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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个性价值内涵及辩证关系

 一  文化是社会和谐的核心要素
    中华民族经历几千年“龙”的文化沉积和洗礼,经历从和谐走向冲突,又从冲突走向和谐的反复磨合,社会和谐和民族团结成为当代的主流。但社会主义制度还处于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社会主义文化个性发展的低级阶段,客观上存在不和谐因素。 这些不和谐因素高度概括为三个冲突:类文化冲突、利益冲突和生存冲突。初级阶段集体中心意识的普遍存在,使得文化呈现阴重阳轻的特质,容易产生集体之间的类文化差距为特征的软冲突,个别地区还存在不同程度的类文化冲突带来的社会问题(如贵州某县委书记一家被害、农民工特别是少数民族农民工权益被非农利益主体践踏等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期,经济关系多元化和利益公平结构调整滞后的大背景下,自我中心意识被强化,在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垄断利益与民生利益不一致,个人与个人之间利益不均衡时,容易发生利益冲突。社会制度初级阶段处于学习型进步时期,社会人的社会地位和经济人的财富占有两方面都不可避免地存在较为明显的两极分化,在制度失效和出现盲点时,处于生存危机的弱势群体数量增加,自然法则部分地取缔制度的调节作用,容易造成生存冲突(如小摊贩攻击城管和抵抗收税等)。在文化个性基本趋于阴阳平衡的状态下,三个冲突的性质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和次要矛盾,但内部矛盾和次要矛盾在缺少和谐要素条件下会升级并向恶性方向转变,并影响社会稳定和进步。
    由此看来,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具备充足的和谐要素。其中包括三个基本要素即文化要素、家庭要素和收入要素。也就是说社会和谐必须建立在文化和谐、家庭和谐和收入和谐的基础上。文化和谐体现在道德伦理和思想观念上,是价值观一致营造的精神和谐,具有多层次的系统性。家庭和谐体现在生活态度、生活方式上,是家庭目标一致营造的成员关系和睦、和谐,具有社会基本面的稳定性。收入和谐体现在分配机制上,是分配制度公平营造的劳动关系和谐,具有经济层面的平衡性。但家庭和谐、收入和谐隐含了价值观一致这个前提条件。离开前提条件,和谐难以成立。因此,文化是社会和谐的关键和核心要素。
    二 文化的个性与共性相互依存
    文化是人类的精神财富。精神的内涵往往可以用物质的形式来表现,从而灿烂多彩。文化也是人类智能和能力进化的痕迹,它起源于土地耕种和动物驯养,如拉丁语Cultura的最早涵义就是“土地耕种”、“动植物培育”;《易经》中有一句“…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其文化涵义为“文治教化”,超出了 Cultura的含义,《易经》也就成了东方古哲学的代名词。其实,文化就像是“个性”的染缸,一切个性糅合到一起就像文化的“太阳光”,今天的文化“太阳”有民族个性光束、产业个性光束、企业个性光束,明天或许加入网络个性、宇航个性、生态个性、外星人个性….。文化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就好比染缸和染料:共性是缸,个性是料。打烂了染缸,染料就会流散并快速风干;倾倒了染料,染缸就失去了继续作为染缸而存在的理由,只有不断地加入新的染料,染缸才会保持新鲜和散发芬芳。
    企业文化即有共性,也有个性。个性反映了企业发展的特点。一个企业文化的理念中突出个性,能够让人过目不忘;在企业经营行为中体现出个性,能够使人充满激情,带来良好的感受;在企业品牌中注入个性,会产生文化感召动、亲和力、吸引力和冲击力。
    企业文化的本质是一种“个性文化”。司马云杰在他的《文化价值论》中认为,文化世界是人类的价值世界,而文化价值是由独特存在物的特质构成的。文化特质是意义的最小单位,多种特质组成一种具体的文化,构筑文化价值体系。文化个性也就是一种或一组文化特质,是由独立存在的个性劳动所创造出来的特质。
    企业文化个性至少可以从三个维度定位。从企业维度考察,是指企业之间的价值理念差异,如休闲度假酒店与商务酒店的文化个性差异;从行业的维度考察,包括行业特性,如休闲度假酒店与机械制造类企业的文化个性差异;若加入地区维度,还包括地缘特色。如中国休闲企业与日本休闲企业的文化个性差异。但企业文化个性发展的主攻方向是企业维度,而企业维度的差异包括整套价值理念体系的不同。这一价值理念体系的不同必然反映在企业的经营理念、经营方式、管理风格等方面具有的特色,这种特色能够为企业提供与其竞争对象不同的文化价值。因此,文化个性不是标新立异,而是在遵循产业发展规律,体现行业特点的基础上,实施文化价值创新,并通过企业提供的有形产品和无形产品,满足顾客价值的个性需求,创造独特的竞争优势。
    三  文化的价值是个性和谐价值
    和谐的文化个性具有哲学价值、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
    文化的哲学价值始于人性,重在个性。例如水。自然之物的水赋予灵性、体现人性,就成了所谓的“文化”状态;而拥有思想的生命一旦失去灵性、丢掉人性,就进入“物化”或“妖魔”状态。完整的物化状态的水只有使用价值而缺乏哲学价值的,但是“妖魔”状态的水怪故事具有独特文化个性,反而突现哲学负价值。所以,哲学正面价值的特征是个性的和谐。例如水文化具有鲜明的个性(水道、水智、水德、水缘、水赋)并存在和谐四象(道象、智象、德象和缘象)。水道的文化精神(即道象)倡导“平静、务实、利他”。处于逆境尚能平静的心境是人生的健康状态,有利于健康人生观的建立;面向人生目标选择务实的动机,是生活的积极态度,有利于人性的健康成长;面对利益和诱惑磨练利他的惯性思维,有利于和平的自然生态。水道的个性体现出人生哲学和自然哲学的权衡,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具有进步的和谐文化个性。
    和谐的文化个性必然具有积极的社会价值。例如水德的个性体现“谦卑”和“宽容”。将谦卑情怀和宽容风度融于一体,是至高至上的品质,有利于缓解矛盾、解决冲突,构建和谐社会,具有文明的和谐社会个性和现实价值。社会学家把文化要素的各种基本成分归为4类 即物质要素、精神要素、符号要素和规范体系。而有些人类学家干脆把文化归结为人的行为规范和模式。其实,精神要素中的价值观念才是文化要素的核心或灵魂。因此,文化个性的和谐是价值观的社会和谐,文化和谐要素是根,个性形式(如语言符号和规范体系)是叶。水文化是和谐文化的根,也是和谐社会的本源。没有根的和谐文化必然缺乏生命力,没有本源的和谐社会也就无法获得盎然生机。
    文化个性的经济价值在于引导消费者对产品的文化价值体验和联想。文化个性一旦凝结在产品中并被客户广泛接受,就必然表现现实的经济价值,而且,其价值地位由“附加值”上升到“增加值”主体地位。使的一种产品有2种同等重要的价值成分:物态价值和文化态价值。例如,水文化产品就是由物态价值和文化态价值构成,可以用公式表示为:WV =U+S  其中 U代表水的物态价值 ,S代表水的文化态价值。由于文化的经济价值是个性的凝结,设是个性,那么S=∑I。其中I包含n多属性,即:∑I = i1 + i2 + i3 + i4 +… + in
    值得注意的事,文化个性的属性好坏不论数量和质量,而是论“接受度”。顾客接受的就是好的,反之亦然。不变的个性需要变化的受众(游离客户),不变的客户(忠诚客户)则需要不断创新的个性。文化个性创新只有被经营价值链上的多数人(包括员工、顾客和供货商)认同,才会产生报酬递增效应。例如水文化与某种稀缺资源结合,经过文化创意形成稀缺产品后,水的文化态价值以一种乘数的方式使该产品升值,形成产品价值递增效应。这种产品价值递增必定是个性价值的有效递增。而个性价值的有效递增来源于文化个性创新,这时,水的文化态价值与稀缺产品的数理关系如下:WV =U*S。其中   U=C + V,且有S不小于2。
    四  民族文化特色影响企业个性
    文化的民族性带来了不同国家、地区的文化个性差。钱穆先生认为:世界文化分为中、印、欧三大宗,中国文化主“孝”,印度文化主 “慈”,欧西文化重“爱”。其实,个性寓于共性之中。例如中国和印度文化个性寓于共性“仁”之中,因为仁才是人类内心的本质,是灵魂深处的映像,善意行为的驱动力。而世界一切国度和地区文化个性,都有一个共同的基础,这就是“人性”。人性的本质是“善”,善生和,和生美,美生道,道法自然。自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文化个性的宇宙本质是自然形态在人类社会中的映像。民族文化的个性是民族中个体的共同价值观,族内的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它民族的价值符号,是形成民族内凝聚力、向心力的基石。因此,尊重民族文化个性是民族沟通的基础。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十分重视少数民族的文化个性建设,是人类和谐文化的先进代表。
    企业文化是企业个性的缩影。由于每一个企业都有自己的个性,所以不存在完全相同的企业文化。企业文化的个性差异既是品牌识别的需要,也是产业生态⑹和谐发展的需要。但产业生态和谐必须包括民族地区经济和谐,才是真正的和谐。一方面,地区经济的不平衡发展容易造成民族间的收入差距扩大化,产生不公平背景下的利益冲突,影响团结;另一方面,民族文化背景决定企业个性的局限,影响产业经济动力的均衡。因此,产业生态和谐的核心目标就是要建立“发展公平”和“利益公平”。
    发展公平是一种文化生态标准。世界的不公平感源于发展不均衡。容易体现在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的贸易对话地位不平等以及价值交换的不公平。但本质上是文化价值观的个性差别形成的潜冲突。全球很难产生普遍认同的文化生态标准,但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倡议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对世界和平与稳定以及“发展公平”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同一个国度,地区间、民族间的 “发展公平”应该是可以做到的。规划民族经济、文化发展目标,测评民族文化经济发展指数,建立一套民族文化生态标准,有利于民族共同富裕,有助于增强民族凝聚力。
    利益公平是一组经济和谐标准(详见1.3)。利益公平环境是企业个性和谐的重要基础条件。从短期来看,一个地域或民族建立公平机制、营造利益公平环境对经济秩序是不可或缺的,它对企业的经营文化、管理文化和体制文化具有正面的激励意义;从长远看,利益公平环境既是企业发展的外部动力,又是产业生态良性循环的养料。有什么样的利益分配环境之水,就会养什么样的产业生态之鱼。利益公平是社会主义和谐环境的净化剂,是积极进步型企业个性的培育基。在当前的社会文化生态环境下,与公平竞争相比较,公务员(与行业管理直接相关的那部分)行为文化和服务规范对利益公平环境的决定性作用更大。因此,建立行之有效的公务员行为规范和道德标准的督导机制/体制,仍然是保障利益公平的根本。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