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孔子 学什么
http://www.newdu.com 2024/11/25 10:11:22 网络 佚名 参加讨论
| 从门庭冷落，到一阳复始，到方兴未艾。近代以来，儒家思想之地位，在中国经历了大落大起。时下，“孔子热”已经不仅仅是局限于解读、阅读《论语》之热，而且进入了实践的层面。大的方面讲，作为传播中国文化的重要平台，国家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孔子学院。小的方面讲，规模不同、内容各异的祭孔盛典、尊师仪式竞相登台，民间推动的“读经”、“私塾”运动也如火如荼。多少年含辛茹苦、不懈耕耘的“新儒家”学派更是欢欣鼓舞！还有不少要求恢复汉服、夏历，甚至希望以孔子生年为纪年的呼声，时不时在媒体上浮现。真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然而，愈是在此时，我们愈是要冷静。究竟学孔子学什么，学孔子怎么学？换句话说，如果孔子重生，他希望看到的，是不是我们今天这样的作为？如果不认真加以思索，可能我们做的很多事情，就是刻舟求剑，就是只涉皮毛而不及精髓，就是“升堂而未入于室”。如此，这些作为也就很难为百姓所接受，甚至徒然不能让百姓接受，而且会致其反感。这样，在振兴传统文化的道路上，我们就可能南辕北辙、愈行愈远了！ 《论语》与儒家其他经典不同，它是原汁原味记录孔子言行的书籍。因此，知孔子、学孔子，最好的途径就是读《论语》。是故，我在此集中谈谈“学孔子，学什么”的问题。 （一）兼容并蓄，推陈出新 孔子热、《论语》热，是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兴起的。建国五十余年，改革开放近三十年，中国的经济实力显著增强，政治地位日益提升，中国的崛起已然成为世界性的热门话题。与这些相比，中国的人文建设相对要滞后一些。崛起中的中国将在文化上、心理上、价值观上带给世界怎样的影响，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轮廓。甚至有国外学者毫不客气地指出，迅速崛起的中国仿佛是一个文化的沙漠，中国人所能告诉世界其他国家人民的所谓“中国文化”，除了连他们自己都不再坚持的“中国传统文化”外，几乎一无所有。 在这样的背景下，忧心如焚的中国知识分子急欲重构清晰、明确、系统、完整的中国新文化。在这一过程中，有一点共识是大家心有灵犀的，那就是中国新的人文体系，一定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而中国特色必须自中国传统文化中继承而来。于是，传统文化热日渐升温，“我读”类著作泉涌而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之格局仿佛在一夜之间绚然来临。 然而，在这一过程中，有两个相关的方向性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 一是为文化而文化。一种新的文化的产生，应当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而产生，而不是为了“有文化”而构筑文化。这是一个出发点的问题。出发点错了，方法就会跟着错，结果也很难如人意。因此，尽管重构中国的人文根基，一定是要吸收和发掘传统文化之精髓的，但弘扬传统文化绝然不是重构的主要途径。 现在的情况是，很多人为了尽快树立中国特色的人文体系，急着把祖先的系统的思想体系、治国理念重新搬上历史舞台，大有在中国现代社会恢复礼治、重现西周盛况之雄心。我们当然可以说，这样做的目的也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如道德问题），但我以为，这样做的出发点是文化先于问题，而不是问题先于文化——因为心里已经有先入之见，所以遇到问题首先想到的是套用文化，而不是脱离开固有思维，根据问题来找寻最恰当的解决之道。 在我看来，中国新的人文体系早晚是要重新确立的，但这种确立应当是在解决现实问题的过程中产生，这些问题不仅包括道德问题，而且包括民主问题、法治问题、经济问题、社会问题以及信仰问题等等。每解决一个新的问题，就会留下一些新的思考，积累一点新的文化。问题解决得多了，文化也就一点一滴地积累起来了。因为解决大量问题需要足够的时间，所以中国新文化之初具雏形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因为问题之多之新之复杂，迥异于以往任何时候，所以最终形成的中国新文化之雏形，必然在很大程度上有别于传统文化。如果说最终所形成的新文化仍然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那是因为我们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必然会运用到中国传统文化，展现出中国人特有的智慧和经验，而不是因为刻意去恢复传统文化。因此说，已有的文化只是一种方法、一种借鉴，而不可能是新文化的底版。 二是为中国而中国。“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这是很多人的惯常思维。因此有一种观点认为：重构中国人文体系，就是要使中国文化成为世界文化的主流。更有甚者认为，就是要使中国传统文化乃至具体到儒家文化成为世界文化的主流。这同样是一个误区。在十八、十九世纪之前，东西方文化基本是各自发展起来的。后来，西方新兴资本主义国家大肆扩张的阶段，也是不同文化开始全面接触的时代。由于文化内涵存在巨大差异，所以接触的形式必然表现为剧烈的碰撞，结果就简单地表现为强势的一方压倒弱势的一方。而随着殖民时代的结束，世界和平的重新来临，全球化的迅速推进，不同文化之间的包容、理解、融合、取长补短正逐渐成为主流。在这种情况下，再提一方压倒另一方，就不符合历史发展趋势了。我认为，未来的世界里，主流文化既不是西方文化，也不是东方文化，而是“以文化的融合与发展解决共同面临的问题”这样一种文化。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要构筑新的人文体系，一方面要兼容并蓄世界各种文化并推陈出新，另一方面，我们所要解决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而应当是世界的问题。眼光放远一点，视野放宽一点，胸襟再大一点，才会真正形成雍容大度、气势磅礴的新文化。 罗嗦一番后，让我们再回到“学孔子，学什么”的主题上来。 孔子生活于春秋时期的鲁国，但他心怀天下，心里想的是整个中国的治乱教化问题。推而广之，倘使孔子生活于当世，他的眼界已经覆盖到了全世界，那么，他心里想的就不仅是中国的问题，而且更是全世界所面临的治乱教化问题，不可能会有厚此薄彼的狭隘念头。孔子兼容并蓄，博学多思，在对古代各种思想、各国文献作认真整理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完整的思想体系，成为划时代的集大成者和开创者。如果孔子生活于当世，那么，他同样会虚心学习，博采众长，在对世界上已有各种思想作认真整理的基础上，形成自己新的完整的思想体系，以指导人类新的实践，奠定人类社会新的人文根基。如此，儒道释、基督教、伊斯兰教、西方近现代民主思想、经济思想、法治思想乃至马克思主义等都会成为其思维源泉，其思想体系必然是在对已有各种文明的扬弃之上诞生，不可能雷同或近似于以往的任何已有体系，更不可能是儒学的简单翻版。 费孝通先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曾经说：当代中国急切呼吁一位新圣人的诞生，以重新奠定未来中国发展之人文根基。我们当然希望中国真的能够诞生一位堪与孔子比肩的人物，但如果认为“新的圣人应当是中华民族的圣人，必将使中国文化成为世界主流文化”，那就如同说“孔子应当是鲁国的圣人，他的使命应当是使鲁国文化成为当时中国的主流文化”一样狭隘而可笑。 （二）因革损益，与时俱进 孔子被后世儒者称为“圣之时者”，就是说孔子是不拘泥于“陈年往事”的人。 《论语》中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可见孔子十分明白：历史是在扬弃中不断发展变化的，没有一成不变的祖制。而且他也预见到，未来的社会形态也必将是继续损益、历久损益的结果。总有一些旧的东西是要淘汰的，总有一些新的事物是要接受的。这是一种很开明的思维方式。 然而，今天尊孔学孔的一些人和一些行为，恰恰就与“圣之时者”的思维方式截然背离。 例一：祭孔仪式。这两年祭孔仪式勃然兴起。每到孔子生日，或者学生入学、金榜题名、成人冠礼时，就会有好事者组织中小学生祭孔。我不反对通过这样的形式教育学生要好好学习，要知书达理，要仁爱孝悌。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那种古怪的服装、煞有介事的仪式、宗教般的气氛。我想，这些行头、礼仪都是“部分学者们”百般考证、千样斟酌才慎重敲定的，其用心之良苦令人起敬。但这样的设计、这样的场景显然是与现代中小学生的生活方式格格不入的。演戏的成分要远大于教育的成分，作为一场文化秀尚可，但作为郑重的教育仪式就有点不伦不类了。我以为，就学生活泼好动的天性而言，当时能忍住不笑出声就不错了，至于能藉此接受多少先圣先贤的教育真的很难说。我以为这样的尊孔学孔，就是只学到了皮毛，就是买椟还珠，就是刻舟求剑。与其如此，还不如在孔子生日、学生入学、金榜题名、成人冠礼时，组织大家参观一下孔府、文庙或者古代书院，掌握一些知识，体会一下气氛，接受一点静心读书、忧民报国的熏陶就可以了——穿着可以随便点，队列也无须那么整齐。越是严肃、越是板起脸、越是有模有样的说教形式，教育的实际效果越差。这是已经被古今中外教育所证明的，我们今天又何必复这样的古呢？ 与此相类似的还有公祭黄帝、炎帝、大禹等一系列大典。其形式看似严肃，实则有点滑稽。只要内容到位了，形式是可以随时代而改变的。而我们的大典设计者则显然本末倒置了。 例二：历法之争。历法之争的版本有很多，有人要中国改用夏历纪年，有人要中国改用黄帝纪年，也有人呼吁要以孔子生日为中国之元年。不管花样如何翻新，本质都是一样的：一是形式主义，认为如此外在、表层、不痛不痒的变革就可以凸显中国文化的独立性；二是脱离实际，公元纪年已经为现代中国人所普遍接受，倡导这样的变革是不可能激发大众的响应和热情的。况且公元纪年的普遍使用，促进了世界文化的融合，为人类的交流带来了极大方便。我们又何必再人为割裂呢？如果一定要使中国文化保持纯正的血统，那需要剔除的外来文化因素可能就太多太多了。剔都剔不赢的，大家认为有必要吗？ 例三：节日之争。改革开放以后，西方的许多节日随其他西方文化一起步入了我们的生活。情人节、圣诞节、母亲节、父亲节，都逐渐成为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人必过的节日。于是，又有中国文化的积极保护者说了：我们要有自己的情人节、圣诞节、母亲节、父亲节。迄今，“七夕”被提名为中国的情人节，孔子诞辰被提名为中国的圣诞节，孟母生日被提名为中国的母亲节，父亲节则尚未见有候选名单。这同样是不开放、不自信、不包容的表现。节日的设定是为了实现一定的目的，目的达到就可以了，何必重复建设呢？难道西方的母亲节就不能够表达中国人对母亲的敬意吗？更进一步讲，西方的许多节日刚好是在内涵上弥补了中国节日的空缺，而不是侵占了中国的节日文化，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兼容并蓄、普天同庆呢？而如七夕这样的节日，本来是很有中国特色的，反倒有可能因为将之定位为中国的情人节而失去自己的特色，变成中不中、洋不洋的节日。有这功夫，还不如好好地培育、弘扬一下中国人固有的节日呢？春节、元宵、清明、端午、中秋，多么美好、多有底蕴的节日啊！何必要分西方节日之羹呢？ 这样的例子还有许多，我就不一一枚举了。总之，正是因为我们太注重形式，太因循守旧，所以使得当代的尊孔学孔看起来更像是一出出闹剧。而这样的闹剧离孔子之本意也远哉！距百姓之生活也遥哉！想要深入人心也难哉！ （三）直抒胸臆，实事求是 阅读《论语》，非常为夫子的风采所折服！在《论语》里，孔子还是谈笑风生、不拘一格的凡人，而不是被后人供奉起来的“至圣先师”。 在那里，他可以和他的学生们开玩笑： 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 他可以不留情面地指出学生的缺点： 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子曰：“赐也，非尔所及也。”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子路闻之喜。子曰：“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 他可以如小孩子般鼓励学生打群架： 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他还可以相当各色地予拜访者以难堪： 孺悲欲见孔子，孔子辞以疾。将命者出户，取瑟而歌。使之闻之。 他还会在遭人误解时捶胸顿足，指天发誓： 子见南子，子路不说。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 我们可以看到，一位以倡导中庸而闻名的大师是何等的富有个性！尽管他彬彬有礼，但却决不会掩饰自己的想法和情感。爱憎分明、直抒胸臆，这是非常值得我们今人学习的品格。也惟有这样的人，才可以真正体会到《诗三百》的精义在于“思无邪”！ 因为孔子是想什么说什么、怎样想就怎样说的人，所以他也是一个实事求是的人。只要是他认定的事实，即便会召来谴责与非议，他也照讲不误。其中最典型的是这样一段话： 子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 这是引起后世妇女无限愤慨的一句话，但是这句话说错了吗？我认为没有，它非常形象地概括了女子的性格特点。退一步讲，即便这句话是不对的，但孔子不出违心之语的品格，仍然是远远高出今天许多唱高调者的言行的。 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如： 子曰：“君子如风，小人如草。风行而草靡。” 这又有蔑视群众之嫌。但它的确描述了一个事实，提供了一种方法论。要让百姓遵纪守法，当官的首先要作出表率。 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 很多男人听了这句话后，都会羞愧难当，因为自己的衣服给孔子给剥光了，赤裸裸地站在了街头。有人还会跟老婆辩解：我不是这样的人。但你真的不是这样的人吗？孔子活了七十多岁都没有见过不好色的男人，你是个“例外”的几率该有多小啊！ 子曰：“五十而知天命。” 也许有人会说：孔子不是个唯物论者。甚至还会有人因此而把他排斥出教科书之外。但是我们要注意：孔子只是在描述他自己的真实感受。“世界的本质到底是怎样”是一个学术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是不是敢于说出自己的真实感受”则是一个品质问题。实事求是，指的是后者。 孔子这样的治学态度，在孟子时仍有继承和体现。如孟子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同样是一个千百年不易的社会现实，但却遭到后人的极力批判。究竟是孟子的品格高呢，还是批判者的品格高呢？我认为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子曰：“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我想，孔子之所以能够坦荡无忧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他直抒胸臆、实事求是。 （四）躬亲实践，细处着手 孔子是个道德家。道德家很少有不招人烦的，可是孔子很招人喜欢；道德家很少有成功的，可是孔子很成功地普及了他的道德理念。孔子是怎样做到这些的呢？有两条基本的经验：一是要学行合一，躬亲实践；二是要不厌其烦，从细微处做起。 首先说“学行合一、躬亲实践”。孔子的一生，是不断学习、不断实践、不断反思、不断完善的过程。孔子自己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又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正因为孔子学行合一、言行一致，要求他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所以他的教育很有说服力。今天，好多学者“做学问”与“做人”是分开的。研究儒学，不一定践行儒学；弘扬道德，不一定践行道德。如此，想要光大儒门何其难也！还有不少官员干部，上午讲艰苦奋斗，中午享山珍海味；下午谈道德建设，晚上去歌厅舞厅。老百姓怎么能够心悦诚服呢？ 其次再说“不厌其烦，从细微处做起”。子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作为一个怀有深厚仁爱之心的人，应当把世上的每一个人都看作可塑之人，苦心孤诣、不厌其烦地去引导他、感化他、升华他。所以，圣人的最大特点，就是不放弃任何一个人。阅读《论语》，我们可以看到，不停地有人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都一一回答，而且是有针对性地一一回答，丝毫没有不耐和烦躁的情绪。做到这一点容易吗？我觉得非常不容易。 “不厌其烦，从细微处做起”的另一层含义是“讲话切合实际，不发空谈大论”。《论语》中孔子所讲的话都是大道理，但这样的大道理听起来一点都不玄、不深奥，原因就在于他的话都是结合一件又一件具体的事情而谈的。黑格尔说，孔子的思想“只是一种常识道德，这种常识道德我们在哪里都找得到，在哪个民族里都能找得到。”显然黑格尔有轻视孔子之意。但我想，正是因为孔子思想是大量“常识道德”的集合，所以才会深入渗透老百姓的心灵和生活，成为中国人奉以行止的人生信条。这不仅不是孔子的缺点，而且还是孔子的优点。 去年，我应制写了一篇关于道德建设的文章，还获了奖，与其他获奖作品一起印制成册。暑休时，我把小册子拿回家乡给父母姐妹看。姐姐看了后，很惊讶地说：“你现在连这样的文章都能写了！一点人味儿都没有。除了你们自己看，谁愿意看啊？”我赶快翻阅了一下全书，的确如此，里面的文章都象是一个模板里刻出来的，用词之专业快赶上考古学术专著了。除了自己颇感得意外，谁有心情看呢？ 孔子不厌其烦传播道德，还有另外一个“壮举”——悲壮之举，就是周游列国。孔子周游列国，当然首先是为了争取用武之地，但同时也是一个普及仁义思想的过程。一路上，遇到每一位诸侯，他都要宣讲一次“王道”；遇到每一个路人，他都力求引导别人“向道”，同时又始终不忘虚心向他人求教。我们常说：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我想，孔子这一路走来，也担得起这样的赞誉。今天许多知识分子都在感慨世风不古，可是感慨之余，又有多少人去一村一户、手把手、心贴心去扶正世风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不做一点一滴的努力，怎么能够期望道德水平迅速提升呢？ 由此还引发我另一点思考：执著精神。这同样是孔子非常突出的优秀品格之一，也同样值得我们后人好好学习。 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 我以为，正是因为孔子将自己的追求进行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所以他的追求才会千秋万代传承下去。 （五）襟怀坦荡，自信从容 不急不迫，坦荡从容。读完《论语》，闭上眼睛，孔子仿佛就这样翩翩而来。 孔子为什么如此坦荡，如此从容？有很多原因。前面已经讲过三点：一是对天道的信仰，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使命感、自豪感和归属感；二是直抒胸臆、实事求是，令他没有任何罣碍；三是学行合一、言行一致、闻过则改，使他心中没有任何愧疚的阴暗面。 除上述原因之外，还有两点应该予以总结。 一是自身修为、境界之高。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曰：“夫子自道也。” 一个人心地宽厚则无所忧虑，洞察世事则无所疑惑，正气浩然则无所畏惧。无所忧虑则从容，无所疑惑则清朗，无所畏惧则挺拔。有此三者，哪里还会有猥琐之态呢？ 二是恰到好处的义利观。 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 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孔子并不否认“利”的重要性，他也知道物质是生活的基础。但他有一个原则：取之有道。也即孔子认为，在义利不可兼得时，义大于利。与其取不义之财，不如安贫而乐道。这样的义利观，显然提高了人的高贵性，使得人能够摆脱金钱和物欲的控制，生活得更加坦然。而当社会普遍接受这样的价值观时，人们也就不会汲汲于富贵、戚戚于贫穷了。整个社会的心态都会更加平和一些。 今天，在物欲横流、节奏飞快的社会里，世人的心态愈来愈浮躁。重新品味一下孔子的做人原则、生活状态，是十分有益的。 如上五章是我对“学孔子，学什么”的一些看法。当然，孔子还有很多可学、当学之处，笔者不可能悉数列举。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只要我们抱着学习的态度来读《论语》，就一定会有所收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