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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学的当代困境(3)


    考证之窘,学术之困
    从内部观察,失去自信或是因为红学界学术生产力的下降。红学家蔡义江介绍,他偶然读到一名研究者论《红楼梦》十二官的文章,此人考证出“官”用于人名自乾隆时期始,但没有展开,反是去阐释十二官各自的名字、角色等细节。
    “这是一个很好的发现,可以有力地反驳那些说《红楼梦》写于康熙雍正年间的观点。但文章那样写,像是有一把好武器,却不知怎么用,最后朝天开了一枪。”出于纳闷,蔡义江问了下作者的想法,对方答:“我人微言轻,不敢接触这些论争。”
    “这个观念就不对。就算两个权威辩论,你也可以表态:你支持谁的观点,或者对谁大部分同意哪里不同意,谁有问题但是哪里有道理。这里并不存在你人微不微轻不轻,而是你心里有没有存着学术上的大问题。”蔡义江说。
    他感喟现在的年轻人研究越做越小。为了不出错,老找一些前人没有提到的小问题来做文章,“写文章就是要有自己的发现,写别人没有写过的东西。这么好的发现,你就随随便便用在一篇没人注意的文章里,这不是浪费嘛!”
    对于一门成熟学科,这并不算新鲜问题,但红学因以考证为根本,此种现象格外显眼。红学一词的出现可追溯至光绪年间,但用以指称“用现代学术方法来研究《红楼梦》”,却是要到1921年胡适的《红楼梦考证》。胡适认为蔡元培等对《红楼梦》本事的猜谜方式是歧途,正确的方式是根据可靠版本和材料,确定作者、家世、年代、版本,其自道曰:“我要教人一个思想学问的方法。我要教人疑而后信,考而后信,有充分证据而后信。”
    但考证方法,倚重的除了材料,还有学问功夫。毕竟不是手握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就能负责阐释一切的上世纪50年代,年轻学者望之生怯或曰敬畏之心,也情有可原。更重要的是,版本与作者的材料已多年没有更新,翻来覆去的考证颇有些无米之炊感。而现今的索隐派“卷土重来”,也是因为考证派如今自顾不暇的窘境。
    “现在的很多文章都在炒冷饭,把十年前二十年前的东西拿过来,加点新名词,加点所谓方法的作料,就出来了。这还算好的。有一次我去《红楼梦学刊》办公室,看到桌子上有我一篇文章,再一看作者是别人,已经胆大包天到把别人的文章抄一遍,连小标题都不改就送来发表了。”胡文彬说。
    1979年《红楼梦学刊》第一辑出版时,发行8.5万册,而现在跌至三四千册,这或可看做学界与大众已互不相干,但刊物的文章质量亦不复从前。一位学者认为,《红楼梦学刊》目前1/3的文章是没有达到发表标准的。
    但主编张庆善认为,不可脱离当下学术环境来看红学及学刊存在的问题。“《红楼梦学刊》在上世纪80年代就是教育部认定的重要学术刊物,但它不属于核心期刊,因为定所谓核心期刊的标准是转载率,而《红楼梦学刊》作为专刊,转载率无法跟综合类刊物相比。这不科学,但现在衡量学术的杠杆就是在核心期刊上的文章数量,很多学者要评职称,要面临生活压力,这都是没办法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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