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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涛:竹简《性自命出》与《孟子》(2)


    清代考据学流行,许多学者对孟子此章进行解释,如毛奇龄释“故”为“智”,认为“是以孟子言,天下言性不过智计耳。顺智亦何害,但当以通利不穿凿为主。夫所恶于智者,为穿凿也。如不穿凿,则行水治历,智亦大矣”(《四书■言补》)。焦循将故释为“已往之事”,认为“孟子此章自明其道性善之旨”,“孟子独于故中指出利字,利即《周易》元享利贞之利。《系辞传》云:‘变而通之以尽利。’《彖传》云:‘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利以能变化,言于故事中,审其能变化,则知其性之善。”(《孟子正义》卷8)当代学者中也有对此章进行注释者,如杨伯俊先生译此章云:
    孟子说:“天下的讨论人性,只要能推求其所以然便行了。推求其所以然,基础在于顺其自然之理。我们厌恶使用聪明,就是因为聪明容易陷于穿凿附会。假若聪明人像禹的使水运行一样,就不必对聪明有所厌恶了。禹的使水运行,就是行其所无事,[顺其自然,因势利导。]假使聪明人也能行其所无事,[无违反其所以然而努力实行,]那聪明也就不小了。天极高,星辰极远,只要能推求其所以然,以后一千年的冬至,都可以坐着推算出来。”[1]
    杨注《孟子》以简洁、明了著称,但此章却很难说作到了这一点,这也反映了“故”字理解上的难度。《孟子》一书谈论性的地方很多,但正面发表对性的看法,却仅此一章,是理解孟子人性论不可多得的重要材料。但由于“故”字得不到训释,此章的含义也就含混不清。“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到底表达了什么意思?它与孟子是一种什么关系?是孟子赞同的,还是要批判的?这些都存在着不同的理解,且一直难有定论。所以一方面,尽管此章内容十分重要,但另一方面,在以往讨论孟子尤其是其人性论的著作中,却很少有引用这段材料的,[2]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这种局面,直到郭店简的出土发现才出现转变。
    二
    1998年在湖北荆门出土的郭店竹简中,有《性自命出》一篇,其中明确提到“节性者,故也”,将“性”、“故”联系在一起,并对“故”字作了专门解说。《性自命出》年代在孟子以前,反映的正是当时“天下之言性也”的情况,为破解《孟子》“天下之言性”章提供了重要材料。竹简说:
    凡性,或动之,或逆之,或节之,或厉之,或出之,或养之,或长之。凡动性者,物也;逆性者,悦也;节性者,故也;厉性者,义也;出性者,势也;养性者,习也;长性者,道也。(《性自命出》第9-12简)
    如学者指出的,重视“学”、“教”对人性的塑造、培养,是竹简的一个重要特点,竹简提出“动性”、“逆性”、“节性”、“厉性”、“出性”、“养性”、“长性”,正反映了这一点。值得注意的是,竹简中有“节性者,故也”一句,与孟子“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显然有某种联系,故需要重点讨论。其中“节性”的“节”,郭店简整理者曾释为“交”,有学者认为同“教”,意为“使”;也有学者引《小尔雅·广诂》:“交,更也。”认为“交”可以训为“更”。[3]笔者在2002年清华大学“新出楚简与儒学思想”国际学术会议上宣读本文时,即作“交性”讲。但裘锡圭先生在会上提出,上博简《性情论》中与“交”相应的字,实作“室”下加“心”之形,可知“交性”应改释为“室性”。因“交”、“室”形近,被郭店简抄书者写走了样,致使误释。这个可加“心”旁的“室”字,裘先生认为应读为与“室”音近的“实”。[4]后又在《由郭店简〈性自命出〉的“室性者故也”说到〈孟子〉的“天下之言性也”章》(下简称《“天下之言性也”章》)一文提出,“‘室’是书母质部字,‘节’是精母质部字,上古音的确相当接近。……它们所代表的那个词,有可能是音、义都跟节制的‘节’非常相近的一个词,也有可能就是节制的‘节’。”[5]从文意看,“节性”的说法可能更合理,裘先生的论证也较为充分,故暂从其说。关于该字的训释,文字学家还可作进一步讨论,但不论最终结论如何,它都是指塑造、培养性的活动和行为,所以对我们以下的讨论影响不会太大。至于“故”字,下文说“有为也之谓故”。所谓“有为也”就是指有特定的目的或用意,这里的“为”读去声(第四声)。竹简说:“《诗》、《书》、礼乐,其始出皆生于人。《诗》,有为为之也;《书》,有为言之也;礼乐,有为举之也。”(第15-16简)就是指《诗》、《书》、礼乐是根据一定的意图和目的创造出来的。“故”也可以作名词,指有意识、有目的的行为。如,“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故曰: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庄子·秋水》)“真其实知,不以故自持。”(《庄子·知北游》)这里的“故”就是指有意的人为。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人们谈论这种“故”时,常常与“知”(智)联系在一起。如,“去知与故,遁天之理。”(《庄子·刻意》)“恬愉无为,去智与故。”(《管子·心术上》)这可能是因为,有意的人为总是和思虑、谋划联系在一起,所以有“故”也就有“智”。
    裘锡圭先生在《“天下之言性也”章》一文中曾引《荀子·性恶》中的“圣人积思虑,习伪故,以生礼义而起法度”一语,指出“‘习伪故’与‘积思虑’为对文。‘思’、‘虑’义近,‘伪’、‘故’之义亦应相近。……‘故’字在古书中的用法,跟‘伪’颇有相似之处。”是很有道理的。不过“伪”和“故”除了裘先生所强调的“人为”的意思外,似乎还有积习、习惯等一层意思。如,“情然而心为之择谓之虑。心虑而能为之动谓之伪。虑积焉,能习焉,而后成谓之伪。”(《正名》)这里前一个“伪”是指“人为”,后一个“伪”则是指经过“人为”而形成的能力、积习等。荀子讲“性伪之分”,也主要是针对后一种“伪”而言。“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注:或疑为天)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是性伪之分也。”(《性恶》)所以在荀子看来,性与伪虽然不同,但二者又是相互依赖的,“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性伪合,然后成圣人之名。”(《礼论》)所以主张“化性起伪”,要求以“礼义法度”改造先天本性。“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性恶》)而先天的本性之所以能形成“伪”,主要是由于后天的环境和“人为”的影响。“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积靡使然也,故人知谨注错,慎习俗,大积靡。”(《儒效》)人们所处的环境不同,所形成的积习、习惯也不同。这种习惯不是出于天性,而是靠“积靡”(注:靡,借为“摩”。指切磋、研究)后天形成的。所以荀子主张性恶,但又认为“涂之人可以为禹”,“身日进于仁义而不自知也者,靡使然也。”“圣人者,人之所积而致也。”(《性恶》)他所说的仁义就是指后天的积习、习惯而言。“故”与“伪”相近,所以也有积习、习惯的含义。《庄子·达生》云:
    吾生于陵而安于陵,故也;长于水而安于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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