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背后:安禄山和史思明的用人之道(2)
http://www.newdu.com 2024/11/26 03:11:22 网易 佚名 参加讨论
| 安禄山和史思明的用人策略 乾元二年(公元759年)，史思明“聘儒生讲制度”。《新唐书·邵说传》载：“庆绪遁保西城，搜胁儒者为己用。”河南洛阳人裴宽“有重名于开元、天宝间”，其子裴谓在史思明再次攻陷洛阳后逃匿于山谷。史思明“素慕(裴)谓名，欲必得之，因令捕骑数十迹逐得谓。思晚见之，甚喜，呼为郎君，不名，伪授御史中丞，主击断”。相州安阳人邵说进士及第，颇受史思明的器重，被史思明封为判官。邵说也为史思明父子尽心尽力，成了史氏政权的有功之臣，唐金吾将军裴儆说他“与史思明父子定君臣之分，居判官，掌兵柄，亡躯犯顺，前后百战，于贼庭掠名家子女以为婢仆者数十人，剽盗宝货，不知纪极”。综合安禄山和史思明等人的用人事迹，我们总结了以下符合当时客观实际四个主要用才方式。 重视当时名流贤才，以才能和学识取人。据史册记载：唐太宗四世孙李之芳“有令誉，安禄山奏为范阳司马”。天水略阳人权德皋是后秦尚书权德翼之孙，“少以进士补贝州临清尉。安禄山……假其才名，表为蓟县尉，署从事”。诗人王维九岁“知属辞”，开元初进士及第，“安禄山反，玄宗西狩，维为贼得，以药下利，阳禄山素知其才，迎置洛阳，迫为给事中”。中山无极人甄济“早以文雅，见称于时”，安禄山对其颇为赏识，推荐为范阳郡节度掌书记。安史之乱爆发后，安禄山派蔡希德“领行戮者李等二人，封刀来召”甄济，安庆绪“亦使人至县，强异至东都安国观”，强迫甄济为其效劳。 引进名门之后、扩大招贤纳士的声望。唐朝名将张仁愿、薛仁贵的后代张通儒、薛嵩也被安禄山拉到了自己的阵营，张通儒曾任大燕政权的左相、西京留守；薛嵩不仅参加了安史之乱，而且还为史朝义防守相州。张仁愿和薛仁贵都是唐朝有名的军事将领，张仁愿为了断绝“南寇之路”，主动承担起筑“三受降城”的重任，“自是突厥不得度山放牧，朔方负复寇掠，减镇兵数万人”。薛仁贵在与高丽、契丹、九姓突厥战争中大显身手，战功卓著，军中传有“将军三箭定天山，战士长歌入汉关”的赞歌。经薛仁贵的出击，“九姓(突厥)自此衰弱，不复更为边患”。他们当时无不为当时皇帝所器重：张仁愿历仕周之武则天，以及中宗李显、唐殇帝、唐睿宗李旦四朝，曾任御史大夫，拜左位大将军，又封“韩国公”，加光禄大夫，追谥“太子少傅”，可谓权倾一时，地位极其显赫；薛仁贵屡受唐太宗李世民、高宗李治封赏，曾“授右威卫大将军，封平阳郡公，兼检校安东都护”，死后又“赠左骁卫将军，官造灵舆，并家口给传还乡”，其子薛讷官拜左御林军大将军，复封“平阳郡公”，死后追封“太常卿，谥昭定”。可是，他们的后代能放弃先祖的爵位和自身名节，被吸收进入叛军队伍更能说明安禄山对汉族人才的重视。 制定公开、公平、公正的奖惩措施并严格考评执行。据《安禄山事迹》卷中记载，天宝十三载(公元754年)元月，安禄山“奏前后破奚、契丹部落，及讨招九姓、十二姓等应立功将士，其跳荡、第一、第二功，并请不拘，付中书门下批拟。其跳荡功请超三资，第一功请超二资，第二功请依资进功”。很明显，安禄山提拔官员的标准是功劳的大小和才能的高低，而并非民族或其他因素。有功受禄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从安禄山登上政治舞台到他被杀的约二十年的时间里，很难找到他改变这一标准的具体史料，所能看到的则是大量有才能、有名望、治军严肃的汉族和少数民族人士，或受到安禄山的推荐而步入仕途，如“颇笃学，赡文词”、有智谋的高尚就曾得到安禄山的推荐而任平卢掌书记；或受到安禄山的器重而得到提拔，如田承嗣“世为卢龙小校，禄山以为前锋兵马使。尝大雪，禄山按行诸营，至承嗣营，寂若无人，入阅士卒，无一人不在者，禄山以是重之”，遂将其提拔为将帅，委以重任。所以，史册所载：“(天宝)十四载五月，禄山遣副将何千年奏表陈事，请以蕃将三十二人以代汉将”。这些被蕃将代替的三十二位汉将应当是才能低下、功劳不大或者与安禄山意见相左者。 鼓励“拿来主义”，吸收先进人才的技术为己所用。所谓“拿来主义”，意即善于吸收汉族军队和汉族人士的先进作法，以彼之锐矛攻彼之坚盾。安禄山自阴谋叛乱直到被杀，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十分注重搜罗博学多才尤其是有一技之长的汉人为其所用。这些汉人对那些愿为安禄山卖命的少数民族官兵来说，是汉化的熔炉和鼓风机，许多汉人还直接出谋划策，把自身本领传授给叛军。所以，少数民族官兵在安史叛军中逐渐被汉化。在与唐中央抗争中，他们既具有彪悍、勇猛善战等特点，又学到了这些拥有特殊技能的汉族人的作战方式，遂在战场上所向无敌。例如，安禄山手下悍将阿史那承庆本为突厥人，但在与唐军作战时，主要采用了汉族人的作战方式。《旧唐书·薛愿传》载：“自至德元年正月至十一月，贼昼夜攻之不息，距城百里，庐舍坟墓林树开发斩(通“彻”)殆尽，而外救无至。贼将阿史那承庆悉以锐卒并攻，为木驴木鹅，云梯冲棚，四面云合，鼓噪如雷，矢石如雨，力攻十余日，城中守备皆竭，贼夜半乘梯而入。”这种作战方式，在此之前，突厥尚无先例，可见这是从汉族将士那里学来的东西。 “安史之乱”的用人启示 当然，笔者花大篇幅、下重笔墨论述安禄山等对汉族士人的重视和重用，并不是否定少数民族或游牧民族在安史叛军中的作用，或者贬低少数民族或游牧民族在安史叛军中的功绩。笔者认为，安禄山、史思明能够迅速攻陷东都洛阳，入兵西京长安，少数民族将士的彪悍起了一定的作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如果仅靠少数民族将士，安史叛军无论如何也不会在叛乱初期便势如破竹、锐不可当，更不会在盛唐之际坚持八年之久。 诚然，安禄山和史思明在网络人才之时，恩威并施、威逼利诱、甚至不择手段(如：对王维下药导致阳痿一案)，这必为今天讲究规则和发展的社会所唾弃。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唐玄宗不重视关键人才，不持续关心和提拔人才，也没有开发人才的长远打算。突出的表现是：以个人好恶和关系远近随意任用官员，不注意能人贤士的地位与能力是否匹配，更不关注优秀人才尤其是青年才俊的成长和发展空间。最后终究导致放弃京城、避难四川，差点丢失帝位、断送大好江山。 事隔千年，怎样拓展人才开发力度，制定合理的人才晋升标准和任用制度，严格把握绩效考评和激励惩罚措施以及加强“以人为本”的执政能力，都是我们值得深思的问题。以史为鉴，可知得失，愿后人不再步入前人之歧途，把握公平、公开、公正的选拔标准和先进的用人之道。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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