缠足小史：缠足的前世与今生(2)
http://www.newdu.com 2024/07/07 08:07:20 南方人物周刊 半夏 参加讨论
 1900年，上海上层社会妇女的“三寸金莲” 国运与缠足无关 这种压迫造成的局面，却往往被后来的评判者所忽视，他们只是满足于对缠足本身的简单抨击。 譬如“五四”文学革命的倡导者胡适便曾说：大凡女子缠了脚，不要说这些出兵打仗做书做报的大事情不能去做，就是那些烧茶煮饭缝缝洗洗的小事情也未必人人能做，咳！这岂不是真正的一种废物么？ 梁启超也曾轻蔑地将中国的女性指认为“圆其首而纤其足”的无用之人。他引用孟子“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的话，以为女性自古迄今未尝受过教育，因而也就快要与禽兽无异了。他将这些归结为中国积弱的根源：“女子二万万，全属分利，而无一生利者……故男子以犬马奴隶蓄之。” 由于梁启超是“近代中国最能撼动人心的议论家”，其煽动力极强的文字对读者的影响，是难以忽视的，甚至成为一种标准化的观点。梁氏的议论面世不久，在天津杨柳青齐健隆画店印制的名为《女子自强》的年画里，一位父亲坐在桌子一侧，他纤弱的妻子和一双儿女则在另一侧招手。画中采用了百日维新之后开始流行的白话文旁白：“中国有家眷的男子，大半受累的多，诸位知道这毛病在哪里吗？并不是男子不能赚钱，一男子养着好几口，女子裹了两只小脚，诸事不能用力，坐吃坐穿皆靠着男子，男子怎会不受累呢？”由此得出结论：“中国不强，大病在此。” 将国运踉跄，归咎于女性缠足，这实在是一种病急乱投医的气急败坏，是对女性的另一种精神伤害。 宏大叙事下的批判总是来得容易，而细致入微的认真考察却实在很难。譬如，烧茶煮饭缝缝洗洗之类的小事情，或许缠足女做起来总不如天足女得便，这道理一如穿高跟鞋不如平底鞋舒服。但不便，并不等于不能。 后世有人推断，缠足之所以会获得男权社会的普遍拥护，是因为她们不会在外头到处乱跑，因而可以“防闲”。但明眼人却发现，在儒家的传统训诫书里，根本未曾提到过缠足的道德意义。所谓“防闲”的推论，基本上是罔顾经验现实。因为证据显示，绅士阶层家里的缠足妇女，并不是不可以出门游玩，这无损于她们的道德名声。 因此有人曾经指出，缠足与儒家思想之间的关系，是极其矛盾的。对于女人来说，缠足等于是透过反儒家的手段（毁伤身体）来达到儒家的目标（端庄文雅）。 有意思的是，极力为缠足“辩护”的辜鸿铭也曾说过：“由于生活环境艰苦，中国妇女不得不裹住脚，自我保护，不至于过度劳作。” 不过，辜鸿铭的喜爱缠足，乃是将其当作一种至高无上、不容置疑的理想化女性特质，如同他刻意留起的辫子，都是作为一种表明中国身份的徽章标记。这种“中国身份”，是辜鸿铭有意识的认同，更是一种赌气般的故意，与此类似的，还包括他的支持帝制、反对白话文学以及蓄妾，内中透露出辜氏早年曾经遭到肆意嘲弄而终身难以释怀的心路历程。 美国学者高彦颐则是这样说的：“成为视线的对象，是一种不平等的交换，换来的通常是屈辱的感受。尤其，中国男性知识精英对于身处国际世界的体认，就是体认到自己成为被注视的对象。唯有在先进国家受到当地人群的审视之后，男人的辫子和女人的缠足才变得格外刺眼。因此，毫不令人意外的，第一代动员集体力量反对缠足的本土改革者，总是那些曾经远游海外，或是经常跟外国人打交道的人。” 缠足放足一样痛苦 对缠足的想当然，还包括生理上的漠视和茫然，譬如盛行一时的放脚。 1950年代，香港有两位外科医生曾针对妇女的小脚进行研究，他们的结论是，缠足并不会使足部骨骼断裂，“脚部各块骨骼的形状稍有变化，不过这样的扭曲已足以产生相当的影响”，“就大幅度内折向脚掌的外部四趾而言，其关节已经发展到可以调适其扭曲状态的韧度，即使用力扳扯，也无法拉直。” 也就是说，曾经长期缠足的脚，是不可能恢复原状的，因此，缠足固然痛苦，可放足同样也不轻松。 相对于“蛮婆皆大脚”的太平天国“妇女不准缠足，违者斩首”的严令，谭嗣同等维新派诸人所拟订的《试办不缠足会简明章程》，要人性化得多。其中规定：“凡入会人所生女子，其已经缠足者，如在八岁以下，须一律放解，如在九岁以上不能放解者，须于会籍报明，方准其与会中人婚娶。”甚至1898年成立的湖南不缠足会，对放足妇女还奖给上镌“巾帼英雄”字样的银牌一枚。 但到了1927年，湖北省政务委员会正式公布的《取缔女子缠足条例》则规定，已缠足者15岁以下立即解放，15岁至30岁责令解放。其居心可嘉，其推行力度强悍，但对女性生理的无视却显得相当粗暴。 因此，曾有小脚妇女鼓起勇气拿了一块油炸过的干麻花给政府派来的查脚员看，她说，只要查脚员能将这块麻花解开，回复原来柔软面团形状，她就愿意舍弃裹脚布，将脚放开来。缠足的消逝，原本就不是一个从缠到解的简单过程，根本不可能于旦夕之间完成“旧生活”到“新生活”的转变。况且，这世界上，哪里去找没有丝毫“旧”成分的“新”生活？ 当其时，作为受过传统古典教育的乡绅闺秀，也是上海女学堂8位创办者之一的《女学报》主编薛绍徽，曾用一种含蓄委婉的措辞，指出了缠足对于某些女性的利好：“至若父母之仁爱，无伤于穿耳，岂父母之不慈？闺房行缠之乐，有甚于画眉，非男人之轻薄。”这种站在女性身体立场的表达，在当时是需要一定勇气的。 薛绍徽还提到，妇女能否自强，实际在于诗书学习之类的教育，而缠足不过是个人的琐碎小事。女人缠足与否，和她的人生价值以及家国兴衰，扯不上什么关系。 其实，文化现象，或者如布迪厄（PierreBourdieu）所云“习性”，在维系有意义的日常生活世界时，具有十分强大的力量。习俗的沉淀积累，使得外人眼中难以忍受的恶俗，在当地人的世界里，可能是再自然不过的社会常规。 薛绍徽的观点，也许会让人以为她是一个缠足的拥护者。实际上，薛绍徽历来明确反对缠足：“双钩莲瓣”纵教细小可怜，而几寸“弓弯”诚见蹒跚不进。 据说，在民初厉行放足政策时期，上级官厅要求县级政府按月缴纳一定数额的旧裹脚布，作为绩效考核的依据。许多县长为了应差，只好从坊市购买全新的裹脚布，向缠足妇女交换旧品。这种在放足旗号下提供的免费午餐，果真是非常典型的本土特色。  乾隆年间的春宫图，捏足玩莲 整形或是另一种缠足 实际上，探讨缠足的起源，不应该无视花木兰的传说。如果她是一副缠过的小脚，是根本不可能在战场上冲杀而不被同伴发现的。可是，为什么一提到缠足的源头，人们总喜欢纠缠宫廷和帝王？这是因为，一种风习由宫廷以及权贵人家向民间浸染扩展，一向就是时尚的惯常流向。而文化的吊诡，时有出人逆料，本土之外，也同样有关于小脚的传奇，譬如灰姑娘的故事。 灰姑娘是连中国儿童也耳熟能详的著名童话，但在德国作家雅各布·格林和威廉·格林的原始版本里，故事情节与大众印象颇有出入。譬如当灰姑娘没有血缘关系的姐姐们穿不下王子选妃用的那双鞋时，她们的母亲给了大女儿一把刀，让她切掉脚趾，理由是一旦当上太子妃，就根本不必走路了。二姑娘得到了同样的训导，只是脚趾换成了脚跟。 姑娘们都照做了，如果不是鞋子渗出鲜血而拆穿了大脚的案底，也许她们其中一个已经当上了王妃，灰姑娘根本没有任何机会。灰姑娘的姐姐们不顾身体，对自我进行强制性戕害，与本土女子强做弓弯的缠足，应该有某种共同的社会心理基础。童话世界里的迷幻物语，其实总是现实世界的折射反映。 汉学家费正清曾经指出，缠足“是中国社会各层面之中最少被研究涉及的一个”，其后果之一，是导致海外某些半吊子“汉学家”出于“爱中国癖”，而不愿说研究对象如缠足的“坏话”。 有形的东西总是容易得到清扫，而那些无形的东西，却会因为它的隐性体质，能够经得住时间的淘洗，悄然延续。当年与缠足同受诟病的科举，如今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但通过考试甄选人才的方式，却从未遭到过怀疑，甚而出于环境的适宜性，一种八股腔的幽灵依然存在，并绵延不绝。甚至，不惜本钱执迷于身体重塑的整形者，至今犹多。你可以说，这些行为属于成人的自主选择，与缠足的被动不可同日而语。然而，在这种血淋淋的伤筋动骨背后，未必没有成人社会暗地里的一种压迫。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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