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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钢:《几何原本》的传入与焦循易学解释学(3)

三、焦循易学世界构图的两个方面:严格、规范性与生命、灵动性 
    焦循在全身心投入到易学研究以前,还曾加入过“著作考据之争”。这场争论的焦点是如何对待惠栋学派的经学研究。文学家袁枚批评经学家孙星衍的经学研究缺乏“性灵”,声称只有文学才有“性灵”,经学只不过是机械呆板的抄书之学。另一位乾嘉时代的重要学者章学诚则对袁枚的观点进行了批评。章学诚认为,袁枚的观点将引发非常严重的伦理后果,因此是非常不可取。焦循也加入了这场争论。他不同意孙星衍以考据为经学的立场,而同意袁枚对当时考据学风的批评,欣赏袁枚大力提倡的“性灵说”,认为无性灵则无所谓学风,考据的问题正在于缺乏“性灵”,但他也不同意袁枚文学是体现“性灵”的唯一领域的看法。他重新解释“经学”范畴,赋予其新的意义。在他的“经学”中,“性灵”得到了最全面最深刻的体现。他指出:“经学者,以经文为主,以百家子史、天文术算、阴阳五行、六书七音为之辅,汇而通之,辨而析之,求其训诂,核其制度,明其道义,得圣贤立言之指,以正立身经济之法。以己之性灵,合诸古圣之性灵,并贯通于千百家著书立说之性灵,以精汲精,非天下之至精,孰克以与此?……惟经学可言性灵,无性灵不可以言经学。辞章之有性灵者,必由于经学,而徒取辞章者,不足语此也。”(《与孙渊如观察论考据著作书》)
    由此,经学是“性灵”的完全展开。它不是个人的“性灵”,而是众多人的“性灵”在跨越了个人的局限性与历史性的基础上融汇而成的一个整体。这个整体是由学问与性灵共同构成的。因而,真正的经学有两个特征,一是学问的贯通,经学应当成其为经文本身与百家子史、天文术算、阴阳五行、六书七音等学问相互贯通的产物;二是“性灵”的贯通,经学应当成后代经学家注释经书的“性灵”,与古代圣贤著述经书的“性灵”相互贯通的产物。
    在“著作考据”之争中,袁枚凸显了性灵,孙星衍凸显了学问,焦循则是想将学问和性灵都融贯到经学之中。焦循并不排斥考据学,他本人也精通考据学,但是他决不同意以考据学作为经学的范型。考据学所缺的东西是“性灵”,这种缺乏导致了一个问题:它误认了经学的本质特征。完整的经学本质包含两方面的内容:客观的学问的和主观的性灵。客观的特征是经文本身,而主观的特征是“性灵”。因此,当袁枚说只有文学才可以谈论“性灵”,而经学似乎只是考据之学,仅仅需要劳力抄书时,焦循就不能同意了。
    焦循甚至提出了相当武断的命题:“惟经学可言性灵,无性灵不可以言经学。……词章之有性灵者,必由于经学;而徒取词章者,不足语此也。”也就是说,经学必须要有“性灵”,只有经学才能谈论“性灵”。纯粹文学的“性灵”是词章,不是真正的“性灵”。焦循这一口号性的命题,博得了不少学者的称赞,也招致了很多批评。最初焦循并没有能够具体地说明“性灵”在经学中所起的作用,后来他专心于《周易》研究,打破了学问与性灵的二元对立,建构了清代易学的代表性体系。这一切是通过“旁通”来完成的。“旁通”有多种表述方式,最广义的旁通可以涵括“引申比例”,其中,“引申”是“神妙无方”的易辞变化形态,即易经修辞学;“比例”是规矩严整的易象转换规则,即易经天算学。这样,焦循就克服了学问与性灵的二元论,将两者打成一片。在此过程中,经学性灵的个性开始凸显,它不同于文学性灵。文学性灵是主观的,缺乏客观严格的规则,但经学性灵却是公共的,是“以已之性灵,合诸古圣之性灵,并贯通于千百家著书立说之性灵”,这种性灵不是个人主观的任意创造,而是以著书立说为中介,在自己与他人、今人与古人的相互感通之后而形成的性灵。如果这一观点成立,“易更三圣、世历三古”中“三圣”、“三古”之间的断裂就被弥合了。因此,不需要将太多精力集中于有着特定时空涵义的“三圣”、“三古”本身,而应将精力集中于易学的意义世界,这个世界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它由“三圣”、“三古”出发,因“三圣”、“三古”(已知)去追求新的易学意义(未知),从而使得《易经》不但与“三圣”、“三古”,而且还真正地与今人、今世、时代精神(时)联系到一起,这才是易学的真精神。这个世界是一个庞大的意义之网,网上的诸结点之间有着参伍错综的复杂联系,这种意义联系从根本上就超越了孤立时空与个体的体验视域(如文学才华)。庞大的易学意义世界呈现为一件巨大而又陌生的文本,它既保留了易学的文学形态,承认易辞引申“神妙无方”(文学性灵)的合理性,又强调易学的科学性,努力挖掘易辞背后的“旁通”(包括相错在内,又有时称作比例)关系。因此,易学家既要有文学家一样的性灵,发现易辞引申的种种“神妙无方”的变化形态,又要像天算学家一样,耐心细致地运用天算学语言(它们仍然采取易象的形式)对它进行破译与计算。
    焦循易学的所有上述看法,其实都有一个不成文的前提:《易经》是一部类似于《几何原本》一样的天算学著作。在焦循看来,《几何原本》及天算学著作一方面启示了严格性与规范性,另一方面,为了解决几何学或天算学问题,人们在运用诸多规则时又必须表现出高度的机智与灵活,这就是性灵。这种性灵的存在,是天算学的生命力所在。将这种书的构成推广扩充成为一个宇宙整体,这种性灵则成为宇宙整体生命力的根本,那些严格而规范的规则将成为其中的“分理”、“条理”(戴震用词),不过,与戴震不同的是,焦循从根本上反对理气二元论,甚至于连戴震将宇宙“生生不已之气”与“分理”、“条理”揉合而成的体系也仍有不满,因为它还是与理气二元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仍然留有宋明理学的遗留痕迹。在焦循那里,传统的经学重新复活,它既不失儒学义理的探讨精神,但又完全贴合经学的切实研究,是一种寓哲学于经学的学术。这也是焦循、阮元等新一代经学家所要努力的目标。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