文尚书》当作真《尚书》来引用和据郭店简为《古文尚书》翻案的学者，作了中肯的批评，证据充分。[16]我们走出疑古时代，其实包含着尊重与吸取清代和近世疑古辨伪学者们的所有成果。这种"走出"是辩证的扬弃。但不管怎么说，简帛佚籍的发现，有助于《诗》《书》研究的深化。 第三、礼乐文明。 我们对于三礼和礼乐文明已相当陌生。《论语·子罕》第十章："子见齐（zi）衰（cui）者、冕衣裳者与瞽者，见之，虽少，必作；过之，必趋。"据杨伯峻《论语译注》：齐衰是用熟麻布做的丧服，其下边缝齐。斩衰（cui）则是用粗而生的麻布做的丧服，其左右和下边都不缝齐。齐衰有三年、一年、五月、三月的区别。斩衰是最重的孝服，子对父、臣对君才斩衰三年。过去读此印象不深，郭店简《六德》出来后，又涉及到这些过去的常识。郭店简《六德》："内立[位]父、子、夫也，外立[位]君、臣、妇也。疏斩布、絰（die）、杖，为父也，为君亦然；疏衰，齐，牡麻絰，为昆弟也，为妻亦然。袒免，为宗族也，为朋友亦然。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为昆弟绝妻，不为妻绝昆弟；为宗族瑟[杀]朋友，不为朋友瑟[杀]宗族。门内之治恩掩义，门外之治义斩恩。"[17]"杀"是减损、减弱的意思。 据李学勤，上引这段话与《仪礼·丧服》对读，即可知"疏斩布、絰、杖"是指的斩衰，疏即粗，指上衰下裳都用最粗的麻布，只裁割不缉边。絰是苴麻做的孝带，在冠上的为首絰，在腰间的为腰絰。苴杖实是竹杖。"疏衰，齐，牡麻絰"是指的齐衰，衰裳缉边。袒免，并非正服，袒是袒左臂，免是布做的冠，宽一寸。以上说的是丧服依据血缘亲疏的关系和社会等级秩序而有严格的区别。子为父或臣为君服斩衰，兄弟间或夫为妻服齐衰，为族人或朋友则袒免。据彭林，"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是指如果父丧与君丧同时发生，则服父之丧而不服君之丧。对于这句话有很多人望文生意，说明我们对古礼很不了解。"门内之治恩掩义，门外之治义斩恩。"据李零、彭林等学者，此源于《小戴礼记·丧服四制》和《大戴礼记·本命》，门内以恩服为重，朝廷以义服为重，私恩与公义是有明确界限与区分的。 简帛中有大量的关于礼乐、礼教与乐教的内容。关于德－情－礼－乐 －德的关系，《性自命出》讲"道[按，道在此即指礼]始于情，情生于性""乐，礼之深泽也"；《语丛》讲"礼生于情""礼因人情而为之""德生礼，礼生乐""乐，备德者之所乐也。得者乐，失者哀"；《尊德义》讲"由礼知乐，由乐知哀……有知礼而不知乐者，无知乐而不知礼者""德者，且莫大乎礼乐"。《性自命出》又说："闻笑声，则鲜如也斯喜。闻歌谣，则舀如也斯奋。听琴瑟之声，则悸如也斯叹，观《赉》《武》，则齐如也斯作。观《韶》《夏》，则勉如也斯敛……郑卫之乐，则非其声而从之也。凡古乐宠心，益乐宠指，皆教人者也。《赉》《武》乐取，《韶》《夏》乐情。"[18]此外还有很多内容，有助于我们重新发现礼乐文明。 第四、大小传统。 与经典研究相关的是数术方技的研究。流传于民间的例如近几十年大量出土的《日书》之类的东西等等，当然属小文化传统，但确乎是上述经学等精英文化的背景和基础。经学是集宗教、伦理、政治于一身的学问，它不是突兀产生的，其基础、源泉正是社会习俗、民间信仰。所以，与古代人的生活世界密切关联的阴阳五行、数术、方技之类，虽然难登大雅之堂，却与大雅之堂上的六经，与古代人的世界观、哲学形上学和科学技术，有着不解之缘。例如"五行"就是显例。我们将会看到，下一步人们研究的兴奋点正是数术与经学、数术与形上学的关系问题。通过这方面的深入研究，我们将会对中国的宗教，特别是儒学的宗教性，道家的生存体验等等，有新的理解，从而对中国古代的宇宙观、思维方式有新的认识。 第五、经学史研究的重点与难点。 从经学史研究来看，如下课题将成为今后研究的重点：1.简书《归藏》，简书《周易》、帛书《易传》的特点及其与今本之比较；2.简帛中所见《尚书》佚文考释；3.竹书《诗经》与孔子诗论之意义与诗教之研究；4.简帛中所见三《礼》、乐论及礼教、乐教之研究；5.简帛所涉及孔子与七十子问题与汉简《论语》；6.简帛中透显的思孟学派及思孟五行学说研究；7.墨、道、兵家简所涉及的经学问题及儒、墨、道、兵诸家关系；8.《日书》与阴阳数术思想研究，简帛所见先秦、秦汉民间宗教思想；9.简帛所见先秦天道观、天人关系论、心性情才论与身心形神观等等。 关于出土文献与经学史研究，仍存在不少难点:第一、经学史如何改写的问题。六经佚籍及相关文献的出土，使我们有更多材料研究六经及经学的问题，与此相关，可以进一步梳理孔子与七十子后学对经学的具体发展。当然，《诗经》、《书经》、《周易》经传、《仪礼》逸文的逐条处理、定位，《论语》版本的考订，六经及每一单经的传授世系，汉代经学及其前史，经学所涉及我国古代诠释学体系问题，十分复杂，颇有难度。出土文献诸篇、诸段落与《礼记》、《管子》、《荀子》、《吕氏春秋》、《淮南子》、《新书》、《说苑》、《韩诗外传》、《孔子家语》中的一些相同或大体相同的文字及思想的比较，需要下功夫探究。第二、思孟学派及《中庸》前史的讨论和先秦心性论、性命天道关系问题，是又一个重点和难点。郭店简和上博购藏简均有《缁衣》、《性自命出》，马王堆帛书和郭店简均有《五行》，使思孟学派有了坚实的证据。当然，这里还涉及到曾子、子张、子游、子夏、公孙尼子、告子、世硕等人的思想问题，他们关于心性情才的讨论丰富多样。天道、天命与人性，人性与人情，身、心、形、体、情、气与心气、心思、心志的关系，"心之思"的功能及治身、治心与礼乐的关系的讨论，孟荀人性论的前史等，仍是需要下苦功夫才能弄清的问题。简帛中反映的儒家道德形上学的建构及"德行""心术"问题，值得认真厘清。第三、出土简帛中大量《日书》、卜筮祭祷文献、文物与古代社会民间宗教观的讨论，亦很复杂。第四、在轴心文明时代，西方发生了"超越的突破"，而中国则发生了"哲学的突破"，并由此奠定了华夏文明发展之不同于西方的道路，即张光直教授所说的"中国-马雅连续体"的道路，于此可以理解中西之异。出土文献的研究有助于深化此说。 其中最值得重视的是有关经学的研究和孔门七十子后学的研究。重新估计六经和早期儒学的价值与意义的时代已经来临。诸子的资料，例如老、庄、文子的资料，兵家的资料，墨子的资料，在近五十年的出土简帛中亦占有显赫的地位，曾经并将继续成为热点。但是，我想强调的是，在未来的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研究中，借助于郭店、王家台、阜阳的出土简帛和上海博物馆购藏竹简，经学的研究，早期儒家的研究，肯定会成为重中之重，并获得长足的进步。《归藏》（王家台）、《周易》（阜阳、马王堆、上博）的整理研究，将使古代三易的原貌及其流派更为清晰地摆在我们面前。《尚书》、《三礼》的研究也将得到较大发展。儒家思孟学派及子夏、子游等的研究，《中庸》、《大学》、《乐记》等前史的研究，都会使早期儒学史更为丰富。儒家心性论、身心观、性情论及与之密切联系的天命、天道观的细节将进一步显豁于世。这正是中国文化的命脉之所在。有人说，马王堆、阜阳的《易》是"道家易"，这个论断尚待商讨。其实，我们没有必要以今人之门户为古代思想家或典籍争门划派。我们理当超越于门户，客观地作研究。从这些出土文献中似乎可以窥见，经学是先秦各地域文化共享的精神资源，是古文明的精华，是我国古代的瑰宝。但经学主要是靠儒家学者传承下来的。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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