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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为何最爱吃猪肉(2)


    人多地少的选择
    在猪肉地位持续提升的明代,曾发生过一次颇值得玩味的小插曲。正德十四年(1519年)十二月,因“猪”与明代皇帝朱姓同音,明武宗生肖又属猪,杀猪被看成大逆不道,皇帝严令禁止,违者及家小“发极边永远充军”,且流犯死于流放地后,家口也不许还乡。这就迫使农民把家里养的猪杀净吃光,小猪也一起扔掉,生猪和猪肉一时间在市场上绝迹。
    但根据《万安县志》等记载,即使在这一荒唐的猪禁时期,“陈氏穴地养之,始传其种”。百姓用各种手段抵制禁令,士大夫也不以为然,正德十五年的三月,礼部上奏说国家的正常祭典都要用牛豕羊三牲,猪肉绝迹,实在不成礼法。这迫使武宗自食其言,“内批仍用豕”。禁猪令发布仅三个月后便宣告失败。
    即使古代君主的权威,也无法遏制养猪兴起的趋势。猪肉在明清时代取羊肉而代之只是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经济变化的一个缩影。长期以来,中国古代处于自然经济形态,“这种个体的小农经济,决定着农业与畜牧业总是天然地结合在一起”,而且养殖牲畜通常都是作为家庭副业来进行的,杜牧在《清明》中写“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诗歌中的牧童形象向我们展示了民间畜牧业的普遍性。
    但是到了明清时代,中国人口站稳了1亿的台阶,并在引进的美洲农作物(红薯、马铃薯、玉米)帮助下接连跃过了2亿、3亿、4亿,并在太平天国战争前达到传统农业社会的最高峰4.3亿。随着中国人口空前规模的繁衍,人均占有的土地日益减少,在“寸土无闲”的情况下,在有限的土地上从事畜牧生产将越来越不足以维持基本的食物能量需求,人们必将被迫越来越多地牺牲美味的肉食,逐渐减少畜牧生产的比重,同时增加谷物生产——因为同样面积的种植业可以养活的人口是畜牧业的十倍以上。
    
    中国人口增长
    明清人口爆炸的另一个结果是劳动力过剩,导致部分农户甚至放弃了在农耕中起重要因素的牛的养殖,改由人来犁地。雍正《南汇县志》载:“耕旱田或以牛,或以四齿锄。”宋应星在《天工开物》里一本正经地计算后更是认为,牛力完全可以由人力替代,因为牛吃和占用的一部分转而由饲养时的付出变成了正的收入,一进一出,十分合算,这实在也是令人悲哀的事实。人多地少,两者殊途同归,导致明清以后中国内地种植业一枝独秀,牲畜养殖业显著衰退。
    为什么是猪不是羊
    但是,养猪情况却有所不同。一方面,猪对饲料的要求远远比其他牲畜要简单得多,可以吃人不愿意食用的一些下脚料,如所有的剩菜、糠麸等,临时野放时也可以吃植物的地上部分,甚至可以吃地下部分。人们总会有残羹剩菜,借助于人不能吃的剩余农副产品,一个家庭一年养1-2头猪,也是可以做得到的。
    另一方面,可能比提供肉食更重要的是,养猪可以提供大田所需要的肥料。虽然猪不能像牛那样为大田生产提供动力,但中国很早就废除了土地的休耕制度,牲畜的粪便作为肥料对于恢复土壤的肥力,起到重要作用。清代蒲松龄在《养蚕经》中说道:“岁与一猪,使养之,卖后只取其本,一年积粪二十车,多者按车给价,少者使卖猪赔补。”即一口猪一年能够积肥20车,能够很好地促进粮食增产,“棚中猪多,囷中米多,养猪乃种田之要务”。这正适合明清时期农区发展畜牧业的需要,因此猪的养殖反而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
    
    蒲松龄
    这些养猪的优点偏偏是养羊的劣势。诚然,养羊亦可以与养猪一样提供农业种植所需要的肥料,所谓“羊壅宜于地,猪壅宜于田”,还可以提供猪所无法提供的服装原料。但养羊通常需要较为广阔的牧场,人口稠密的农区却已无荒闲之地可以用于放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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