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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诗举要》选、注、评俱精


    “唐诗宋词”这个国人习以为常的并称,是不伦不类的。因为须得两者具有同样的分量,才可以并举,比如李白杜甫并称为李杜,这完全没有问题,然而李商隐虽然也姓李,诗作水平也极高,但分量与老杜不匹配,是以不能与老杜并称。同理,宋词的分量与唐诗不埒,“唐诗宋词”这个并称,未为得体。
    
    《唐宋诗举要》书影(资料图 图源青衫社微信公众平台)
    历代文学能与唐诗并举的,只有宋诗。
    唐宋诗指的是两种艺术风格,两者并不仅以时代为划分界线。宋诗胜在筋骨,唐诗优于风华。宋诗的源头可溯至杜甫、韩愈。宋人将杜甫与唐人对举,叶适《徐斯远文集序》:“庆历、嘉祐以来,天下以杜甫为师,始黜唐人之学,而江西宗派章焉。”
    叶适所谓的唐人之学,是英俊飘逸的诗风,它与杜甫的沉郁顿挫相对:
    四明有狂客,风流贺季真。
    长安一相见,呼我谪仙人。
    昔好杯中物,翻为松下尘。
    金龟换酒处,却忆泪沾巾。
    ——李白《对酒忆贺监》
    以上是李白悼念贺知章的诗。贺知章是李白的知音,李白“谪仙人”这一外号就源出于贺。这首《对酒忆贺监》,一气而下,句无遗义,感情充沛而外露,读来异常动人。这符合李白一贯的风格,也是唐人所喜爱的类型。在唐代,诗名高者都具有英俊飘逸的特征,如王维、王昌龄、李白、白居易、刘禹锡、杜牧,不一而足。相比这些人,作品风格沉郁的杜甫、深婉的李商隐,则显得“举眼风光长寂寞”。
    到了宋代,价值观发生了改变,杜甫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尊崇。王安石学杜,开宋代瘦劲雄直的诗风,其后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翕然宗杜,各有所得而成名。
    早弃人间事,真从地下游。
    邱原无起日,江汉有东流。
    身世从违里,功言取次休。
    不应须礼乐,始作后程仇。
    ——陈师道《南丰先生挽词》
    李白因贺知章的赏识而得名,而陈师道也因曾巩的提携而名重士林。曾巩死后,陈师道作诗哀悼恩师。与《对酒忆贺监》不同,《南丰先生挽词》深沉内敛。此诗首联说曾巩离世,自己恨不得到地下追随先生。次联化用王安石的诗句“曾子文章世无有,水之江汉星之斗”,说曾先生虽然身故,但文章令名将永久流传。第三联说曾巩一生的时光消耗于困顿与顺遂的交织中,他的立功、立言两不朽事业,随着离世而中止。叔孙豹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之说中,立德最高,陈师道这两句诗有弦外之音:曾先生尽管未能立功与立言,却完成了难度最高之业——立德。末联陈师道感慨自己不能像隋代王通的弟子程元和仇璋那样,制礼作乐以光大师门。
    以上所列李白、陈师道的作品,只是唐宋诗的冰山一角,绝不能用以举限唐宋诗。但通过涵咏两作,能明显感受到两者的不同:唐诗是春华,宋诗是秋实;唐诗如少年,宋诗如中年。
    自宋以后,一直以来都存在着唐宋诗孰优孰劣的争议。明代尊唐抑宋,“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降及清代,宋诗重光,尤其是到了晚清民国,执诗坛牛耳的“同光体”诸家:陈三立、郑孝胥、陈宝琛,莫不深受宋人沾溉。
    钱锺书先生的小说《围城》有这样一个片段:
    苏小姐道:“我也是个普通留学生,就不知道近代的旧诗谁算顶好。董(斜川)先生讲点给我们听听。”
    “当然是陈散原第一。这五六百年来,算他最高。我常说唐以后的大诗人,可以用地理名字来概括,叫‘陵谷山原’。三陵:杜少陵(杜甫),王广陵(王令)--知道这个人么?--梅宛陵(梅尧臣)。二谷:李昌谷(李贺),黄山谷(黄庭坚)。四山:李义山(李商隐),王半山(王安石),陈后山(陈师道),元遗山(元好问)。可是只有一原,陈散原(陈三立)。”说时,翘着左手大拇指。
    董斜川“陵谷山原”的合理性,固是没有必要去深究。若要论及唐以后水平高的诗人,还可加上一个方虚谷,即宋末元初的方回。但董斜川论诗推举陈三立、尊仰宋人,却是晚清民国推尊宋诗这一风气在小说里的投射。
    唐宋诗不是非彼即此的两体,它们互相因依,人各依性情去涵咏即可,遇诗必分唐界宋,尊此黜彼,都很无谓。但不可以不注意的是,明代尊唐抑宋,明诗几无足道,而晚清兼尊宋人,却缔造了诗国最后的灿烂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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