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外语教育的惊天耗费的反思与对策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04:11:19 中国儒学网 佚名 参加讨论
我国外语教育的惊天耗费的反思与对策 邓曦泽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04级博士生 摘要：我国的外语教育，耗费了非常巨大的人财物力资源，却不能有效地达到通过学外语而研究、学习外国的“先进文化”的预期目的。我认为，外语教育应该采取精英化、专业化和集团化的方式，通过精通外语和专业的部分精英进行中外文化的中转，实现外语教育的效用最大化。 关键词：外语教育 分工 成本 精英化 专业化 集团化 一、数据[1] 数据1 学习时间：一个学生用于学习外语的时间有多少？有统计，从初中开始，中国学生用于学外语（主要是英语）的时间是其学习总时间的1/3。那么，一个学生1年中就有3个月时间学外语。 学习人数：全国每年一共有多少学生在学外语？全国在校的初中生（含初中生）以上的学生人数是1.1亿。[2] 学习总时间：全国的学生一年用于学外语的时间总共是多少？3个月´1.1亿人＝3.3亿月/人。 如果把这些学习时间折算成劳动力价值，则全国的学生每年耗费在学外语上的金钱将极为惊人（详见文末）。 数据2 2002年，全国教育经费为5480.03亿元。2003年，全国教育经费为6208.27亿元。[3] 无论是教学设施、教师培养、教师工资等等投入，所有教育经费最终都落实到学生身上。而各个学科对教育经费的消耗，可以按照各学科的学习时间来分配。除去了小学教育消耗的教育经费，如果按照数据1的学外语时间占学习总时间1/3，初中以上的外语教育消耗的教育经费，每年至少也是1000多亿。 数据3 （一）、1个博士生，从初中开始到完成博士学业，按照学制，总共的学习时间是16年（硕士阶段如果改成2年，博士阶段则增加为4年），耗费于学习外语的时间不少于5年，60个月。这5年时间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如果这5年时间用来学专业，可以看多少书呢？每年250个工作日，每天8个工作时，5年就是1万个工作时。如果1小时精读10页专业书（读8页也好啊），那么，可以读10万页。就是说，400页那么厚一本的书，可以读250本。请问：今天的博士，有几个在硕士和博士阶段一共精读了250本专业书？许多博士，花在专业上的总时间根本没有学外语的时间多，这难道正常吗？ 再作一个国际比较。如果美国的学生不必修外语，中国的博士生学习专业的时间就要比美国的博士生少5年！！！因此，就平均而言，中国的博士生的专业学习时间只相当于美国的本科生！！！ （二）、相应地，硕士生学外语的时间是大约是4年，本科生、专科生大约是3年，高中生大约是2年，初中生大约是1年。花费如此之多的时间学外语，究竟能为学生提供什么帮助？值得吗？如果把学外语的时间用来学习实用技术，又会产生什么样的收益呢？比如，一个大学生花了3年时间学外语，如果这3年时间用于学习技术，足以熟练地掌握一项专门的实用技术，从而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以及其他社会效益。并且，大学生耗费3年时间，达到的外语水平却仍然只是无效水平呢（关于无效水平，详见后文），他学的外语实际上完全是无用外语。是故，为什么要迫使每一个大学生都必须学外语呢？ 我们自始至终要牢记：学外语对于我们国家建设来说，必须是功利性的行为，必须进行成本和收益的分析和衡量。外语对于我们只是工具。既然是工具，就应该从掌握工具的成本及其收益来衡量，还应该从社会分工来衡量。[4]如果不分工，人人学外语，造成巨大的学习成本，却不见得能够获得预期收益，得不偿失，怎么有利于国家建设呢？怎么有利于民族复兴呢？ 二、学外语与研究“先进文化”的关系 作为国家的制度设计，外语教育预设了两个前提：在目的上，我们是为了实现民族复兴而向外国的“先进文化”学习；在方式上，是通过学外语来研究、借鉴外国的“先进文化”。在这两个前提之下，外语就只是工具。下面，我们从目的和方式的角度考察我国的外语教育中存在的弊端。我们以问题的方式来揭示这些弊端：“先进文化”之“先进性”对中国是如何形成的？哪些西方文化是“先进文化”？哪些人才可能具有研究“先进文化”的能力？应该由哪些人通过学外语来研究“先进文化”？[5] 1、“先进文化”之“先进性”对中国是如何形成的？ 今天的中国人，几乎毫不怀疑地接受了西方文化是先进的的观念。常常是西方人说了什么，中国人（首先是许多与西方接触比较直接和密切的学者）就很可能跟着说什么。如果西方人尤其是西方的某个名人说了中国的一句好话，中国人就很可能沾沾自喜。在学术界，就我比较了解的人文学科而言，学者们的研究方法，最通常的方法就是引用西方的名家来证明自己。当然，也有人反对这种唯西方马首是瞻的方法，认为这是中国人的“失语”，是“汉话胡说”。 这里的问题是，今天的中国人怎么就会如此轻易地认为西方文化是先进的？答曰：这里有一个历史的形成过程。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面对西方列强的以现代科技为支撑的坚船利炮的侵略，屡战屡败。人们自然要追问失败的原因。在追问原因的过程中，形成了西方文化优越的观念。这种观念的形成，基于三个前提和由此前提展开的逻辑推理。[6]“前提1：对社会作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三分。前提2：把三者看成因果关系。前提3：中国国势衰微，经济弱。三个前提的区别是：前提3是事实，前提1、2却是假设。”从这三个前提出发，形成了如下逻辑。在经济、政治、文化之间形成了一个因果链，并分成三环：直接的因果关系是经济与政治、政治与文化，间接的因果关系是经济与文化。这三环构成一个单向循环，其中任何一方的强弱胜负都会导致另外两方的强弱胜负，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种因果关系可以通过如下追问非常简单地获得。事实前提是西方经济强大。追问：为什么西方经济强大？答曰：因为西方政治制度优越。再追问：为什么西方有优越的政治制度？答曰：因为西方文化优越，有一套严密完整的学术体系。结论：西方经济强大是因为西方文化优越——经济与文化立刻建立起因果关系。这套逻辑用在中国，则得出国势衰弱，是因为文化落后的结论。 2、哪些西方文化是“先进文化”？ 中国人对西方的“先进文化”的认识和接受，伴随着的是中国的失败和屈辱。因此，我们千万不能忘了，学习外语，不是为了学习外语而学习外语，是为了研究西方的“先进文化”，是为了富国强兵，为了保国保种保文化。我们必须清醒地明白，外语只是工具。我们国家的外语教育的政策、制度、措施、方法以及各种舆论宣传导向都必须牢牢记住这一点。 是不是西方的一切文化都是先进的呢？显然不是。由于中国人是从先进科技那里追问出文化的先进与否的，而且研究和学习“先进文化”是为了富国强兵，那么，对于中国人而言，要完成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需要研究哪些西方文化（对象）是比较确定的。[7] 大致可以说，我们首先需要研究的西方文化是西方近代以来的自然科学的成果，尤其是当代科学的最新成果，以及西方科学的基础理论、研究方法等等。其次是哲学，它集中体现了西方文化的思维特征、方法，体现西方人对世界的看法，是西方文化的基础性的东西。再次是其他人文科学（如政治学、法学等）的部分成果。[8]只有明白了我们的目的是什么、任务是什么，才能明白我们需要什么。只有明白了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我们对西方文化的研究才有针对性，而不会沦为为研究而研究西方文化，也才不会盲目地学习（甚者沦为模仿）西方文化。 如果说自然科学成果可以直接模仿、学习，那么，哲学等人文科学则不是可以直接模仿和学习的，因为这些文化形式具有非常强烈的民族性，是各个民族在自身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各具特征的生活样态的体现。因此，如果肆意模仿、学习乃至照搬其他文化的民族文化形式，就一定会导致对本民族的文化形式的遮蔽，这也就是人们通常说的文化同化。如果是这样，就立马违背了我们研究西方文化的宗旨，因为我们的宗旨就是为了保国保种保文化。如果民族文化被西方文化同化，则文化不能保，那么，研究西方文化也就与民族复兴的宗旨背道而驰，甚至就是对自身宗旨和使命的背叛。 3、哪些人才可能具有研究“先进文化”能力？——精英 明白了主要研究对象，那么，该由哪些人（即主体）来研究这些对象呢？而这又须明白，主体需要什么样的条件才具有能力研究那些文化对象？我们知道，我们要研究的那些文化对象，西方人也要研究。哪些西方人才可能具有研究那些文化对象的能力呢？即使西方人用母语阅读那些文本，即使向每一个人提供同样的研究机会，也只有极少数人才具有研究能力。这些人，我们称之为精英。精英不是一个与大众简单相对的一个概念。有些人在这方面是精英，在另外的方面却很平庸。由于天生智力的差异、意志强弱的差异、兴趣的差异、身体的差异、环境的差异等等，造成有的人成为精英，有的人却比较平庸。这是古今中外都存在着的事实。就学术研究而言，它需要研究者具有较高的智力、坚强的意志、强烈的兴趣、健康的身体等等。这些条件对于研究者都只能说是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当然，一个人是不是精英不是生来就决定了的，而是在各种竞争的优胜劣汰中选拔出来的。 即使在西方，大众对它的民族文化的精华部分（大概就是我们要研究的“先进文化”）也是一知半解的，这跟我们大多数中国人（包括古人）对自己民族的精华并不怎么了解一样。有几个人读过几本古书呢？熟读四书五经十三经诸子百家的人就更少了。有几个人知道古代的天文地理、术数方技的奥妙呢？有几个人真正领略了古人的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呢？ 因此，即使把西方文化中的“先进文化”准确无误地翻译成为汉语，一般大众也读不懂。即使一般大众熟练地掌握了外语，他也仍然读不懂那些“先进文化”。试想，先进的物理学、数学、化学、生物学、计算机学等等，是大众能够掌握的吗？《形而上学》、《纯粹理性批判》、《小逻辑》、《存在与时间》等等哲学著作，不要说大众，就是哲学博士、哲学教授都很难说能够轻易读懂。 由此，下一个问题接踵而来—— 4、应该由哪些人通过学外语来研究“先进文化”？——精英 只有精英才可能研究“先进文化”，因此也就只有精英才可能通过学外语研究“先进文化”。有了上面的论述，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 试看中外文化交流史以及世界各文化之间的交流史，都是精英发挥着关键作用。在中国历史上，有两次外来文化进入中国的高潮，一是佛学东渐，二是西学东渐。在佛学东渐中，是鸠摩罗什、僧肇、玄奘等等精英研究、翻译、引进了佛学。在西学东渐中，明末时期是徐光启、李之藻、利马窦等等精英，近代是严复、林杼、詹天佑等等精英引进了西方的“先进文化”。当年我们研制原子弹，基础理论和技术主要是向西方学习的。如果没有钱学森、邓稼先这样的精英，再多本科生水平的一般人才（本科生在研制原子弹中就只能归为大众）也是造不出原子弹的。 其实，只有精英才能研究“先进文化”（不管是否通过学外语来研究）这个结论，已经蕴含在“先进文化”这个概念中了。先进、平庸、落后三个概念中的任何一个都蕴涵了先进、平庸与落后的区分。一旦区分了三者，在一定的条件下，先进的就不是平庸的和落后的。所以，“先进文化”只能由精英来研究、承载，同时，能够研究、承载“先进文化”的人就是精英。至于精英把“先进文化”向大众普及，那是另外的事。 三、外语教育改革的三个原则 1、精英化 今天我国的外语教育，不仅仅是大众教育，而且是全民教育。在这个教育方式下，尽管国家投入了庞大的教育资源，但由于学习外语的人太多，导致人均教育资源极为稀薄。而且，在学外语的人中，不仅仅有许多人是被迫学外语的，同时他们也是不必要学外语的。全民学外语，既是对国家教育资源的浪费，也是对其中许多人的生命的浪费。为什么如此说呢？ 第一，外语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只是工具，是富国强兵，实现民族复兴的工具，而不是必须具备的素质。 第二，掌握外语这个工具需要成本，而且需要极高的成本。这个成本主要指学外语必须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并因此对学生的其他方面的发展构成影响。博士生总计学外语的时间不少于5年，但仍有许多博士生不能熟练地掌握外语，博士生以下层次的学生能够熟练掌握外语的就更少了。 第三，掌握外语必须达到相当的程度才是有效的工具。这与第二是相关联的。 因此，即使人人都学外语，许多人的外语水平仍然是无效的水平，不能让他们通过外语研究“先进文化”。 就目前对英语水平的衡量标准看，大学英语教育主要以四、六级考试检测学生的英语水平。姑且不说学生为了通过四、六级要付出巨大成本，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就算学生通过了四、六级，这种英语水平又有什么效用呢？难道四、六级英语水平能够去研究、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吗？——不能。除了某些学生在此基础上继续学习，并且这些学生本身的专业水平达到了非常高的程度，否则根本不可能具备研究西方的“先进文化”的能力。我认为，专业水平没有达到相当于博士的水平，根本谈不上研究“先进文化”。全国每年招收数以万计的博士生，具有研究“先进文化”的能力的人是不多的，更不要说学术创新能力。研究、学习“先进文化”，是一种研究性的、创造性的学术工作，需要研究者具有非常优秀的个人条件，并且需要社会为他提供好的研究环境，所以真正的学术是非常精英化的。[9] 因此，对于研究“先进文化”而言，四、六级英语水平仍然只是大众水平，只是无效水平。这里可以毫不客气地称之为“废品水平”。投入在四、六级英语教育上的成本都是无效成本——血本无归。需要指出，不仅外语水平，就是专业水平，大学生也无法研究“先进文化”。 那么，四、六级英语水平是否完全没有用呢？有人说，可以和外国人作一些交流呀。问题是：第一，为了和外国人作一点点交流，值得国家以及学生个人投入如此巨大的教育成本吗？国家有这个必要和义务付出这个成本吗？第二，即便能够与外国人作一些交流，也远离了我们的研究“先进文化”的宗旨。用四、六级水平与外国人作一些交流，能够学到什么“先进文化”吗？——几乎完全不能。第三，外国人到中国，应该是他说汉语，而不是中国人说外语去屈就他。外国人到中国从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活动，主要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我们凭什么要一味迁就呢（特殊的对外部门除外）？ 因此，我国的外语教育的受教育范围应该从大众化（实际上是全民化）向精英化转变，并使教育资源的配置有利于精英化。 精英化包括德和才的精英化。德的精英化是需要学生明白，他们担当着民族复兴的伟大历史使命，而且他们应该比一般的大众担当更多的责任。才的精英化包括外语水平的精英化和专业水平的精英化，至少精通一门外语和一门专业。这些精英在自己熟悉的专业领域，通过外语进行中外沟通。只有做到外语水平的精英化和专业水平的精英化，才可能通过学习外语来研究“先进文化”。只有兼具德才，才能成为促进民族复兴的精英人才、志士仁人。[10] 我国每年有2000多万人上初中，600多万人上高中，300多万上大学，在校的初中生以上的人有1.1亿人。国家应该选拔其中的部分优秀人才，进行精英化的外语教育和专业教育。 2、专业化 专业化是让部分精英人才心无旁骛地学习外语和专业，从事研究、引进“先进文化”的工作。他们应该成为沟通中外的专门的桥梁。通过这些精英，外国的“先进文化”被翻译成汉语，其余的人就通过汉译文本来阅读、研究和学习外国文化，择善而从，择恶而拒——这就是“先进文化”的普及。[11]所以，根本不需要每个人都学习外语，然后低水平地重复阅读外国文献。 3、集团化 集团化是说，国家应该或者可以根据国家发展的需要，对精英人才统筹安排，发挥集团优势。举一个例子来说，佛经的翻译、马列主义原著的翻译，都是在国家力量的统筹下完成的。没有国家的统筹，仅仅具备精英化和专业化的个人，是很难完成如此规模巨大而艰巨的翻译工作的。因此，对于重大任务采取集团化的合作方式，同时也能最大可能地发挥个体精英的效力，人尽其才。 上述三个原则，精英化是最重要的，最基础的。专业化和集团化都是在精英化的基础上派生的。只有在精英化的基础上，专业化才可能构成专业强势，否则即便专业从事，仍然徒劳无功。只有在精英化的基础上，集团化才可能构成集团强势，否则就只能是乌合之众。[12] 必须说明的是，这三个原则，绝对没有排斥民间和私人学习外语，研究外国的“先进文化”。这三个原则，是以国家为主体，针对的是国家的教育资源、学生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针对的是国家如何实现各项具体的而又重大的任务（这里主要是研究外国“先进文化”的任务）。概括起来，这三个原则，是国家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进行宏观调控的策略或者方式。至于国家是否有义务并在多大程度上为民间和私人的学习提供教育资源，又当别论。 还必须指出的是，三个原则背后的更基础的理论是分工理论。对于三个原则和分工理论，都可以采用非常简单的成本和效用这一对概念来分析。所有分析和根据分析提出的原则，目的都是为了实现效用的最大化，最有效而且最节约地实现民族复兴。 四、申论 1、古今中外同类情况提供的借鉴 （1）、以史为鉴。最为经典的例证是佛教传人中国和佛经的翻译，以及玄奘的取经。 从佛教开始传人中国，自始至终都只有极少数精英在从事佛教文化从印度到中国的中转工作。中转工作最重要的内容就是翻译，[13]所以，佛经翻译史彻彻底底是一部精英活动史，这在佛经翻译史上的脉络是非常清晰的。并且，佛经翻译的专业化和集团化也实现得非常早。东晋时期的鸠摩罗什掌管的译场就是四百多人，唐代的玄奘的译场有六百多人。不过，相对于学习佛教的大众，懂梵语的翻译者是极为稀少的。同时，留学（取经）也是极其精英化的。正是采取精英化、专业化和集团化的方式，使佛教成功地传入了中国，同时又没有让大众学习梵语，实现了效用最大化。 外语教育改革的三个原则，也是从佛经翻译的历史经验中提取出来的。 （2）、现实佐证。计算机操作系统的引进，就采取了精英化到大众化的方式，先由精英中转，然后大众接受。这种方式既快速，又有效率，而且成本低廉。Win98、Win2000、XP操作系统的引进，都是这样做的。难道需要每个中国人都学英语，然后用英语使用计算机？ （3）、国外参考。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实行了象中国这样的强制性的大规模的外语教育，并且对外语的重视远远超过了母语。同时，也没有哪个国家通过大众化的外语教育实现了研究、学习外国的“先进文化”目的，从而实现了富国强兵、国家兴盛。我们通常把日本看作向西方研究、学习的成功典范，但是，日本决不是通过大众化的外语教育来实现振兴的，甚至主要不是通过向西方学习来实现振兴的，而是研究、参考西方，把自力更生、自我创新作为根本。韩国也不是。沙俄的崛起、苏联的称霸，也不是主要借助于向外国研究、学习的。 与中国相对照，法国为了抗拒英语和英语文化对母语和民族文化的冲击和侵蚀，加强母语与民族文化的教育，净化母语和民族文化的环境。而中国呢，反而要建立什么中英双语环境，似乎学好了英语，中国就强大了，万事就大吉了。殊不知，这恰恰丧失了民族自信，忘记了反求诸己、自力更生这一自立自强精神。 （4）、海纳百川。虽然学外语是为了研究所谓的“先进文化”，但是，我们不能太急功近利，更不能势利。我们的眼光不能只盯着西方世界，还应该密切关注世界上的其他文化和社会样态，全世界的文化都应纳入我们的视野。因此，我们应该培养精通各种语言的精英人才，研究各种文化，考察在各种文化浸润之下的社会样态，稽其成败得失，借他山之石，反求诸己。 2、民族复兴中的语言问题 中华民族的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最高使命。今天，党中央、国务院再次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号召。民族复兴不仅仅是富国强兵，它还蕴含了更丰富的意义。民族复兴的思想资源必须以自己的民族文化为根本，反求诸己，实现思想资源的自力更生。在此基础上，才谈得上研究、学习外国的“先进文化”。因此，民族复兴不仅仅指实现经济繁荣和政治合理，还必须促进本土文化的昌盛，实现文化复兴。文化复兴是一个民族复兴的真正标志。要实现文化复兴，就需要向自己的历史文化寻求思想资源，就需要让一般国民（尤其是学者）熟悉自己的历史文化。因此，就需要加强母语教育。通过加强对母语的教育，加深国民对历史文化的理解，加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感召力和推动力。 加强母语教育，应该注意两方面的教育。首先是强化对母语的感情，强化母语的超工具性。母语虽然可以作为工具，但母语首先不是工具，而是使人成为人的基础。这是正面的教育。其次，强化外语是工具的观念，淡化对外语的感情。不少民族的兴盛过程中，都有这两个方面的努力。最明显的例子是西方的崛起，竭力强调自己的强盛渊源于希腊和希伯来文化，并淡化非西方尤其是东方文化对西方的影响。[14] 3、一些具体措施 （1）、不仅取消大学外语四、六级考试，而且取消大众化（全民化）的外语教育。从前述三个原则可以自然地得出如此结论。对于博士生以下层次的学生，培养目标是应用型而不是研究型的，他们基本上没有能力研究“先进文化”。他们只需要能够阅读汉译专业文献，就可以成为合格的或优秀的应用型专业人才，就可以成为专业精英。所以，不能一概而论地要求他们都必须学外语。 （2）、取消硕士、博士招生必考外语的考试方式，改为根据专业和培养人才的具体目标来确定是否需要考外语，是否需要在攻读硕士阶段、博士阶段继续学外语。如果有些专业需要直接跟踪外国“先进文化”，则应该学外语。针对这种情况，完全可以延长学制，为学外语提供专门的时间。当然，单个精英的培养成本可能增大，但国家的总投入会节约无数。 （3）、对于不必再学外语的学生，节约下来的时间应该如此分配：加强历史文化的教育，加强专业的基础理论和实用技术的教育。 4、关于本文的数据的说明 这里需对本文涉及的数据作出一些说明。 一、学习时间折算成劳动力价值。 如果下劳动力的角度看待学生，学校的专门教育是对学生进行劳动力投资。在当今社会，这种专门教育为学生提供终生的智力支持、技术支持。一个人受了什么样的教育，基本可以决定他能够从事什么样的工作。教育程度几乎决定了他可以从事的工作的最大范围。教育程度高，可供选择的工作范围就大，工资也更高。就经验事实看，一个人的教育程度与他实际从事的工作具有密切的相关性（古代也大概是这样）。因此，学校教育对一个人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接受1个月教育，学生在这一个月中的学习中付出的劳动力（包括体力、智力等等）的价值，远远大于他就业以后1个月所创造的价值或工资。因此，1个月的学习所付出的劳动力，这里估价为3000元。[15]如果学生学习的层次越高，他1个月学习所付出的劳动力的价值就越高。 那么，全国的学生1年耗费在外语学习上的时间，折算成劳动力价值就是：3000元/月´3个月´1.1亿人＝9900亿元！！！这是令人恐怖的数字！ 这些数据只是非常粗略的估计。其实，我们从日常学习中也能感觉到外语教育的耗费是非常巨大的。 二、中学生以上的学生用了学习总时间的1/3来学外语，这个数据是根据一些统计估计的。《中国青年报》说：“央视‘时空调查’一项还在进行中的调查发现，有29．7％的非英语专业的大学生，将在校期间的大部分时间甚至几乎全部时间都花在了英语学习上。很显然，四六级这一当初为检测大学生英语水平的考试，已经极大地背离了它的初衷”。[16] 在中学，一些主要学科的正常学习时间是1/7－1/8，但普遍存在着外语大量挤占其他学科的学习时间的现象，致使学外语的时间大大超过正常水平。在大学，可以肯定的是，就单科学习时间看，学外语的时间肯定是最多的。在学分与学习时间的比例上，外语的学分与学习时间之比，大大高于等量学分等量学习时间的比例。目前的多数数据显示，学外语花的时间不低于学习总时间的1/4。 即便抛开统计数据，按照等量学分等量学习时间的比例计算，耗费在学外语上的时间也是恐怖的。 三、没有计算在外语教育上的如下消耗：学生因为学习外语而付出的各种费用（如买书、买收录机、磁带、参加课外外语培训），据调查，“67．38％的公众表示，自己为了准备四六级考试，所花费用在100元以上。其中18．53％的人更是花费超过千元。有学者最近在《南方周末》上谈起此事，说他相信‘英语四六级考试每年对GDP的贡献是很大的’”；[17]小学生和成教学生学外语的投入；因不能通过外语考试而被扼杀了的精英；外语教育和考试给社会和家庭尤其是学生造成的心理压力乃至戕害；外语教育对历史文化和母语的侵蚀，“和英语的强势相比，汉语显得尤为落寞。人们在不断通过考试‘证明’自己的英语能力时，汉语能力却几乎无人问津”，据调查，“‘现在的大学生中文水平普遍下降，和英语学习相比，中文应该更受重视’的观点得到了88％的公众支持”，[18]等等。加上这些，外语教育给我国造成的损失更恐怖。[19] 乙酉年二月十五/西元2005-3-24 注释: [1] 关于本文的数据和外语教育造成的惊天经济耗费的估算，详见文末的数据说明。 [2] 1.1亿，这是教育部2003年统计出来的2002年的教育数据。这里还没有包括成人教育的学生和小学生学外语的时间。加上成教学生，中学生以上的在校生总数约为2亿。 [3] 这是教育部公布的数据。 [4]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就指出了外语教育中涉及的社会分工问题。 [5] 由于“学习”一词通常设定了被学习对象的价值性，所以，我把通常使用的“学习”西方文化改为“研究”西方文化。哪些文化是先进的，只有在了解尤其是研究之后才能知道。 [6] 关于这个反古逻辑，笔者另文有详细讨论。参见邓曦泽：《近代以来的反古思潮的“反古逻辑”批判》，载中国儒学网：http://www.confuchina.com/07%20xifangzhexue/fanguluoji.htm。 [7] 关于科技是中西冲突和中华民族复兴的关键，国人是有清醒的认识的，近代史对此也有明晰的发展线索。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洋务运动”，到“四个现代化”，到“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到“科教兴国”等等，都说明了这一点。 [8] 至于西方的流行文化等等内容，并不在我们的研究目的和任务之内，最多只能说是顺带涉及。 [9] 那种“著书都为稻粮谋”、自欺欺人的伪学术不在这里的讨论范围内。 [10] 精英化是说从事中外文化沟通的人应该精英化，而不是说只有这些人才是精英的或者最精英的。这是分工的不同。 [11] 佛教传入中国，就是通过精英翻译佛经，大众阅读汉译文本而普及的。 [12] 其实，邓小平关于建设“四化”（革命化、知识化、专业化、年轻化）干部队伍的思想也可以运用于外语教育的改革。革命化是就德的精英化而言，知识化是就才的精英化而言。 [13] 至于普及性传播，在翻译之后，可以由更多的人来进行。就精英化程度而言，传播者并不一定低于翻译者，二者仍然只是分工的不同。这是需要强调的。 [14] 学术界对此已有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主要是通过史实来证明。 [15] 这个3000元的估计是不精确的。这里是把初中生、高中生、大学生、硕士生、博士生的1个月的劳动力付出平均起来估计的。但是，从学校教育为每个人提供终生的智力支持和技术支持来看，这个数据并不离谱。即使估计为1500元或者1000元，折算出来的劳动力价值仍然是非常巨大的。 [16] 《中国青年报》2005年1月17日。相关链接：http://www.tomedu.com/ydbbs/dispbbs.asp?BoardID=4&ID=6091。 [17] 《中国青年报》2005年1月17日。由于四、六级外语水平对于研究“先进文化”而言是无效水平，所以这种GDP是无效的或者是负价值的。 [18] 《中国青年报》2005年1月17日。 [19] 本文另参考了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顾海兵的相关研究。参见顾海兵：《中国公共外语教育反思》，载《南方周末》2004年9月23日（http://www.nanfangdaily.com.cn/zm/20040923/xw/sd/200409230019.asp）。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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