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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四朝宰相文彦博:天生就是干大事的料(2)


    敢和武将叫板
    文彦博虽是一介书生,但也不乏军事才能,可谓文武全才,元末明初的小说家罗贯中还将他写进了长篇小说《平妖传》中。
    文彦博曾任河东路转运副使,他所管辖的鄜州(鄜音同夫,今陕西富县)与西夏相邻,屡受西夏骚扰。文彦博发现通往鄜州城内的运粮道路迂回绕远,不易行走,而距离最近的一条道路还是唐朝时所修,早已破败不堪,无法通行。于是,他亲自带人修复了这条故道,同时在城里储存了很多粮草。人们都很困惑,不知道他的用意。后来西夏李元昊进攻鄜州,围城10日,看到城内准备充分,只好撤兵而去,数年不敢来犯。此时,人们无不叹服文彦博的深谋远虑。
    庆历七年(1047年),文彦博被召回朝廷,担任枢密副使(相当于国防部副部长)。这一年,农民出身的河北人王则发动起义,攻占了贝州(今河北清河),建国号安阳,称东平郡王。朝廷派大臣明镐领兵镇压,可是贝州城墙极为坚固,易守难攻,宋军打了很久,都未能攻破。仁宗很不满意,感叹说:“这么多执政大臣,竟然没有一人可以为国家分忧!”文彦博于是主动请缨,仁宗高兴地说:“贝字加文为败,卿必擒则矣。”文彦博抵达贝州后,一边指挥官兵猛攻北城,一边派人在南边往城内挖地道。仅仅十几天,地道就挖好了,一支神兵突然出现在贝州城内,王则束手就擒。
    北宋一朝,国境安稳始终是大问题。北方的辽国屡来侵犯。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与辽国签署和平协议后,数十年未起战端,然而军队却年年有增无减,国家财力不堪重负。文彦博认为和平时期国家没有必要保持庞大的军队,提出要淘汰冗兵,节省经费。这个议题立刻遭到了许多人的反对,一位资深老臣说:“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往年朝廷担心灾荒年间会发生灾民暴动,这才在灾区大规模征兵,现在如果执意裁军,恐怕这些被裁减之人会聚为盗贼,危害社会安定,到时候这个罪责你担得起吗?”宋仁宗听了,一时迟疑难决。文彦博昂然地说:“现在国家公私困竭,冗兵是重要原因,如果因为裁撤冗兵而发生变故,甘愿朝廷治我的死罪。”最终仁宗采纳了他的意见,裁减军队达8万多人,减轻了财政压力,事后果然如他预言的那样,没有发生任何变故。
    文武兼修的文彦博成了北宋名副其实的中流砥柱,难怪历任皇帝都极为信任和倚重他,80多岁还舍不得放他回家养老。
    给“包青天”当靠山
    在同僚中,文彦博与以刚正著称的包拯友谊最为深厚,这一方面因为他们是同榜故交,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两人都有正直无私的性格。
    皇祐二年(1050年),文彦博、宋庠为相,包拯则在谏院任职,负责监督执政官员。宋仁宗因为宠幸张贵妃,一次就授予她伯父张尧佐宣徽使、淮康节度使、景灵宫使、同群牧制置使4项要职,朝野上下无不震惊。包拯当即弹劾张尧佐“无功食禄,窃居高位,不知羞耻”,同时批评宰相曲意阿循,使皇上做了“私昵后宫”的错事,这实际上把文彦博、宋庠都捎上了。这件事竟成了后来文彦博被免除宰相之职的导火索,不过文彦博知道包拯素来不肯以私情伤害公义,并未记在心上。
    至和二年(1055年),包拯因保举不当,被降级罚俸,贬到池州(今安徽池州贵池区),心情十分郁闷。这时,文彦博再度为相,包拯便给他写了一首诗,引用西晋爱国将领刘琨“枕戈待旦”之语,表达了想热心报国的心志。文彦博也给包拯回复了一首诗,其中写道:“名高阙里二三子,学继台城百六公。别后愈知昆气大,可能持久在江东?”暗示他,像你这样胸怀大志的人,是不会长期滞留在江东的。果然,在他的举荐下,不久包拯就回到了开封府的大堂。在传统戏曲里,有的说包拯有个大靠山是皇太后,也有的虚构出一个宰相王延龄,其实现实中最真实的靠山正是文彦博。
    包拯嫉恶如仇,文彦博也毫不逊色,只是他没有“包青天”的名头响罢了。康定元年(1040年),时任监察御史的文彦博曾审理了一件大案。那一年,西夏进攻延州(今陕西延安),北宋名将刘平率军与敌在三川口激战,监军黄德和临阵脱逃,致使宋军溃败,刘平身负重伤,力尽被擒。事后,黄德和为了逃脱罪责,以重金收买刘平的部属,诬陷刘平投降敌人,刘平一族200多口遭到逮捕。文彦博奉诏查勘此案,经过一番仔细调查,很快查清了事实真相,得出了“德和退怯当诛,刘平力战而没,宜加恤其子孙”的结论。黄德和在朝中党羽众多,眼见事情将要败露,他连忙四处活动,居然说动朝廷指派其他御史来代替文彦博。文彦博拒不交出案件的审理权,他对接任者说:“朝廷是担心我无法做成判决,才派你来代替。现在我已经做成判决,如果有任何差误,我愿意承担一切责任,同你没有任何关系。”最终,黄德和被腰斩,刘平则被平冤昭雪。
    可以说,正是这种敢于担当的精神,使得文彦博与包拯惺惺相惜,互相引为知己。包拯病故后,文彦博承担起了照顾包拯家属的责任。元祐三年(1088年),年逾八旬、第四次为相的文彦博给当时的皇帝宋哲宗写了封推荐信,这就是后来收在《文潞公集》里的《举包绶》一文。包绶是包拯的次子,包拯死时,他才5岁。长大后,他一直没有得到重用。文彦博在文中说:包绶“能世其家,恬静自守,不苟求进”,希望朝廷予以考虑。哲宗收到上书,授与了包绶濠州(今安徽凤阳)团练判官的职位。
    其实,文彦博对老朋友的缅怀与尽责还远不止于此,据后来出土的《文氏墓志》记载,文彦博还把小女儿嫁给了包绶。两人同朝时,文彦博与包拯曾有“尝愿相与姻缔”的约定,最终文彦博兑现了诺言,与包拯结为了儿女亲家。
    在洛阳办起了“耆英会”
    文彦博爱好十分广泛,善文工书,他和当时的文人多有交往。这种交往十分纯粹,全然脱离了宰相的权杖,著名学者邵雍、程颢兄弟等,与之都如布衣之交。
    元丰五年(1082年),77岁的文彦博以太尉身份留守西都洛阳,那时不少卿大夫退休后都居住在这儿。文彦博很羡慕唐朝白居易的“九老会”,于是着手组建“耆英会”,条件有两个,一是身在洛阳,二是年龄70岁以上。“耆英会”极具号召力,司马光当时不足70岁,也积极要求入会,文彦博特事特办,批准了他的请求。宣徽使王拱宸虽然71岁了,可却留守北京(河北大名府),听说此事后也修书一封,递交了入会申请,文彦博也特批了。“耆英会”排名的原则是“序齿不序官”,就是不论职位高低,而是以年龄为标准。13名会员的“耆英会”就这样组成了,文彦博专门弄了一个耆英堂,命闽人郑奂把入会者的画像绘在其间。第一次聚会在最年长的富弼家的花园进行,此后轮流坐庄。从此在洛阳城经常会看到一群“须眉皓白,衣冠甚伟”的老头儿,出没于名园古刹、水竹林亭之中,赚足了人们的目光,“每宴集,都人随观之”,他们本身,就成为洛阳城中一道别致的风景线。
    “耆英会”让文彦博乐在其中,78岁那年,他得知中散大夫程珦、朝议大夫司马旦、司封郎中席汝言都与自己同龄,还专门举办了同甲会,并赋诗说:“四人三百十二岁,况是同生丙午年……清谭亹亹(音同伟,形容缓慢流动,无止无休)风盈席,素发飘飘雪满肩。”
    文彦博的著述十分丰富,曾写有《大飨明堂纪要》二卷、《药准》一卷,可惜都已失传,现在留有《文潞公集》40卷,收入《山右丛书》中。与诗文相比,他的书法更为有名,存世书迹有《祠部帖》《三帖卷》《得报帖》等,行书《三札卷》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书法大家黄庭坚认为“潞公书极似苏灵芝公”“笔执清劲,真不愧古人!”苏灵芝是唐朝与颜真卿齐名的大师,其书法以遒劲著称,足见文彦博书法的精妙。
    绍圣四年(1097年),文彦博无疾而终,享年92岁。在充满着险恶与沉浮的官场,这是一个让人惊异的年龄,宋神宗也曾提出过这样的疑问,问文彦博说:“你有养生之道吗?”他的回答是:“无他。臣但能任意自适,不以外物伤和气,不敢做过当事,恰好即止。”“任意自适,恰好即止”,八个字道出了他长寿的秘诀。
    《宋史》评价文彦博:“公忠直亮,临事果断,皆有大臣之风。”一个“大”字,既是对他一生成就的概括,更是对他胸襟与修为的最好褒奖。毕竟,衡量一个人伟大与否,并不在于他的职位有多高,而在于他为我们留下了多少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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