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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对话中的亚非研究


    近日, “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研究学术研讨会”暨《亚非研究》学刊第二辑专家座谈会在北京举行。会议由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学院主办,来自北京知名高校和研究机构长期从事亚非教学与研究的近30位专家、学者莅临了此次会议。会议围绕中国崛起与亚非研究地位的提升、亚非研究与“亚洲意识”的树立、独特而多元化的亚非研究视角、亚非研究应立足于基础性研究、兼顾前沿学术以及中国的亚非研究面临的挑战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
    中国崛起与亚非研究地位的提升
    国内学术界长期以来有一种偏见,认为亚非研究的地位不及欧美研究重要。但任何学术研究本身并无高低贵贱之分。亚非研究的学术价值,正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国家的崛起和中国的软实力建设的提升而逐渐得到体现。
    与会学者认为,中国经济近30年来以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创造了亚洲国家进入现代化的新模式。中国作为一个世界性大国的的崛起将改变世界的政治和文化版图,而中国的崛起首先应是在亚洲的崛起。中国外交的基本立足点是发展中国家,无论从地缘政治、外交和能源等方面,亚非研究对我国都具有战略性意义,伴随着国家战略转移和政治需要,亚非研究的学术地位也应随之提升。
    东方学是中国学术界走向世界,在世界学术领域获得发言权与尊重发展潜力最大的学科。关于亚洲和非洲的许多重要的历史文献是用西方语言书写的,长期以来西方人一直掌握着东方学的发言权。在对亚洲和东方的研究上,中国学者有着西方学者无法取代的优势,中国学者应该站在自己的学术立场和文化立场来讲述东方的历史和文化。如果将西方的东方学成果和亚洲各国的研究成果汇集一起,将在中国学术界独树一帜,从而构建东方学研究的学术生长点,实现学术重心的不断东移。
    亚非研究与 “亚洲意识”的树立
    全球化在促进文化间合作同时,也促使人们思考自己的民族文化,地缘文明说油然而起。越是全球化,越要注意保护本土文化。我们逐渐放开眼界,用整体思维思考诸如亚洲的问题、文化特点和价值等问题。中国与亚洲许多国家山水相连,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关系和共同的文化基因。如何站在亚洲的立场思考与说话,这已经成为我们必须考虑的问题。我们要从战略重新考虑亚洲问题,从文化上重新思考亚洲的一些根本性问题。
    重新整理近代以来的亚洲观,继承这份重要的学术和思想遗产,对于理解今日之亚洲是重要的;将亚洲纳入学术视野,从全球化的角度重新思考中国与亚洲的关系、研究亚洲文化的特点、亚洲文化的价值,都显得十分迫切。但建立“亚洲意识”,乃至“亚非意识”取向仅仅是迈出了第一步,还必须把亚非研究放到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加以考察,既看到世界历史发展的共性,也看到各地区发展的特殊性。
    独特而多元化的亚非研究视角
    有学者表示,就亚非研究的学术立场和视角而言,全球范围内的亚非教学、科研机构都各具特色: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和法国远东学院的学术观点突出了西方视角的色彩;俄罗斯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兼具欧亚双重性质;中国的亚非研究则应重视东方视角,以此定位才能形成独具特色的中国学派视角。
    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建立“国别观点”资料库,可涵盖英国对印度和非洲的研究,法国的亚非研究,葡萄牙的非洲研究以及俄罗斯、荷兰、德国、美国等国家和地区的亚非研究。与会专家普遍赞同“它山之石,可以攻玉”,试图选取一个新的视角,从山外看山,能够从中学习到很多在固定范式的规范下无从思考的问题。比如对于全球视野中的亚非、从全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看亚非、从全球社会现代化审视亚非等,这些全新的视角必将具有难以估量的思辩作用。
    立足于基础性研究、兼顾前沿学术
    高水平的基础学术研究是一个大国的重要标志。中国的学术研究还未涉及到最基础性的东方文明原点,反映出中国的整个学术心态尚未具备大国意识。国家的学科布局和研究方向与国家的发展速度不相吻合,存在很大落差。
    亚非研究方面尤其如此,与会者普遍认为,如今的亚非研究偏重时事、热点等现状问题的研究,难免流于泛泛,忽视了现状问题中蕴含的文化、历史渊源。亚非基础研究应为国际问题的解释和解决提供有力的学术支撑和依据,不能仅仅满足于当前急需的实用性研究,还应用更加长远的眼光思考亚非基础研究的建设以及各学科领域的合理安排,逐步形成一个基础深厚、门类齐全的学科体系。
    此外,基础性目录和文献的整理也是亚非研究学科进步的基础,如南京大学刘迎胜教授所著的《回回馆杂字》与《回回馆译语》研究,以北京图书馆本、柏林国立图书馆本与巴黎图书馆所藏袁氏抄本为底本,校以其他善本,并采用波斯文原文、汉译与汉字音译之间互校的方法更正讹误,进行诠释,为现代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历史语言学研究的范例。
    有学者指出中国的亚非研究应立足于较高起点,首先要吸收西方近百年积累的经典研究成果,东方学的话语权一直掌握在西方手中,只有深谙西方的研究成果,才能实现中国亚非研究与世界亚非研究学术前沿的直接对话。也有部分学者认为,亚非前沿领域的研究同样重要,跨学科、跨地区的甚至是全球性需要所关注的问题,也要纳入亚非研究的视野之中。
    中国亚非研究前景与挑战
    中国的亚非洲研究在改革开放后有长足的发展。意识形态色彩开始淡化、研究领域大大拓宽。但与国际学术界相比,中国的亚非洲研究还较落后,研究在许多方面过于宏观和宽泛,个案研究不够;对研究缺乏统一的规划和协调,研究人员资源分散、形不成合力;研究队伍后继乏人,这些因素都导致使亚非研究难以进入学界主流。
    亚非研究不存在力量分布不均的问题,研究领域尚存空白。中亚和西亚位于亚非欧三洲交汇之处,战略地位极为重要:该地区石油资源丰富,历史、民族、宗教和领土问题错综复杂。但对中亚和西亚的研究一直是我国相对薄弱的环节。全面、深入地研究这些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国际关系,培养高水平的专门人才,为我国的国际战略服务,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此外亚非研究学者多集中于历史学、政治学和社会学领域,较少涉及人类学、地理学、农学、经济学、教育学、环境研究学、语言学、法学、文学、医学、神学以及商业研究、发展研究、经济和社会历史研究等领域。
    近年来大学和科研院所普遍表现出实用型倾向,使得学术研究的质量大幅下降,现实生活的巨变也使传统学术面临严重挑战,如文学的边缘化,其中亚非文学研究领域受到的冲击尤其巨大,学术已经变得十分实用主义化。与会学者普遍赞同亚非研究应尽量从实用主义中挣脱出来,确保学术的品位和质量。
    与会代表共同呼吁,要用长远的眼光规划亚非研究的学科建设。要了解和把握中国亚非研究机构和研究队伍的现状,协商确定各亚非研究教学和科研的主攻方向,这样既有利于研究的深入,也可以避免重复研究。要加强学界与政府部门的沟通合作;整合亚非研究力量,形成一支较强的研究队伍,发挥协同科研的机制;开拓各种渠道,争取国内相关部门的支持,甚至是亚非国家方面的支持,把对非洲的基础研究工作做好,服务于国家的战略需要。还有代表指出,从事亚非研究的学者要有一种国家使命感,要秉承前辈学者的治学方法和态度,有甘于寂寞、敢坐冷板凳的治学态度和精神,真正为亚非的学术研究做出贡献。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2009-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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