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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绑架”现象探析(2)


    (二)情感绑架   
    情感绑架是指社会中一些处于弱势地位的个体通过借助社会群体对自身不利情况产生的同情感迫使人们对其进行援助。情感绑架的起因有两个方面,一是社会中由于各方面原因存在着弱势群体,其生活中一旦出现了困境就会给他们带来灾难性的打击,连最基本的生命权都可能无法保障,为了继续生存下去可能会向比较富有的人进行求助。另一方面是社会群体对弱者的同情心,亚当·斯密将同情概括为“用来表示我们对任何一种激情的同感”[15]7,正是对他人遭遇不幸的同感使得事件的旁观者也会从内心希望不幸者面临的困境能够得到解决。   
    在群体表现同情这一过程中,有两个因素是不能忽略的。首先,同情感的产生。群体对不幸者的遭遇在一开始并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同情,更确切的可以说是一种具有好奇性质的同情意向。人们听到一些消息的第一反应一般是“你发生了什么”,了解事情的原委后,先是激发人们的感同身受,继而人们才会进一步产生出同情感,若不能激发人们的同感,人们也就不会产生出同情。同情心一旦产生人们就会希望不幸者面临的困境能够得到解决,但对于问题的解决人们只能是一种愿望的解决,对于不幸者面临的困境大多数人都是无能为力的,因此,群体会将问题解决的焦点放到更为富有者那里。其次,被道德绑架的对象比较富有,有能力可以帮助不幸者较为快速的摆脱困境。对弱者的同情使得人们把问题解决的关键都集中在被绑架者那里,如若被绑架者没有像人们预想的那样给予帮助,就会切断人们预想中事件的发展路径,人们内心产生的失落感将事件的矛头直指被绑架者,被绑架者从而被贴上“为富不仁”的道德标签。这样,就使得个人的“不完全强制性义务”变成了“完全强制性义务”。“不完全强制性的义务中虽然行为具有义务性,但具体什么时候实施却有我们自己来定,例如慈善或仁慈行为,固然应当践行,但不是一定要施与某个人,也不是一定要在某个时候实施。”[3]61道德绑架使得一个人“应然”的道德要求变成了“必然”的道德义务,那些原本不一定是这个人要做的事变成了这个人一定要做的事情。通过一系列的过程,道德在善的掩护下转身变成强制他人行善的工具,人们的同情感为这种强制行善提供了看似合理的路径选择。   
    (三)语言绑架   
    语言绑架是指一定的社会群体借助社会舆论从而迫使他人改变自身意愿或行为来满足社会群体预先设定的理想期待。语言绑架源于语言功能的错位,现实中一些词语,如捐款活动中常听到的“大家都捐了,你不捐吗?”,这句话的言外之意就是大家都捐了,你不捐就是不对的。诸如此类的语言还有“今晚大家都去,你不去吗?”,这种语言看起来是一种简单的邀约,但实质上包涵的言外之意都带有一定程度上的强制意味。   
    德国心理学家Buhler将语言的功能概括为三点:“描述功能”,“表达功能”,“呼吁功能”[16]170,并认为描述功能是语言的基本功能。描述功能追求的是对事物客观真实的表述,表达功能展现的是说话者的个人特色,呼吁功能就是说话者对其受众所能发挥的影响,描述功能与呼吁功能最大的区别是在后者中植入了讲话者的偏好及欲望。在语言绑架中,起基本作用的不再是语言的描述功能取而代之的是呼吁功能。语言的呼吁功能带来的社会影响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负面的,如环保组织倡导的“保护环境,人人有责”带来的社会影响就是正面的,不仅能提升人们的环保观念,而且能促进社会环境的优化。但在语言绑架中语言的呼吁功能发挥的作用就是负面的,用自己的道德标准干涉被绑架者正常的生活。如某明星2015年9月3日在微博上发了一张儿子的照片,被不少网友贴上了“不爱国”的标签,只因这天也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日。网友认为在这样的日子也应该像其他明星那样在微博上发阅兵相关的内容而不是晒自己的孩子,于是在其微博留言进行指责,最后迫于舆论的压力使其又发文道歉。语言本身是没有偏爱性的,与人结合在一起就会被植入人的欲望以及偏好,并通过舆论给被绑架者带来一种错觉,使其将“大家想让我做的”当成是“我应该做的”,把不一定合理的“社会期望”理解为具有合理性的“道德义务”。   
    (四)行为绑架   
    行为绑架就是人们用预想层面行为的道德水准评判他者处在特定实施阶段的行为。行为绑架源于人们对行为发生阶段判断的失误。   
    道德行为的发生要经过两个阶段,一是预想阶段,即人们会在头脑中设想出不同形式的行为可能带来的道德后果。这一阶段对人们起作用的道德标准是人们心中内涵的一种道德应然,就是设想“我应该怎样做”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这一设想由于受到的外界干扰较少,因此,考虑的相对周全,预想出的道德行为相对于实施阶段的道德行为具有更高的道德水准。二是实施阶段,这一阶段对人们起作用的道德标准是一种具有自利偏好的道德自我,其表现的更多是我们感性、冲动的一面,在这一阶段因行为的实施者处在特定的情境中影响其行为方式的不再是“我应该怎样做”而是“我想要怎样做”,这样发生的道德行为就更加具有自利偏好。在对被绑架者实施行为绑架的过程中,人们在事件发生前对将要发生的行为具有期待性,期待中行为的道德水准是比较高的。但实质上任何人的道德行为一旦從预想层面进入到具体的实施阶段,都不免要受到外界诸多因素的影响,包括绑架者群体自身,如若其自身处在被绑架者的处境,行为发生的过程中也无法避免本性中的自利偏好的影响。行为绑架过程中绑架群体就选择性的忽略被绑架者身上存在的自利偏好,直接将预想层面的道德标准应用到被绑架者道德行为的实施阶段,实施阶段的道德行为一方面受到外在环境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受到自身情感、利益、偏见的影响。因此,带来的后果也必然不会像预想中的那样高尚。绑架者群体用预想阶段行为的道德水平来评判具体实际行为的道德水平,两者必然会有较大的落差的,被绑架者也就容易被贴上“不道德”的标签。
    四、结语   
    社会中广泛存在的道德绑架从一定层面来说可以帮助部分人摆脱困境,但从社会的发展角度来看,道德绑架是一种以善为恶的不文明现象。它给人们的生活造成的困扰是多方面的。从思想层面来说,加剧人们内心的道德焦虑;现实层面来说,干涉人们道德选择的自由,迫使人们无法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道德选择。也正是因为有道德作为旗帜,绑架者群体才会理直气壮地认为自己是社会正义的化身。总之,这一社会问题必须得到合理的解决,我们的道德建设才能更好的稳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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