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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读鲁迅 多读《论语》

在新的世纪,我们要扭转上个世纪后半期的一种奇特现象:多读鲁迅,少读《论语》,甚至读鲁迅而不读《论语》。 
    反思前一个世纪中国的文化教育,可以看到一种明显的事实:从五十年代开始,鲁迅作品被大量收进中小学语文课本。别小看这些课本的影响,它们对铸造一个人的基本语言和思维起了莫大的作用。在“文革”开展得热火朝天的时候,有人问朱德:“对你一生影响最大的是什么?是毛主席著作吗?”朱老总回答说:“不。是识字课本。”想整他的人把这回答告诉毛主席,企图以之为对毛主席不忠的“罪证”,没想到主席的回答是:大老实人一个! 从朱老总这位大老实人的回答,不难推断中小学语文课本对一个人影响之大。 
    与鲁迅作品大量收录进中小学语文课本形成鲜明的对比,《论语》在其中的收录少得可怜。不仅如此,在七十年代“批林批孔”的时候,还有这样一种非常奇特的收录:《论语》的话被作为批判的靶子,收录者只是以之作为反面教材。笔者在1975年上初中时,就在语文课本中读到被作为批判靶子的《论语》片断。在这种情况下,学生们不是学《论语》,而是学如何批评“复辟奴隶制”的孔子。请看当时的批注者所用的语言: 
    孔老二是我国春秋末期腐朽没落的奴隶主阶级的代言人,他逆历史潮流而动,坚持倒退,反对前进,坚持复辟,反对变革,是一个臭名昭著的复辟狂、政治骗子、大恶霸。《论语》是他的徒子徒孙们根据他的一生反革命言论编纂的,其中记载了他复辟奴隶制的反动纲领,以及为复辟奴隶制服务的政治、伦理、哲学思想。《论语》是反动没落阶级的复辟经,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大杂烩,是毒害人民的大毒草。作为腐朽反动阶级意识形态的代表作,《论语》黑话连篇,毒汁四溅,荒谬绝伦,反动透顶,完全是糟粕,哪里有什么“合理因素”?对于这种东西,就是要彻底批判,根本推翻![1] 
    没有经历过批林批孔运动人,会对这些说法感到莫明其妙。但是,这些确实是当时说《论语》的典型语言,而“逆历史潮流而动”、“大毒草”、“反动透顶”等是“文革”大批评的常用词。几十年过去后,我们没有必要讥笑这种语言之滑稽与无聊,倒有必要探讨一下这类语言是何如产生的。政治因素(政治领袖的态度、强大的政治舆论等)当然是很重要的原因,而五四以来的反孔传统和五十年代开始的鲁语的滥用也是重要的原因。 
    从汉代开始,一直到晚清,《论语》都是中国读书人的必读书。他们在学会认字之后,几乎没有例外地都会读《论语》。因此,《论语》的语言,必然会成为他们的语言,进而也会成为一般中国人的语言。 
    但是,到了在二十世纪初,情况开始发生变化。面对西方的强大和中国的贫弱,孔子被作为中国落后的替罪羊,于是出现反孔运功。以为以孔子为代表的传统要对中国的落后负责的看法得到越来越多人的附和。在二十年代中期,鲁迅提出“不读中国书”的极端主张:“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华盖集·青年必读书》)他所说的中国书,当然包括了《论语》。 
    历史的发展确实出乎人们的意料,在那时听到这种极端主张的人,有谁会意料到其提出者日后会成为学坛上的神!从五十年代开始,鲁迅的话在中国大陆便具有了非同寻常的威力,他说孔子的话便无容置疑:
    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 孔子这人,其实是自从死了以后,也总是当着“敲门砖”的差使的。…… 孔夫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的方法,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2] 
    像鲁迅这样来说孔子,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甚至一直到今天还有不少人这样来说孔子。例如,我有个“考研”的学生来复试,其中当然有口试,在口试中他说:孔子是代表统治阶级的,孟子是代表统治阶级的。他还想说下去,但是,我火了,忍不住打断他:你难道没有别的语言了吗?难道只能用“统治阶级”这样的语言来说孔孟和其他儒者吗?你知道孔子的“有教无类”吗?你知道孟子的“民为贵,君为轻”吗?
    孔子是中华民族的一个象征,是中华文化的一个象征。阶级斗争话语对中国人心灵的创伤,不知何时才能愈合?民族的话语和人的话语不知何时才能深入学生心中?鲁语和阶级斗争话语的结合,造就了这样的考生。与其谴责这位考生,不如谴责教他的老师以及老师的老师,还有教了那么多代人的鲁书以及各种教科书。
    如果问不读或很少读课外书的学生:谁的作品你读得最多。答案当然是鲁迅。如果再问:你认为最伟大的作家是谁?答案大多还是鲁迅。 
    在新社会的圣人鲁迅取代旧社会的圣人孔子之后,读鲁迅而不读《论语》就是必然的了。结果,鲁语成为好几代中国人的语言。鲁语盛而论语衰,是中国文化教育一个空前的转折,是二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论语教人温良恭俭让,而鲁语教人痛打落水狗。 
    论语教人爱人,而鲁语教人一个也不宽恕。 
    论语教人文质彬彬,而鲁语教以牙还牙。 
    论语教人做谦谦君子,而鲁语教人做斗士。 
    论语教人中庸,而鲁语教人极端。 
    论语教人温故知新,而鲁语教人老调子已经唱晚。 
    论语教人尊重传统,而鲁语教人抛弃传统。 
    ……
    这些对比,实在太触目惊心了。但是,可悲的是,很多人反复使用鲁语而不自觉其不妥。“文革”语言暴力之危害,人所共知,而鲁语刚烈、偏激之弊却甚少有人觉察。当《论语》的斯文语言被鲁语的斗争语言取代之后,“封建主义”被打倒了,激进主义树起来了;平和的心灵失去了,骚动的心灵凸现了。语言是存在之家,当人们习惯了一种语言之后,他们就习惯了这种存在,就算这种存在很有问题,也很难发现。 
    试看以下被人们反复使用的语言: 
    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3] 
    但实际上,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 任凭你爱排场的学者们怎样铺张,修史时候设些什么“汉族发祥时代”“汉族发达时代”“汉族中兴时代”的好题目,好意诚然是可感的,但措辞太绕湾子了。有更其直捷了当的说法在这里—— 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这一种循环,也就是“先儒”之所谓“一治一乱”。[4] 
    中国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的人的痛苦换来的。无论中国人,外国人,凡是称赞中国文化的,都只是以主子自居的一部份。[5] 
    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著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6] 
    昏乱的祖先,养出昏乱的子孙,正是遗传的定理······我们几百代的祖先里面,昏乱的人,定然不少……我们现在虽想好好做“人”,难保血管里的昏乱分予不来作怪,我们也不由自主……但我总希望这昏乱思想遗传的祸害,不至于有梅毒那样猛烈,竟至百无—免。即使同梅毒一样,现在发明了六百零六,肉体上的病,既可医治;我希望也有一种七百零七的药,可以医治思想上的病。这药原来也已发明,就是“科学”一味。[7]
    所以要中国好,或者倒不如不识字罢,一识字,就有近乎读经的病根了。…… 我们这曾经文明过而后来奉迎过蒙古人满洲人大驾了的国度里,古书实在太多,倘不是笨牛,读一点就可以知道,怎样敷衍,偷生,献媚,弄权,自私,然而能够假借大义,窃取美名。再进一步,并可以悟出中国人是健忘的,无论怎样言行不符,名实不副,前后矛盾,撒诳造谣,蝇营狗苟,都不要紧,经过若干时候,自然被忘得干干净净;只要留下一点卫道模样的文字,将来仍不失为“正人君子”。况且即使将来没有“正人君子”之称,于目下的实利又何损哉?[8]
    可惜中国人但对于羊显凶兽相,而对于凶兽则 显羊相,所以即使显着凶兽相,也还是卑怯的国民。这样下去,一定要完结的。[9] 
    要前进的青年们大抵想寻求一个导师。然而我敢说:他们将永远寻不到……青年又何须寻那挂着金字招牌的导师呢?不如寻朋友,联合起来,同着向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寻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10] 
    事实上,到现在为止,凡有大度,宽容,慈悲,仁厚等等美名,也大抵是名实并用者失败,只用其名者成功的。然而竟瞒过了一群大傻子。[11] 
    …… 
    以上这些语言,大部分都收进五十年代以来的中小学语文课本,一代又一代的孩子读这些语言,长大后用这些语言。而其中的一些原来的孩子后来成为语文老师,他们又教更多更年轻的孩<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