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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恺:为什么梁漱溟是最后的儒家?


    文/彭晓玲
    时至今日,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教授、汉学家艾恺(Guy S.Alitto)仍然认为,1980年夏天与梁漱溟在北京的第一次晤面,是他一生中最为兴奋的时刻。
    那是在梁家位于木樨地附近的楼下,为了艾恺的到访,87岁的梁漱溟清早还专门出去理发,“我研究他十几年,终于有机会握手,实在是太激动了。”8月29日下午,在三联韬奋书店的一场演讲上,如今也是鬓发苍苍的他向上百名年轻读者回忆。
    
    上世纪80年代,来自美国的艾恺(右)在梁漱溟的书房中采访这位东方学者
    在与书店一条马路之隔的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里,百年红楼的馆藏主题仍是“点燃新文化的火炬”和“吹响新时代的号角”。“五四运动西潮东涌的时候,中国的主流思潮都在批评传统文化,只有梁先生辩护,而且他的文化分析还很精彩,有非常独特的眼光,从那时起我就对他十分感兴趣了。”演讲前,刚刚获得第九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的艾恺接受了第一财经的专访。他说,“以前我觉得梁先生是哲学家,现在越来越觉得他就像印度的甘地,只是他的思想在当下不易被人接受。中国年轻的知识分子应该像梁先生一样走出书房,在行动中寻求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
    意外“发现”的梁漱溟
    艾恺的演讲题目叫“谁是梁漱溟”。三联书店总编辑翟德芳解释,自从1953年梁漱溟在政协会议上跟毛泽东就农民、农村问题公开争论后,这位曾经的北大教授、上世纪三十年代乡村建设发起者、新儒家学者,以及国共和谈的重要人物,就长期受到内部批判,在媒体和社会上被“屏蔽”。“梁漱溟的名字,今天读者已经比较熟悉了。但是放在30年前问,可能没有几个人知道。”翟德芳说,特别是六、七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人,对梁漱溟普遍比较陌生。
    正是借助远在大洋彼岸的艾恺所写的《最后的儒家》,以及后来为梁漱溟做的口述实录《这个世界会好吗》,大多数中国人才在近30多年里,了解到梁漱溟晚年的所思所言。
    1964年,艾恺考入芝加哥大学东亚研究专业攻读硕士学位。两年后考入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师从费正清与史华慈,攻读博士学位。
    在哈佛,艾恺看的第一本梁漱溟著作是《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五四时,主流思想都在激进批判中国传统文化。而梁漱溟从小接受西式教育,实际上并没有读孔子,却还在为中国传统文化辩护,我觉得这太有意思了。”此外,士大夫阶层出身的梁漱溟在建国后,因坚持为农民说话并顶撞毛泽东,被其当众怒斥“我看你满身臭气”等经历,都让艾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决定把梁漱溟定作博士论文主题。
    此时大陆正值“文革”,艾恺也不知道梁漱溟是否还活着。为了收集资料,他只好到台湾和香港找梁漱溟的学生,通过他们了解梁漱溟。1973年,也就是尼克松访华后的次年,艾恺作为随行翻译获得一次去北京的宝贵机会。不过,他想见梁漱溟的要求却没有得到许可。他还去积水潭(旧称敬业湖)找梁漱溟父亲的墓碑,只看见石碑已被切成方块。
    “后来我才知道,那时梁先生被限制居住,而且地方很差,房间又黑又窄,当然不许他见我。”艾恺讲着标准普通话,有些无奈地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1979年,艾恺的博士论文取名《最后的儒家》出版,旋即在海外引起高度关注,还获得费正清东方最佳著作奖,并辗转被梁漱溟知晓。
    不久,艾恺突然接到梁漱溟在北大时的一位学生打来的电话。他说,梁漱溟希望作者可以来当面和他讨论。更巧的是,艾恺偶然得知他的一个中国留学生,竟是梁漱溟邻居。艾恺将书寄到北京后,梁漱溟写信邀请艾恺来访问他。
    1980年8月,艾恺终于见到了梁漱溟。10余天里,他带着录音机,每天早上到梁漱溟家里,两人在一张小桌前对坐,三小时之后,艾恺再离开。“这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一位来自美国的历史学者首次亲身访问他的传主。”艾恺评价。
    这次面对面的访谈,让艾恺发现,87岁的梁漱溟思维清晰,《最后的儒家》中有少数事实与梁漱溟的回忆有出入。访谈记录随后被整理结集为《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直到今年8月,还由三联书店出了第三版。
    
    《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美)艾凯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8月
    此后,艾恺又对梁漱溟有多次访谈或闲谈。1980年的北京之行,也让这位意大利裔汉学家对梁漱溟的佩服和尊敬始终洋溢于表,他谦恭地称其为“梁先生”。在天津电视台拍摄的一部纪录片中,他还在山东邹平梁漱溟墓前,以中国传统礼数三拜九叩。
    “当时梁先生和我谈的一些话是关了录音机说的,等我老了会再把它们整理出来,不然以后就没人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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