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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文凭为废纸 被誉为博学大师 百年才出一个(2)


    万里独步成绝学,世间再无陈寅恪。陈寅恪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座耸入云端的高峰,被誉为近现代最博学的人。
    1919年,吴宓在哈佛刚刚认识陈寅恪时,就宣称:“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日本史学权威白鸟库吉亦称陈寅恪为中国最博学的人。1938年白鸟库吉研究中亚史遇到疑难问题,向德、奥知名学者求助,未能解决,柏林大学乃推荐陈寅恪。他向寅恪请教后,才得到满意解答。前苏联考古学家发掘一突厥文碑石,无人能辨识,请教寅恪后,终于得到准确破译。摘节《刘继兴读史》:
    陈寅恪是一位怪才,他游学西方二十三年,“奔走东西洋数万里”,足迹所至有日本、德国、美国、法国、瑞士等国,先后就读于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士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美国哈佛大学等著名学府,但未曾获得一个学位。因为文凭在他眼里,不过是一张废纸而已。
    留学期间,陈寅恪学习并掌握了蒙、藏、满、日、梵、英、法、德和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等十几种语言,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文字是研究史学的工具,陈寅恪国学基础深厚,又大量吸取西方文化,故其见解,多为国内外学人所推重,学问深不可测,独步成绝学,在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空前绝后。
    1925年起,陈寅恪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一道成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当时的清华国学研究院是非常有名的高级学术机构,不论后来的有志者如何想重建这样的机构,实际上谁也没有重建起来。
    在“四大导师”这样的名师面前,培养了很多了不起的第一流学人。赵万里、徐中舒、姜亮夫、刘盼遂等后来的大学者,都是当时国学研究院的高才生。他们在这里的学习生活非常愉快,师生之间,如沐春风。陈寅恪曾经写过一副对联给他的学生,说他们是“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
    说国学研究院的学生是南海圣人的再传弟子,是因为梁启超的老师是康有为,而康有为有“南海圣人”之称,既然是梁启超的学生,不就是南海圣人的再传弟子吗?而王国维是溥仪的老师,你们现在也是王先生的学生,岂不就跟溥仪是同学吗?同学一听高兴得不得了。
    
    年轻时期的陈寅恪(资料图 图源网络)
    最重要的是,陈寅恪讲课,从不拾别人牙慧。他曾言:“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因而,陈寅恪上课的教室,总是坐得满满的,一半是学生,一半是慕名而来的老师,就连朱自清、冯友兰、吴宓那样的名教授也一堂不漏地听他上课,人称他是“教授中的教授”。
    陈寅恪先生一生追求真理,崇尚学术自由。和他同为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的王国维因生命困惑而投湖自尽后,陈寅恪亲自为王国维撰写碑文:“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纪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陈寅恪和王国维一样,以生命捍卫了思想的奔放与学术的自由。他一生从未写过一篇媚俗的文章,从未无感而发地去“遵命”写作。这是中国文人学者最可宝贵的性格。
    
    陈寅恪与夫人唐筼在门前散步(资料图 图源网络)
    说到感情,比起徐志摩等人,陈寅恪的爱情故事似乎乏八卦可陈。在读书界流传的各种有关国学大师的段子中,与浪漫沾点边的也就是陈寅恪关于“娶老婆”的一些言论了:“学德不如人,此实吾之大耻;娶妻不如人,又何耻之有?”“娶妻仅生涯中之一事,小之又小者耳。轻描淡写,得便了之可也。”在他看来,如果志向不在学术和事业上,而一心只求得娇妻美妾,是很愚蠢的事情。
    虽如此,但当爱情来临之时,书呆子也不是全然无动于衷的,他也会像所有陷入爱情的人一样而满心欢喜。
    1926年,陈寅恪从国外游学归来到清华任教时,已经36岁大龄了,尚未成家,也没有任何恋爱经历。其父陈三立从好言催促,到厉声警告“尔若不娶,吾即代尔聘定。”陈寅恪只好请求父亲宽限时日。
    一次闲谈中,同事偶然提到曾在一位女教师家中,看到墙上悬挂的诗幅末尾署名“南注生”,他不知“南注生”是何人,特向陈寅恪请教。陈寅恪略显吃惊,沉吟一会儿说:“此人定是灌阳唐公景嵩的孙女,住在何处?我要去登门拜访。”
    南注生便是唐景嵩的别号,他的《请缨日记》,陈寅恪早已读过,每次读来,都热血沸腾,对唐景嵩也仰慕已久。陈寅恪当即决定冒昧登门拜访这位女教师——当时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担任体育教师的唐景嵩的孙女唐筼。
    出身于书香门第的唐筼,从小饱读诗书,能诗会画,能唱会跳,是当时有名的才女。才子才女相见,情投意合,相见恨晚。1928年,他们缔结了偕老之约。此时,陈寅恪三十八岁,唐筼三十岁。
    
    陈寅恪一家的合影(资料图 图源网络)
    陈寅恪与唐筼结婚后十年,生下三女:陈流求、陈小彭、陈美延。“流求”“小彭”,取自琉球、澎湖岛名,都与《马关条约》中割台条款有关。可见陈寅恪骨子里流淌着深沉的家国情怀。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的22天,日军逼近清华园车站,北平即将不保。此时,陈寅恪父亲陈三立已85岁。这位在梦里狂呼“杀日本人”的老人,眼见无力无天,立马开始绝食。五天后,他满含悲愤,撒手西去。
    陈寅恪正忙着为父亲办理丧事,日本宪兵队却送来了请柬,邀请其到宪兵司令部做客。当时,日本人对外承诺:“留下来教学,保证丰厚年金。”作为教授,像陈寅恪,可以有保姆、有厨师、有车夫,还可配两文书,生活既舒适又体面。但陈寅恪冷哼一声,拂袖而去。
    在为父亲守孝的49天里,他常常斜卧在走廊藤椅上,双眼圆睁,一言不发。高度近视加悲恸过度,致使右眼视网膜剥离。医生说:“必须尽快手术,否则将失明。”但做了手术,就需要相当时间休养。“一修养,就恐难逃出日本人之手。”于是陈寅恪放弃了治疗,守孝期刚满,他就偷潜出北平,直奔昆明西南联大。
    到达联大后,陈寅恪右眼已失明。为了教好学生,振兴中华,他常常秉烛达旦,备课与写作。灯光昏暗加上用眼过度,致使左眼也患上眼疾,只能微弱视物。
    1939年,英国牛津大学致函陈寅恪,特聘他为牛津大学汉学教授。这是300年来第一次由中国人担当此任。陈寅恪接受了应聘,“顺便到伦敦治眼睛”。要去英国,需借道香港。但万万没想到,陈寅恪刚抵达香港,太平洋战争就爆发了,伦敦之行遂成泡影。
    1941年底,国民政府派飞机抵达香港,以抢救困于香港的政府要员和学界名流。但孔祥熙夫人宋霭龄、二小姐孔令俊,为把洋狗、香料和床板等通通搬上飞机,竟率领几十名保镖阻止要员和名流登机,致使何香凝、陈寅恪等人被困香港。
    日军占领香港后,设卡设障,陈寅恪一家想返内地已无可能,一天深夜,他们听到撕心裂肺的哭声。第二天得知,邻楼五女生皆被日本兵强奸。唐筼立即给流求、小彭剪了短发,再让她俩穿上男装扮成男孩子。然后含着眼泪,拿出一块浅色布,用毛笔写上家长姓名、亲友地址,缝在四岁美延的罩衫大襟上,“怕万一失散,盼好心人将她送还。”
    陈寅恪一家就这样过着担惊受怕的日子。这样的恐怖生活其实可以立马结束,只要陈寅恪答应任何一个“小要求”。大汉奸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派人与一所大学校长前往陈家,要陈到上海等日佔区大学任教,被陈寅恪冷冷拒绝。
    过去在清华任教时的同事钱稻孙,对陈寅恪许以每月千元的高薪,妄图请他北上为伪北大服务,又被陈寅恪冷冷拒绝。
    日本驻香港总督出资20万军票,让陈寅恪在香港筹办东亚文化协会,同样被陈寅恪冷冷拒绝。
    威逼利诱不成,就抛糖衣炮弹。香港占领军司令知道陈家三日不炊后,立派宪兵队给陈家送去多袋面粉。但宪兵往屋里搬,陈寅恪就往外拖,宁可典当衣物过活,宁可没食物饿死,也不吃嗟来之食,也不为五斗米折腰。
    陈寅恪的爱国事迹及危急处境,不胫而走,很快传到内地。刘文典在西南联大课堂上大声疾呼:“陈先生若遭不幸,五十年内,不可能再有这种人才。”傅斯年等人四处奔走,筹集经费,后经中研院院长朱家骅打通各环节,陈寅恪一家才得以逃出香港,返回内地。
    回到内地,陈寅恪立赴成都燕京大学任教。在灯光昏暗、警报不绝的情况下,他一边教书一边著书,完成多篇名作。学术没尽头,但他的眼睛却走到了尽头。
    1944年12月12日,成都的清晨雾浓阴冷,陈寅恪睁开眼睛,却发现什么也看不见了。这时候,他想到的第一件事,竟是让女儿去通知学生今天不能上课了。随后一检查——左眼视网膜脱落。陈寅恪仰天悲叹:“天其废我是耶非。”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陈寅恪再次奔赴伦敦治疗眼疾。但因耽搁太久,虽经英医开刀,也已回天回力,双目失明成定局。
    
    于清华教书的陈寅恪(资料图 图源网络)
    1946年8月,陈寅恪重返清华时,已是盲人教授。校长梅贻琦劝他休养一阵子,陈寅恪不从:“不教书怎么能叫教书匠?”梅贻琦不忍见失明的陈老来回奔波,便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让学生到陈宅上课,陈寅恪应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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