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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得高"未必"看得远"(图)


    
    登鹳雀楼
    立秋已过,听蝉声,想起了初唐著名书法家虞世南“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蝉》)的诗句。蝉声是“音频信号”,“蝉鸣”应属“信息辐射”。晚一些的唐代诗人王之涣的“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登鹳雀楼》),则是“视频信号”,“望远”应属“信息蒐集”。然而,两组诗句,从字面看,不论是“音频”还是“视频”,诗中的“信息流”,都有置身高处的意思。巧合的是,这两句诗也都蕴涵着”站得高“才能”看得远“的意思(权将“视、听”视为一体)。然而,“站得高”是否就能“看得远”,似乎并不是一个确定的结论。
    晚唐诗人罗隐在其著名的《谗书》中有一则《吴宫遗事》,文中称,吴王夫差因担心越国的报仇复国之心,为使“参政事者”“听百姓之疾苦”,“察四方之兵革”,遂“筑台于姑苏之左”。夫差想得太简单,他以为,修一座巍然耸立的高台,“站得高”就可以“看得远”,站在高台之上,就能倾听百姓的民怨,就可监视边陲的刀兵。然而,“硬件建设”与“软件建设”往往是两码事。这位妄自尊大、颟顸无能的“No.1”,一日让伍子胥视察“政绩工程”的施工情况,当时也只建了三四级,伍员奏道:“王之民饥矣,王之兵疲矣,王之国危矣。”这位一贯好听喜讯、恶闻忧声的领导者,马上表示“不悦”,遂让伯嚭取而代之。而这伯嚭,就比伍员聪明多了,不仅拍马有术,而且整人有道。此时姑苏台已建到九层,他不仅对国家的内忧外患没有提出任何建设性意见(“毕九层而不奏”),反而奉承吴王,“四国畏王,百姓歌王,彼员者欺王”。在为领导歌功颂德之余,顺便打打同事的“小报告”,这几乎是一切官场宵小的惯技。伍员对伯嚭的反驳是深刻的,伯嚭这种人,只为往上爬得快,他是不会真正“情为官所系”,更不会真正“利为民所谋”(“彼徒欲其身之亟高,固不暇为王之视也,亦不为百姓谋也”),而是为了自己的私利肆意玩弄着领导与事业。历史就是这样残酷,忠心为国的志士,往往不得善终,奸巧谋私的佞臣,偏偏春风得意。于是,“王赐员死,而嚭用事”。夫差先生的行为如何结局呢?这高耸的姑苏台,不仅未能使他“站得高,看得远”,反而,在此之后的第二年,越国攻破吴国,他就跌下王位,落了个国破家亡。
    应当指出的是,“站”的位置高不高,并不一定非得山巅或楼台,从古以来的一些人物虽然君临天下,俯视众生,位居九五之尊,并不见的比其他人看得更远,或者说,“高瞻”未必“远瞩”,“远见”未必“卓识”,何以如此呢?如同乘坐飞机俯瞰大地,从空中到地面,往往有云层相隔,常常有雾霾相阻,因此,居高临下,并不一定视通万里。自然界尚且如此,何况社会与人生。正如罗隐先生在《谗书》的另一则《迷楼赋》中所指出,大内九重,深宫内苑,通常是“旁不通乎日月,外不见乎天地”,而且“君王欲左右有粉黛,君王欲左右有郑卫”。养尊处优,骄奢淫逸惯了,只顾“享受生活”,哪里还有心情深入基层,体察民情,何况君王与百姓之间、君王与四方之间,有着无数的“隔离层”——地方大员(“君王欲间乎百姓,曰百姓有相。君王欲问乎四方,曰四方有将。”),这些“中间环节”,“相秉君恩,将侮君权”,表面上“奉天承运”,实际上阳奉阴违,加之手握重权,秉政一方,且不乏伯嚭这样的官场油子,假如他每天给你报告一些“四国畏王,百姓歌王,彼员者欺王”之类的假信息,或者如同今日的“上压下层层加码马到成功,下骗上处处兑水水到渠成”,当彼之时,由于“中梗阻”的病变,即便“站得高”也未必“看得远”,甚至会闹出晋惠帝听说百姓饿死,反问“何不食肉糜”,听见青蛙鸣叫,却问“为官为私”的政治笑话。在这种情况下,北宋政治家王安石“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登飞来峰》)的说法,只能是一种理想主义。谓予不信,让他云雾天里坐一趟飞机试试。
    在《谗书》中,这个故事只有区区140多字,但却阐述了一个重大历史事件,揭示了一个重大历史教训。鲁迅先生曾指出,“罗隐的《谗书》,几乎全部是抗争和愤激之谈”,特别是在“唐末诗风衰落”之际,倒是《谗书》这类“小品放了光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将之称作“一塌胡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镳”(《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鲁迅先生的评价是中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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