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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典学到解释学的西学传统的启示

内容提要 现代解释学不过是对古典学为基础的西学传统作出哲学解释。从古典学到解释学的西学传统,对中国学术不乏启示和借鉴作用:如果说经学与古典学相媲美,那么中国古代的“汉学”和“宋学”之争,“小学”和“义理”的分殊,“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的张力,也可视为现代解释学问题。在新旧学术断裂之际,回顾征实有据的经学传统,借鉴从古典学到解释学的西学传统,建立以经典、文本为中心的学术范式,已成为当代中国学术的任务。 
    虽说“言必称希腊”在中国已成为调侃之词,但治西学者必称希腊,已然是一个学术传统。最早的西学文献,先用希腊文,后用拉丁文写成。在黑暗时代,古希腊和古典拉丁文文献毁于一炬,文本遗失的直接后果是文明的断裂。文艺复兴时期,当西方人重新读到罗马人的文本时,把古典拉丁文称为“优雅”语言,而把中世纪流行的带有俚语、俗话、不合文法的拉丁文看成“野蛮”拉丁文。人文主义者反对中世纪文本(大多数是神学著作)的权威,把古典文本作为榜样,开创了注释、整理古希腊和古典拉丁文本,以及圣经希伯来和希腊文本的古典学研究。我们常说西方思想传统源于希腊,其实这个传统不是希腊罗马思想的自然延续,而是在文艺复兴时期以后的古典学研究基础上形成的新的学术传统。古典学对西学从神学到人文学范式转化的重要性,怎么评价也不过分。 
    就拿西方哲学来说,我们现在看到的古代哲学经典,经历了漫长的整理和编辑过程,19世纪后期才被翻译成英、法和德文。在此过程中,近代早期沿用的拉丁文衰落,英、法、德文成为西方哲学的主要语言,由此形成了近现代西方的“三国演义”。但古典希腊文和拉丁文始终是西方哲学的基本语言;虽有现代西文的译本,古典学依然是研读哲学经典的基本功;即使研究近现代哲学,如不回溯古希腊哲学文本,终成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在很大程度上,现代解释学不过是对古典学为基础的西学传统作出哲学解释。按照解释学,学术传统是以文本为中心的效果历史,这一历史起源于经典,传世于经典的评注、改造和转化;这一历史的每一时刻都沉淀着过去,适应着现在,创造着未来;连续的思想在不同时空、不同语言的文本之中和之间,前后流动,上下跳跃;经典和古典学为新文本提供思想材料,每一时代的新作在经典中都灌注着生机和活力,从而为古典学提供新的目标和方法。 
    从古典学到解释学的西学传统,对中国学术不乏启示和借鉴作用。如果说经学与古典学相媲美,那么,中国古代的“汉学”和“宋学”之争,“小学”和“义理”的分殊,“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的张力,也可视为现代解释学问题。近代以来,经学衰微,文本解释传统断裂,追求新的学术范式充满争论,如中西之争、古今之争、科学和人文之争、史论之争,等等;这些争论大多是没有文本依据的空疏之论,既无助于经典的新生,也未促成文本的创新。在新旧学术断裂之际,回顾征实有据的经学传统,借鉴从古典学到解释学的西学传统,建立以经典、文本为中心的学术范式,已成为当代中国学术的任务。为此,我提出文本的初学、入门、批判和创新的四阶段论,就教于方家。 
    在初学阶段,文本以经典为主,但也不能忽视思想史和第二手研究的文本。如果没有思想史的概括,经典阅读只是停留在私人感悟之中,而不能进入学术共同体的交流平台。不同时代的第二手研究史文本有着不同的方法和侧重点,把不同时代的第二手研究的文本与经典相互参照阅读,可在有限的时间里尽快掌握千百年中前人的成果;更重要的是,能够遵守今人的学术规范。遵守学术规范,不能简单地归结为道德问题,而是长期学术训练养成的职业习惯。敬畏学术的品格和风气只能在长期阅读钻研经典、尊重他人文本、慎重写作自己文本的学术生涯中形成。我们过去不屑一顾的“书呆子”、“象牙塔”其实是文本学习初级阶段的基本素养;如果说这是某种弱点的话,那也只能在后来的阶段超越之,而不能从一开始就嘲笑之,抛弃之。实际上,我们现阶段的问题不是“书呆子”多了,而是“书呆子”太少;不是要走出“象牙塔”,而要在更纯粹的“象牙塔”中接受更严格的训练。 
    入门阶段是钻研经典文本的专业化、细致化,必须有语文学的专业知识。不掌握经典著作的古典语言,就谈不上对经典的深入研究,这不仅是古典学的通则,而且也是经学的惯例。在古代,没有训诂、考据、音韵等小学功夫的人没有资格研究经学,这是应该继承的治学方法。但现在的学术风气则是按照现代汉语理解中国经典,按照现代西文(主要是英文)译本理解西方经典,不解文义,泛泛而谈,学术研究成果多是读书笔记式的译介、普及读物式的讲解,低水平的重复甚多,深入细微的洞见太少。研读经典不能满足于理解“精神实质”,见微知著、“微言大义”更值得提倡。深入的诀窍在细节,经典的细节在文字,语文学研究要在文字的细节中揭示出经典的意义。固然,没有被古典文字一劳永逸决定的经典意义,古典语文学受现代语境的制约,但这一切并不影响语文学研究总能在经典中读出常变常新的意义。现代解释学认可“误读”,但我们不能无原则地提倡误读;要区别有价值的、能够融入学术传统的误读与自说自话、昙花一现的误读,区别两者的标准在于有无语言学研究的基础。这个标准又适用于一切文本研究,没有古汉语、古文字功底不能从事中国古代文本的专业研究,不懂德文就不能进行德文文本的专业研究,不懂法文就不能进行法文文本的专业研究,如此等等。如果不设置语文学这个专业门槛,学术共同体的普遍水准就无法得到保障。 
    如果说前两个阶段是“钻进去”,那么批判阶段就是“跳出来”,用批判性的眼光审视经典、文本。尊重经典不等于迷信经典。穷经皓首,对经典内容滚瓜烂熟,但却没有自己的不同想法,这是对经典的教条主义态度,对文本的本本主义态度。《圣经》曾是神圣不可批判的经典,但西方近200年来圣经研究的主流是圣经批评,即使虔诚的神学家和神父、牧师,在学术界也用批评的方法解释圣经。其他经典也无不接受批判,第二手研究文本更不待言。学术批评不是简单的肯定或否定,不是在非此即彼的阵营中表明立场,而是前两阶段研读的继续发展。批评要从原文原著出发,以思想史文本的概括为起点,以第二手研究文本为问题,以语文学研究为基础,才能以批评和争论为动力,推进学术进步。否则,批评和争论不断回到“卫道”和“叛道”的原点。现在人们常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无进步的印象,究其原因,与学术界中的批评和争论缺乏学术性和专业性有关。 
    冯友兰有“照着讲”和“接着讲”的说法,现在又有“学问家”和“思想家”的区分。其实两者不是割裂的,而是以经典文本为中心的相通。如果说第一二阶段是经典的“照着讲”,第三阶段是向经典“接着讲”的过渡,第四阶段则是接着经典的新思想、新理论的创造。历史上的新理论,无不是站在经典文本的肩膀之上。就拿西方哲学来说,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前苏格拉底和同时代的文本极为熟悉,引经据典,批判总结,才写出传世经典。以后的哲学家也是如此。启蒙时代号称批判时代,但哲学的创造更离不开经典和同时代的文本。康德总结了唯理论和经验论,取长补短,才提出了他的批判哲学。黑格尔对哲学史的本文做了系统梳理,把过去的文本当做一个个辩证发展的环节,最后都包含在他的哲学全书之中。现代哲学的创造也没有离开哲学经典,这在欧陆哲学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现代的欧陆哲学家没有不同时是哲学史家的;越是著名的哲学理论,它所涵盖的哲学史知识越多。海德格尔、福柯、德里达、德留兹做得比较系统。他们在对哲学史、思想史的文本所做的反传统解释的基础上,发展出个人的独特思想。早期分析哲学家不重视哲学史研究,但最近的英美哲学家开始跳出分析哲学的非历史性的模式,这种转变首先发生在政治哲学、道德哲学和科学哲学等分支领域,最后蔓延到分析哲学的核心领域——语言哲学。政治哲学中的利奥·斯特劳斯,道德哲学中的麦金太尔,科学哲学中的历史学派,都是从经典和历史文本出发,论证自己的主张。这里举例说明,在哲学和人文学科,创新的方法是“史论结合,论从史出”。 
    以上四个阶段不只是个人研究的渐进道路,应与大学和研究院人文教育的阶段性相适应。大致说来,大学本科是初学阶段,研究生是入门阶段,博士生应进入批判阶段,博士毕业之后应进入创新阶段从事教学、研究。按照这一人才培养路径,可望提升我们学术共同体的水准,开创学术繁荣的局面。 
    (作者赵敦华单位:北京大学哲学系)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