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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寒食节的兴衰看官方与民间合力对习俗的影响(2)

从文献资料来看,西汉末年到魏晋时期的寒食节还只是一个单一性、地方性的民间节日,节俗活动十分单调,仅有禁火和寒食,流传区域集中在晋地。到南北朝时,其节俗活动从单一的禁火寒食开始向娱乐性方向发展,(9)但它的游戏娱乐性质只是在唐代才达到鼎盛。这当然与唐代特有的社会风貌有关。这一时期,国家形成了大一统的局面,社会相对安定,政治稳定的时间也较长,日渐发达的生产力带来了日益富裕的物质生活,人们的精神面貌也大为改观,人性得到较自由的发挥与张扬,呈现一种蓬勃向上的盛唐气象。在这种大背景下,唐代最高统治者与寒食最盛行的太原的特殊关系,使得他们对原本不陌生的这一节日倾注了大量热情,从而将一个土生土长的地域性民间节日改造成全民的节日,将一个原本与神灵、禁忌有关的节日改造成娱乐的伦理的节日。
    节日之称为节日,有相对固定的节期是一个必要条件。唐代官方规定,寒食节放假七天,大小官吏及军队将士都可休息。假期之长,在唐朝各节中位居第一。而且官户、奴婢也都有三天的假期。这种用法律的形式对节期的规定,是对这一民间节日的官方认可。从此寒食节摆脱了被官方禁断的命运,在官方的支持和倡导下,在官、民双重力量的作用下发展出了一系列特征鲜明、格调突出的节俗活动,从而成为唐代最引人注目的全民的节日。时人王冷然有诗《寒食篇》很能说明寒食节在唐代所有节日中的突出地位:“天运四时成一年,八节相迎尽可怜。秋贵重阳冬贵腊,不如寒食在春前。”(10)
    有特定的节俗活动是一个节日之称为节日的另一个必要条件。唐代的寒食节节俗活动之丰富,少有其他节日可以匹敌。首先,最高统治者吸纳了民间禁火寒食的习俗,并将其改造成改新火的新习俗,而且在寒食节的第三天,即清明那一天总有赐百官新火的活动,这在唐代的作品中多有反映。比如王濯《清明日赐百僚新火》:“御火传香殿,华光及侍臣。星流中使泻,烛耀九衢人。”(11)而谢观的《清明日恩赐百官新火赋》对皇帝赐百官火的盛大场面描写最为壮观细致。写道:“国有禁火,应当清明……木铎罢循,乃灼燎于榆柳,桐花始发,赐新火于公卿。则是太史奉期,司烜不失。平明而钻燧献入,匍匐而当轩奏毕……振香炉以朱喷,和晓日而焰翻,出禁署而萤分九陌,入人寰而星落千门。于时宰执具瞻,高卑毕赐……群臣乃屈膝辟易,鞠躬踧踖。捧煦育之恩惠,受覆载之光泽。各磬谢恩恳,竞轮忠赤。拜手稽首,感荣耀之无穷,舞之蹈之,荷鸿私之累百。”(12)除了赐新火以外,皇帝往往大宴群臣,张籍《寒食内宴二首》之一写道:“朝光瑞气满宫楼,彩纛鱼龙四面稠。廊下御厨分泠食,殿前香骑逐飞球。千官尽醉犹教坐,百戏皆呈未放休。共喜拜恩侵夜出,金吾不敢问行由。”(13)从这里可以? (14)从而形成“普天皆灭焰,匝地尽藏烟”(15)、“四海同寒食”(16)的局面。此外,统治者还吸收了民间的郊游、镂鸡子、斗鸡卵、斗鸡、走马、蹴毱、击球、荡秋千等活动。上之所好,下必从之,更何况这些活动原本来自民间,所以在唐代十分盛行,以至于频频出现于唐人寒食诗中。如“今年寒食好风流,此日一家同出游”(17),“莺啼正隐时,鸡斗始开笼”(18),“红染桃花雪压梨,玲珑鸡子斗赢时”(19)。白居易的一首《和春深》,“何处春深好,春深寒食家。玲珑镂鸡子,宛转彩球花。碧草追游骑,红尘拜扫车。秋千细腰女,摇曳逐风斜”(20),更写出了镂鸡子、走马、绣彩球、荡秋千、拜扫等多种节令习俗。
    《和春深》诗中提到的拜扫之礼古已有之,但将拜扫固定于寒食节期间,所谓“拜扫无过骨肉亲,一年唯此两三辰”(21),却是唐人的发明。《唐会要》卷23《寒食拜扫》说:“寒食上墓,礼经无文,近世相传,浸以成俗。士庶既不庙享,何以用展孝思,宜许上墓。……仍编入礼典,永为常式。”(22)这段话一方面表明寒食上墓也是来自民间的习俗,另一方面则表明官方出于统治的需要对这一民间习俗加以肯定,并将它纳入礼教的范围,成为法定习俗。官方的这些“因俗制礼”的做法显然深得人心,并极大地促进了寒食墓祭习俗的盛行,果如柳宗元所说:“近世礼重拜扫……想田野道路士女遍满,皂隶佣丐,皆得上父母丘垄,马医夏畦之鬼,无不受子孙追养者。”除了一般百姓寒食墓祭外,上层人物也“不能免俗”,柳宗元说自己四年没有拜扫,则“每遇寒食北向长号,以首顿地”(23),自唐宪宗起还做了朝官在寒食节期间可以回乡扫墓的规定(24)。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