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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说唱艺人祭祀祖师爷的习俗


    旧时,说唱艺人供的祖师爷是“周庄王”。那时还没有“曲艺”的称谓,只是称为“唱大鼓”或“说相声”以及“变戏法儿”等,这就是进入民国以来所形成的“十样杂耍儿”。清代以来,虽然京城的子弟八角鼓票房演唱之风兴盛,但终究是业余曲艺爱好者的组织,不似江湖“生意门儿”的说唱组织那样有数代相传的行会祖制制约,所以江湖“生意门儿”的艺人每行都有自己的祖师爷,但子弟八角鼓票房的票友们没有祖师爷。
    关于周庄王的传说在江湖艺人中有多种版本。庄王姓姬,名姬佗,公元前696年的东周时即位,在位十五年。
    
    
    周庄王姬佗画像
    
    相传周庄王十分孝顺母后,每天上朝毕,先要回到后宫向母后问安。把当天料理的国事说给母后,一起商议。后来,周庄王的母亲年纪老了,偶尔没精神听庄王讲述国事,有时困倦打盹儿,有时竟睡着了。这使周庄王很为难,既不能停止不讲,也不能把母后叫醒接着讲下去。知道母后想了解细情又没有精神,有些重要国事还要与母后商议处理。怎么才能使母后有精神呢?他想了一个办法,找来一面鼓和一根鼓楗子,每次给母后讲国事时,说上几句就用手中的鼓楗子打几下鼓,讲到关键时还要一边说一边打鼓。这样,周庄王的母后在听儿子讲述国事时就消除了困意。因周庄王始创打鼓叙事的形式,所以唱大鼓的说唱艺人就把周庄王当作祖师爷了。旧时,江湖上的说唱艺人须先将周庄王打鼓之事讲给徒弟,然后再传艺。
    北京艺人都尊称“周庄王”为“大周庄王”,之所以称“大”,是为区别南方外省说唱艺人的行会组织。外省的说唱艺人进京还要拜京中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师,重新再入京城的说唱艺人门户。农历四月十八日是江湖“生意门儿”说唱艺人祖师爷周庄王生日,届时京城说唱艺人都在这天为祖师爷烧香上供,并在一起团拜祭祀祖师爷。
    祭祀大周庄王要如道教设醮般地筹办道场,相传自明代就在崇文门外药王庙中举行,这可能与明初永乐朝把南京的“神乐观(清代乾隆年后称“神乐署”)”迁移北京有关。这座药王庙到民国年间还能演奏明朝传下的祭天神乐,名叫“乐舞生”。这种祭祀“周庄王”的活动通常是不能改变的,偶尔也有个别情况,如主祭者生病或外出以及行会临时不能确立会首时,就在杂耍园子的后台或某位艺人家中举行一个小型的祭祀,这样的“祖师会”称为“私祭”。
    在农历四月十八早上,北京城区的说唱艺人不需任何人通知,都会自动来到药王庙专门供周庄王的配殿前聚会。会首多是善于管理行会公益事业的老前辈,这种来自说唱艺人中的总提调是自然推选的结果。此外,还要有一位演奏艺人或说唱艺人担任大执事,下属的小执事两名也是推选出来的。组织祭祀祖师爷的人员安排是没有门户关系的,同样也没有名角身份关系的积弊,是个很公正廉明的行会监督组织。
    首先,准备各种供品和中午艺人们聚餐所用的酒肉等物,谓之“落做儿”。再由总提调把来参加祭祀的艺人们招呼到庙中的客堂歇息,等候上午九时开始举行的谈公事会议。而在庙中殿堂里的正式祭祀是上午十点开始,如果在杂耍园子的后台或某位艺人家里的私祭则是中午十二点开始。
    庙中祭祀所用供品与其他殿堂基本相同,但在香案上要放一块醒木、一面书鼓和一副檀板、一把折扇、一块白丝绸手绢等艺人们常用的演出乐器和小道具。以上这种形式在民国年间不断简化,在抗日战争时期终止数年。
    这时,客堂中歇息的艺人们在执事人的招呼下,来到殿外院子里站定。总提调把一股大香交给一位辈分最大、名声最高的说唱好角举香,一般总提调不会亲自举香,除非遇到行内有重大事故或推选任免会首时方可举香。民国初年,鼓界大王刘宝全、京韵大鼓名家白云鹏以及三弦演奏名家白凤岩等都曾在药王庙为祭祀周庄王举香。
    举香后,众艺人随举香者下跪,同行三叩首礼。由会首手捧红木托盘,上放大疏下铺表文,其文是一年来行会的工作汇报。由药王庙老道们组织吹奏丝竹曲牌,大执事在院中焚化一份敬神钱粮,会首与举香者率领入殿上香,众人齐聚殿内再次叩拜行礼。至此迎神仪式告终,会首朗读托盘中的表文,装入大疏中立放周庄王神位下方。陪祭道士打三下磬后,众艺人站起身向老道作揖,即下殿到斋堂用饭。
    一般是炒菜面,通常六人一桌,只有举香者和总提调、执事人等为三人一桌。基本是跑大棚的厨子应酬四四到底的席面,有四冷荤:酱肉、松花、小肚、小葱拌豆腐等。四热炒:鱼香肉丝、红烧排骨、扒烧海参、红烧鸡块等。主食是馒头或打卤面,浇头儿是:大虾段打卤或香菇海参、虾仁、玉兰片等打的“三鲜卤”,照例要上猪肉丁干炸酱一小碗儿,供就餐者选用。面码儿有香椿芽、小水萝卜丝、青豆、青蒜等,这是四月正吃的当令菜码儿。此外,每桌另上寿桃或寿字方馒头两盘,白酒或绍兴黄酒各一壶,名曰:金银酒。开饭前,由举香者亲自把一份寿桃、寿面献到周庄王驾前上供。都是把厨子做的馒头、面条供上,并不到庙外特买,然后再回到席上。
    开饭后,众艺人边聊边吃,这时,有二执事人手拿着墨笔、账本向他们“化缘”。照例由财力较大的好角先给钱,据老艺人尹福来回忆,当年刘宝全、白云鹏等人都敬献两块大洋,其他的普通艺人则是十吊、八吊不等,但最少也要出两吊钱。如果有某个艺人实在没有钱,只要向本门长辈说一声,即由门中代出两吊钱。
    饭后,改用果碟、茶食伺候,等到午后三时许由总提调率领,再上殿中参驾。仍行三叩首礼,会首与举香者一同出殿,道士吹奏,随后,艺人们也相随来到院中。会首将托盘中大疏连同一份敬神钱粮焚化,举香者率众行三叩首礼后,即告礼成。
    最后,由执事人把本年祭祀祖师爷的各项收入开支、盈余情况列账公布。账本交给总提调,等次年祖师生日前,由总提调把此账转交给该年度的承办者。
    杂耍园子后台与家庭祭祀周庄王祖师,较庙中简单。一般只在祖师爷驾前供上一碟馒头和一碗面条,或供时令鲜果和鲜花。由杂耍班主或家中主人上三炷香行三叩首礼后,即告礼成。
    清代以来,药王庙的正一派道士们与说唱艺人们是数百年来的合作祭祀,不但替他们供奉周庄王的神位,还代为朔望奉祭。所以,正一派的道士们家中遇到喜庆堂会演唱,以及庙中的酬神堂会都是义务表演,而说唱艺人们占用药王庙举行祖师会活动也不索取任何经费。那时艺人们的心里无处不存在着神圣,对于祖师爷的信仰以及民间的各种俗信极为虔诚,由于与道教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北京的说唱行会称之为“长春会”。
    民国以后,受社会改良风气影响,长春会祭祀祖师爷的形式逐渐简化,依靠神圣统治艺人们的唯心观念也不断改变。加之,祭祀之外的务实思想不断冲击说唱艺人,以致后来为了统一行会,不得不圈定范围,改称“鼓界长春会”。最初由梅花大鼓老艺人王文瑞担任会首,而后因移风易俗,此行会逐步改变为社会文艺团体,把杂耍儿艺人全部吸收,形成曲艺行会组织。民国二十八年(1939)农历四月十八日北京市鼓界长春会依据惯例有关艺人聚集药王庙后殿的西配殿,举行祭祀祖师周庄王的活动,与会者曾合影留念。照片现收藏于北京市艺术研究所。
    1946年,“鼓界长春会”终于除去了旧时代烙印,改称“北平曲艺公益会”。至此,对祖师爷周庄王的神圣崇拜,以及祭祀成了封建迷信活动,祖师会的祭祀也变成了由曲艺理事会来决定一切演出事务了。
    
    
    (原载中国档案出版社《茶余饭后话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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