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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齐勇谈现代三圣:梁漱溟、熊十力与马一浮(3)


    三先生的学术
    1、梁先生的“理性”
    梁先生的代表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1年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梁先生的主要看法是:西方、中国、印度是世界上三种不同类型的文化,各奉行不同的哲学。就人生的态度而言,西方文化是向前追求的文化,所面对的是人与物的关系;中国文化是调和、持中、郑重的文化,所面对的是人与人的关系;印度(佛教)文化是转身向后去的文化,所面对的是人对自己本身,即心与身的关系。他的这些概括当然是比较简单化的,但在当时,从文化比较类型学出发来考虑问题,也很了不起。他主张“世界文化三期重现说”:西方文化是解决生存的前提与条件问题的,是第一期;中国孔子的文化是人心即精神生活的,是第二期;印度佛学是超越的宗教境界的,是第三期。在他看来,中西之别在一定意义上是内与外、玄学与科学、义与利、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理性与理智的区别。他认为,促使西方人向外逐求的是意欲,是物质利益;促使中国人向内聚敛的是道德,是义。他说,未来中国文化,很可能是孔子儒家文化的复兴。
    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就是理性。中国传统文化彻头彻尾就是理性的发挥。正因为中国民族与文化植根于理性基础上,理性力量特别深厚,所以,虽然在历史上辗转变迁,此刻,遭遇这种西方风雨的摧残,它依然深藏在民族文化与灵魂的深处。中国文化与民族之所以有如此顽强坚韧的精神力量,得之于理性。中国民族在外族的武力征服面前没有屈服,而最后反而不断地同化各个民族,使其国土日广,民众日丰,并不是靠武力,而是靠理性。在这种意义上,理性就是中国的风俗教化、伦理精神等。而且,梁漱溟根据这一认识,发表了他对中国民族文化的前途和未来的预见。他相信,“只要人类存在,中国人的精神即可存在;因为人类从来即由于此(理性),中国人能把握住这个(理性),当然可以站得住。”中国文化的理性精神实质也就是人类的共同精神,只不过是中国人认识得早,而西方人认识得较晚罢了。
    梁先生把理性视为一种心思作用、情感、认知的方式、行为的方向、人的本质、生命努力奋斗的目标等等。理性是人们的一种平静通达的心理状态。在梁先生心目中,就今天世界范围内的文化而言,真正体现人类理性精神的,只能是代表中国文化的儒家道德哲学。理性就是一种向上心,一种不断求取、奋进、超越的精神。向上之心,即中国民族生命赖以开拓的一种精神。总之,与西方启蒙时代以降的工具理性、科技理性不同,梁先生的理性是价值理性、生命理性。他讲的理性,其实是中国文化精神。
    2、马先生的“性德”
    马先生以本体言心,此心即性、亦即天、亦即命、亦即理、亦即性德或德性。他有一套天、命、心、性、理、事物相互贯通的看法。马先生指出:“德是自性所具之实理,道即人伦日常所当行。德是人人本有之良知,道即人人共有之大路,人自不知不行耳。知德即是知道,由道即是率性,成德即是成性,行道即是由仁为仁。德即是性,故曰性德,亦曰德性。”他认为,性德就是仁体,就是善。就超越面而言是“天”、“帝”,但性外无天,人外无帝,是内在具足的心体和性体。
    马先生的工夫论,亦是佛儒之辩证综合。其纲领是《复性书院学规》中论述的四条:(一)主敬为涵养之要;(二)穷理为致知之要;(三)博文为立事之要;(四)笃行为进德之要。
    他的六艺论与道德理想主义的文化哲学观不仅从中国出发,而且从整个人类出发,从真善美的价值追求出发,从人的精神世界的安立和多维发展出发,仍然是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的。他把六艺之教的重点落实在六艺之人的培育上,这对现代人素养的提升和宇宙伦理的关怀都有借鉴意义。马一浮先生的最高成就是诗,尤其是他的哲理诗。他是本世纪中国最大的诗人哲学家。他的诗被方东美、徐复观称赞为“醇而雅”、“意味深纯”。
    马先生一生读书刻书,嗜书如命。苏曼殊说他“无书不读”,丰子恺说他“把《四库全书》都看完了”,朱惠清说他是“近代中国的读书种子”。然而,他却有他独特的书观:“吾生非我有,更何有于书。收之似留惑,此惑与生俱。书亡惑亦尽,今乃人无余。”
    书籍、文字、语言乃至思辨,不仅不能代替而且很可能肢解、拘束生命与生活。圣人语默,不在言语文字上纠缠。因此,他常说要走出哲学家的理论窠臼。诗能空、能舍,而后能深、能实,把宇宙生命中的一切理、一切事的最深意义、最高境界,呈露出来。
    3、熊先生的“本心”
    熊十力思想的发展轨迹,大体上是:早年批判六经,认为六经是拥护帝制之书;中年趋向佛法一途,直从大乘有宗唯识论入手,不久舍弃有宗,深研大乘空宗,投契甚深,久之又不敢以观空之学为归宿;后仍返求诸己,通过自己的人生体验,契合于儒家《周易》。
    熊十力认为,哲学就是本体论。他所穷究的“玄学的本体论”或“玄学的真理”,与“科学的真理”是根本不同的。“盖哲学之究极诣,在识一本。”
    熊十力主要的哲学观点是:体用不二、心物不二、能质不二、天人不二。他所谓“体”是“本心”,是“心体”、“性体”,即人的生命存在的本体、宇宙万物之本根及其生生不息的源头活水,在一定意义上也是道德的本体和道德的主体。所谓“体用不二”,也就是肯定生命的意义和人生的价值,是为了在物欲横流的世界重新寻找“人生本质”和“宇宙本体”。熊氏认为,吾人与天地万物所同具的仁心本体,内蕴着极大的力量,可以创造出、生化出整个人文世界。他高扬了仁心本体刚健、创生的特质,实际上是以积极的人生态度、生命意识和人本精神去面对世界、创造世界,同时又主张不被人们创造出来的物质世界和人文建制所异化、所遮蔽,以致忘却、沦丧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根蒂。
    熊十力以他的本体论统摄了宇宙论、人生论、知识论、治化论等等。他自诩其《新论》将此融成一片,抓住了穷究宇宙实体的一本性这个核心,从而继承了中国哲学的传统。这一传统,张东荪解释为:“其道德观念即其宇宙见解,其宇宙见解即其本体主张,三者实为一事,不分先后”。他切身体验到革故鼎新和变化日新的氛围。他服膺王船山哲学,将其概括为“尊生以箴寂灭,明有以反空无,主动以起颓废,率性以一情欲”。
    熊十力是我国现代哲学史上最具有原创力、影响力的哲学家,他奠定了现代新儒学思潮的哲学形而上学之基础。他的“体用不二”之论,成为整个当代新儒学思潮“重立大本、重开大用”的滥觞,亦成为这一思潮的基本思想间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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